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劇照人們對三國的認知 大多來自《三國演義》。在小說裏 孫權固守江東52年，獨霸一方卻最晚稱帝，都是為瞭完成孫策的遺言 - 趣味新聞網

孫權劇照

人們對三國的認知，大多來自《三國演義》。在小說裏，作者給孫權集團的評語是占瞭“地利”的便宜。

這句評語的確不假，但東吳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得益於一種不健康的“人和”，這種病態式的“人和”，之後也成為西晉的噩夢，最終還是被逼齣瞭曆史舞台。

先說“地利”， 在《三國誌・吳書・孫破虜討逆傳》中有載，孫策在臨終前的遺言是：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孫策的一句遺言看穿瞭三國走勢，也成為東吳的生存法寶。在遺言中最為關鍵的信息，隻有四個字，就是“三江之固” 。那麼孫策所說的“三江之固”，到底占據著怎樣的“地利”之勢呢？

我們先來看孫策死時，東吳的地盤到底有多大？據《三國誌・吳書・吳主傳》記載，此時的江東主要是指：“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還要算上廬江。

說白瞭，東吳占據的江東，實際僅有東漢揚州刺史部的一大半。在《三國演義》中，作者說江東有“六郡八十一州”，“六郡”沒錯，不過八十一州在州與縣的概念上存有爭議。

三國時代，地理位置劃分一般以中原為中心，長江以內為裏，長江以外稱錶，因此，長江下遊從柴桑到建業這一段，呈東北走勢的地區，被稱為江東，也叫江錶。

具體來看，江東位於揚州，包括今天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長江以南一帶。孫策死時，在東吳所控製的地域裏，北臨長江的是丹陽郡和吳郡，對應的江段是“揚子江”部分。

揚子江的“地利”在於軍事之利，北方的軍事力量要想攻擊東吳，隻能從揚子江渡江，而這一段並不適宜渡江作戰，江麵寬達80公裏，被發現的幾率幾乎是百分百。

除瞭北部的揚子江，西部則是大彆山、幕阜山、九嶺山、羅霄山，東南則是一道天然屏障--大海。

因此，孫權的部將董襲說：“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這是東吳在軍事上占據地理優勢的自信之處。

但是，當時北部的吳郡等地，還是蠻荒之地，農業經濟並不發達。不過西部的鄱陽湖平原到東部的太湖平原這一帶，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盛産水稻，麵積達到瞭五萬平方公裏，有著“魚米之鄉”的美稱，形成瞭相對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

這是東吳在經濟上的“地利”，周瑜曾形容江東為：“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就連諸葛亮也認為江東“國險而民附”。

所以，孫策的遺言明確揭示瞭東吳集團之後的發展戰略，即守地利以待變，不直接加入天下爭霸賽，依靠“地利”取守勢，靜觀中原逐鹿的博弈之勢，不斷轉變自己的地緣政策，從而取得利益最大化。

孫權根據孫策的戰略原則，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確實是不斷地轉變對外政策，一會兒與劉備聯盟，一會兒又倒嚮曹操集團。而且當曹丕和劉備相繼稱帝後，他也不著急追求“皇帝”的虛名，甚至還嚮曹魏稱臣，但在原則上，東吳則一直維持著一個獨立的王國。

直到東吳實力遠超蜀漢，在建安228年擊敗曹休後，229年孫權纔稱帝建國。孫權之所以如此隱忍，就是為瞭忠實地執行孫策的戰略方針。

但是話又說迴來，單靠地理優勢，也不足以抵禦強敵。 於是，孫策還給孫權留有另一段遺言， 並非是《三國演義》中“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不決問張昭。”，這句話沒有史料記載。

在《三國誌・吳書》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這段遺言，我們隻看後半段話，意思就是讓孫權大量啓用棟梁之纔，以保江東，這是孫策認為弟弟孫權的優勢之處。那麼，孫權在統治東吳方麵具體有哪些政治優勢呢？

東吳的政治統治是建立在兩大集團的相互博弈和平衡基礎之上的，這兩大集團就是“三吳豪門”和“北來集團”。

“三吳豪門”指的是 吳郡的四大姓，即顧、陸、硃、張；和會稽的四大姓，即虞、魏、孔、謝；以及後起的吳興郡，周、瀋兩大姓等。其主要代錶人物有：陸遜、虞翻、顧雍、硃桓、張溫、周魴等。

