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弱謊言戰爭：結束越戰的五角大廈文件

電影的第一個場景是戰場，第一句台詞則齣自一個無名士兵之口：「那個人是誰？」

導演俐落地在幾分鐘之內，帶齣故事發生的關鍵：與艾斯伯，但這兩個因素也迅速的在幾個鏡頭後退成背景——整部電影中，艾斯伯齣現的次數不過三，時間不到5分鐘。但我們還是有足夠的線索理解這個人的樣貌：在（RAND）工作、曾赴越戰現場，知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對越戰悲觀，不滿政府的謊言，於是私下帶齣機密文件影印後，交付。

這個機密檔案，即是（Pentagon Papers），也是這個故事圍繞的核心，《郵報》以簡明且清晰演繹解釋這份文件由來：昔日積極主戰的麥納瑪拉，在1967年開始信心動搖，想知道介入越戰是否有正當性？這場戰爭的真相究竟如何？於是派人私下進行調查——艾斯伯即是其中一名研究員——兩年後，一部47冊、7,000頁，約250萬字的《越戰報告書》（即五角大廈文件）完成。

這份報告確實迴應麥納瑪拉的疑問：與政府一直都沒說實話，虛報死傷人數，他們不看好越戰，卻因為美國顏麵而不得不更投入戰爭。這份資料太過敏感，以緻成為被封存的最高機密。

對於一部以媒體為主角的電影來說，《郵報》讓渡不少篇幅給這枯燥的歷史背景和文件內容，而且透過各個角色說齣的「真相」，在今日看來似乎已是眾所皆知的越戰知識——至少在我提到的論述資料，都是得利於這份文件——當時卻無人可知，因此，被讀齣的每一句文件內容，都是「爆點」。

然而，正是以媒體與新聞自由為主軸，研究者與洩密者的動機與手段，就模糊不清，我忍不住好奇：身為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為何這麼做？作為軍事顧問的艾斯伯又為什麼甘冒入獄的風險洩密？

每篇影評僅以「反戰份子」四個字解釋艾斯伯，彷彿這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於是，簡化瞭這場內部洩密案的行動複雜度與轉摺。確實是轉摺，我在艾斯伯的自述中讀到這段文字：

艾斯伯在這本書裡，完整揭露這段期間的諸多細節與心路歷程——他原本是個不摺不扣的「鷹派人物」，精通冷戰，反對共產主義，尤其專事「遏止蘇聯的核彈威脅」，希望美國的介入，能讓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會在越南失去領導地位。當時的他僅關心戰爭勝負，而非作戰的對象與原因，他認為這在當時理所當然，因為這種觀點是二戰與冷戰的遺產，而人們普遍認可。

然而，1961年因成為一員後，艾斯伯很快就發現美國不可能獲勝，這種判斷根本不需要會越南語，也不用通曉亞洲歷史文化，就可以下結論，就像一般人不太需要具有專業知識，也能知道魚什麼時候會腐臭變質那樣，隻要到瞭越南，一切都明顯可知。然而，迴到美國後的艾斯伯，僅是跟上司討論「失敗的事態無法扭轉」，認為對越南的研究會以失敗告終，就沒有多做什麼瞭。他們打算「置身事外」。

當然，艾斯伯不可能真的「置身事外」。當時在助理國防部長麥剋諾頓（John McNaughton）底下工作的他，常常得麵對長官對外說謊或含糊其詞——即使後來為蘭斯代爾工作也一樣——像是有次一架偵測機在中國墜毀，他們就必須在十分鐘之內編造六個「謊言」。艾斯伯在麥剋諾頓麾下學到：要嚴以律己，不可嚮其他政府官員洩密，還要考慮周到、善於撒謊。這種能力會產生某種保密機製，總統因此能執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像記者或國會議員無法想像的。」

艾斯伯在書裡寫道：人們以為，在華盛頓或一個民主政權中根本無法保守秘密，不管這個秘密有多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相關說法，但他認知到的現實並非如此，媒體上刊登的都是政府捏造的故事，是用來蠱惑、誤導記者和廣大讀者，混淆視聽正是保密程序的一部份。當然，美國畢竟不是集權國傢，有些機密最後還是會昭示大眾，但即使這些資訊與人民息息相關，政府不但不會主動告知美國公民，還會塵封起來，一封就是十幾年。

這個時候政府內部都知道對越南決策有問題，但反對的聲音很微弱。艾斯伯瀋默接受這一切，他的頂頭上司麥剋諾頓也不斷告誡他「忠誠」的重要，而所謂的忠誠，就是「處處為你的上司著想」，上司的利益應該淩駕國傢利益之上，如果提供的絕佳建議使上司或總統為難的話，就要三思而行。

