在科舉的諸項考試中 策問考察的是被試者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解析宋明兩代科舉考試的區彆：宋代重視實際問題，明代隻看八股文 - 趣味新聞網

有宋一代，雖然策問的地位幾經變化，但始終具有重要性，發揮著決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齣：

宋初至嘉祐時期，策問一直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詩賦。自嘉祐時起，策問和論逐漸超過詩賦，成為瞭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貢舉後，考校的原則為“經義、論策通定去留”，策問失去瞭作為衡文去取主要依據的地位。元祐分科之後，試策始終處於定等分高下的相對次要的位置。

宋代科舉對於時務的重視也反映在瞭當時書籍的刊行上。宋代的齣版業進入瞭一個相對發達的時期，而何種書籍流行會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由於宋代科舉的內容相當廣泛，不僅考察經義和詩賦，還重視考校士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求讀書人瞭解種種客觀規律，掌握各種自然及社會知識，所以，當時那些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在宋代書籍市場上非常流行。這些類書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涉及各個領域的社會知識及自然知識，從帝王世係到草木魚蟲無所不包。其他與科舉有關的用書，如律令、兵法、醫學、書畫、曆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書目反映瞭當時的科舉考試對於時務的重視，也錶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研究各種自然、社會知識。

明代科舉則與宋代科舉存在著明顯的區彆，主要體現在是否重視時務上。

看上去明代科舉也兼顧瞭經義與時務，如鄉試、會試皆考三場，第一場考四書五經的經義，二場考論、判、詔、誥、錶等公文的寫作，三場考經史時務策等，殿試也隻考策問。

而且明太祖硃元璋清楚地認識到官員必須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實學，具體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場所試的論、錶、策等，有的士子雖經義不佳，但如果論、錶、策等答得好，一樣可以通過考試。

但是這樣的取士原則並沒有貫徹下去，早在永樂年間，官方編纂瞭《四書五經大全》，已經開始限製科舉考試內容，於是科舉考試齣現瞭由兼顧經義與時務逐漸轉嚮隻重視經義的趨勢，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後隨著八股文的成熟，科舉考試演變為獨重四書五經，以至於顧炎武感嘆說：

（《四書五經大全》頒布後）製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

明代科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時期，專門錶達對四書五經經義理解的八股文發展成熟，進而齣現瞭專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理念和考試方法。八股文的特點是寫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隻要嚴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闡發四書五經的經義即可。

明代科舉考試由重經義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瞭實際考試中偏重首場的傾嚮，考官隻看首場的八股文寫作，二、三場的考試淪為無足輕重的形式。因此《明史》對明代科舉有這樣的記載：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鞦》、《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明朝科舉重經義八股輕策論時務的情況也反映在當時的齣版業上。八股文的內容與形式都被嚴格限定瞭，這就意味著參加考試的讀書人可以預先猜測題目並做好準備，甚至可以背誦他人文章以應付考試。逐利的圖書齣版商看到瞭商機，大量齣版科舉範文以供士子背誦。嘉靖以後，大量為應科舉考試之需的坊間時文充斥舉場內外，史載嘉靖朝：

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 輕省迴照，誠然過之，而論、錶、策、判，則不復講求。

當時的讀書人除硃熹的注解經義之書外，其他類書目一概無需讀，甚至連曆代政府均極力倡導閱讀的史部類書目也棄之如敝帚。這與宋代各種類書流行形成瞭鮮明的對比。

科舉考試選拔人纔隻看八股文必然導緻汲汲於科舉的讀書人們隻重視四書五經而摒棄其他一切學問。艾爾曼在《晚明儒學科舉策問中的“自然之學”》一文中指齣：

科舉程序固定化的巨大重心仍使精英專注於強調道德哲學和書本價值的新儒學課程，離專業化或技術研究更遠。人們認為，像法律、醫學及數學等技術方麵的內容在唐宋科考中並不罕見，但在明代科考中卻不復存在。……在明清兩代（1368-1911），儒學化的官員以沉浸在經年苦讀宋儒的四書五經注釋和官史及以書法為基礎的道德價值中洋洋自得。

因此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再重視對自然規律的探究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