孫權初掌政權時，《三國誌・吳書》中記載：“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這段話中的“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的就是 原吳郡和會稽郡的地方豪族。

有趣的是，東吳政權的建立者孫氏傢族並不是豪門齣身，他們怎麼將三吳豪門收歸門下呢？答案也不復雜，東漢末世大亂，靠的是拳頭，齣拳的人就是孫策。

孫策劇照

孫氏真正起傢，靠的是孫策領著一群來自北方的“狼”殺迴自己的祖籍地吳郡，用武力徵服瞭“三吳豪門”，從他們手中搶到瞭江東的統治權。

那麼這群從北方來的“不速之客”就是“北來集團”，主要代錶人物有大名鼎鼎的周瑜、魯肅、諸葛瑾、呂濛、程普、張昭、張��等。

孫策統治瞭江東，也因此而被暗殺身亡，刺殺他的就是吳郡太守許貢的三個門客，可見，當時的矛盾相當尖銳。

有瞭孫策之死的教訓，孫權執政後，為瞭緩和與江東舊有豪門的矛盾，故而采取瞭閤作共贏的基本政策。所謂的“閤作共贏”，其實就是讓這些本地豪門處於半自治的狀態，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足夠獨立的權力和利益，簡言之，就是形成高度自給的經濟形態， 也就是東吳所采取的奉邑製度。

這樣一來，“三吳豪門”與“北來集團”在政治上也實現瞭平衡，這種平衡一直伴隨東吳政權的全過程，也就是開篇所說的病態的“人和”。

為什麼說是病態的“人和”呢 ？在三國時代，曹魏、蜀漢與東吳所采取的政策是不一樣的。東漢選拔人纔的標準，主要看道德品行，這是很主觀的標準，卻成為漢代蔡舉製選拔人纔的重要標準，因此而培育齣瞭豪門世傢。

到東漢晚期，這些豪門世傢實現瞭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三重資源的壟斷。這也就意味著東漢的統治體係即將崩盤，在“黨錮”和“黃巾”這一內一外的兩個打擊之下，東漢進入瞭分裂割據的末世。

鑒於東漢分裂的教訓，所以曹操和諸葛亮走的都是法傢的治國之路，目的就是為瞭矯正東漢的弊病，其政治取嚮都是“抑豪強，重實纔”。

而東吳的政策，從上述的描述中可見，則是延續瞭東漢的政治形態，沒有打破舊有的政治秩序和勢力格局，而是繼續豪門著姓、世傢政治的形態，也因此，有學者說江東纔是“最後”的東漢。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東吳所采用的政策並不符閤時代發展潮流。曹魏建立之後，曹丕重走“經學”之路，曹魏的世傢政治再次迴流。盡管曹丕在用人方麵開創瞭“九品中正製”，但依舊沒有擺脫以門第齣身、傢庭財産及地位等進行審定人纔的標準。

這種“高門”政治一直影響瞭之後的兩晉南北朝四百年的曆史，直到隋唐齣現瞭科舉製之後，纔逐漸改變瞭人纔選拔製度。因此說，東吳的“人和”充斥著一種病態。

從孫氏政權與“三吳集團”的關係來看，他們談不上什麼唇齒相依，因此，孫氏政權所能依靠的也隻有“北來集團”，這也正是“北來集團”成員在三國曆史上大放異彩的原因所在。

既然談不上唇齒相依，也就意味著，孫權在經濟上基本得不到“三吳集團”的支持，那以孫權為首的“北來集團”如何解決經濟上的睏境呢？有兩個辦法，其一，就是屯田，其二就是盜墓。

因此，孫策在臨終時，說孫權有能力保住江東，但與此同時，孫策前半段遺言也指齣瞭孫權的弊端，就是“與天下爭衡”，孫權遠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和父親。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孫權在接管東吳後，雖嚴格執行瞭孫策的遺言，不僅保住瞭江東，還擴大瞭地盤，但說到以圖天下，他最終還是死在瞭哥哥的遺言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