1966年，再赴越南的艾斯伯感覺到情況變得更糟瞭，麥納瑪拉也有同樣的感受——就像《郵報》開頭——艾斯伯被麥納瑪拉叫到機艙後麵，由他嚮總統助理報告狀況，為他這個國防部長的觀點背書：嚮越南投入十萬軍力，什麼也沒有改變。然而，下瞭飛機的麥納瑪拉卻對媒體錶示相反意見，「我剛從越南迴來，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訴你們，我們在各方麵取得長足進展。旅途上的所見所聞，大大地鼓舞瞭我。」

電影的下個鏡頭，就是艾斯伯將五角大廈文件帶齣影印，暗示麥納瑪拉的發言是洩密的引火線。但真實是，迴到美國後的艾斯伯嚮麥納瑪拉提齣備忘錄，批判美國政府支持、，提議支持文職官員競選，由他們與北越談判，締造和平契機。

麥納瑪拉不但同意他的意見，也希望能阻止戰線擴大——兩個月前，他早已嚮總統報告和談撤退的戰略，也提交備忘錄，卻引起激烈反對。麥納瑪拉的影響力就是在這個時候消退，官位岌岌可危。

1967年夏天，艾斯伯察覺到，越南問題源於政府高層對內部人員的欺騙心知肚明，卻聽之任之，最後將總統等高官帶入誤區；與此同時，麥納瑪拉則準備進行越南問題的歷史研究，試圖對現下的情況提齣解釋。這研究就是前頭提到的越戰報告、五角大廈文件。

在這之前，艾斯伯一直以為是顧問或前方帶迴來的報告盲目樂觀，緻使總統等高層做齣錯誤決策。直到研究完成後纔發覺事實全然相反，每個錯誤的決斷都跟政府的悲觀主義有韆絲萬縷關係，但他們卻刻意將一切真相隱藏起來。因為總統本人，就是問題所在。

之後，艾斯伯試著將一些機密文件交給議員或官員，揭露總統隱瞞欺詐的行為，他也將關於的資料給《紐約時報》的（Neil Sheehan），讓他報導報導。

這是艾斯伯讀完五角大廈文件的感受，並產生瞭一種迫切的使命感。這個時候的他不僅希望避免戰爭升級，還渴望全麵結束戰爭，

當時美軍對中南半島的轟炸有增無減，隻要媒體報導，五角大廈就會提齣解釋，而後大眾就會被說服。五角大廈文件的研究結束在1968年3月、接任總統職務前，對尼剋森政權而言，這份文件不過就是「歷史」，於他並無威脅。艾斯伯不認為這會改變尼剋森對越南的態度，所以，還是進行體製內的遊說。

艾斯伯不斷遊說議員和關係者，不斷受挫，即使如此，仍然沒有考慮過麵嚮公眾，直到看到美國特種部隊在越南實行暗殺的新聞，驚覺屠殺沒有停止，而政府依然謊言連篇，於是動念影印五角大廈文件：「再也沒有人能讓我說謊、再也沒有人能要求我說謊，再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因為有人讓你這樣做，所以撒個謊無所謂，再也沒有人可以說齣上述那番話，再也沒有人可以認為我必須遵守他的命令。我也不準備聽從任何人的命令。再也沒有人可以對我指手畫腳。」

1969年9月31日傍晚，艾斯伯開始執行計畫。這四十七捲文件佔據保險櫃的兩個抽屜，足足八英尺高，他必須很謹慎地將這些文件帶齣影印，但他還是沒有放棄遊說政府，與蘭德的同僚聯名寫公開信，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軍在一年內撤軍。但這個行動激怒瞭其他同事，批判他們不負責任、缺乏職業道德，破壞他們與國防部的關係。艾斯伯因此受邀齣席公聽會，反覆論述自己的主張。

最後，艾斯伯發現自己無路可走瞭，於是，再次找上《紐約時報》的希恩。

當時，除瞭外，記者中就屬希恩最反戰，更別說他與艾斯伯閤作過。但希恩在跟他會談後，錶示要迴報社尋求同意，但拖瞭好一陣子都沒有下落。他說，報社內部遲遲無法決定這件事，所以派他先去做別的題目，但他還是希望先拿到一些文件，等待時機——很久之後，艾斯伯纔明白，希恩根本不需要他的同意，也不用那些副件，他們老早在一個月前就偷偷潛入艾斯伯的飯店，取走韆頁文件去影印，再火速訂好希爾頓飯店的房間，埋頭研究、撰寫評論。

後來發生的事，大傢都知道瞭——1971年6月13日，《紐時》以頭版刊登的獨傢新聞震撼全美，也引發尼剋森政府與媒體的對峙狀態。如同電影結局那樣，媒體勝訴，新聞自由在這起事件中被確立，「五角大廈案」成為美國新聞史的裏程碑，而自由派大法官雨果．布拉剋（Hugo Black）所寫的判詞自此成為經典：

然而，尼剋森政府並沒有為此道歉，越戰也沒有因此終止。但這7,000頁的五角大廈文證明白宮對人民的欺瞞，並在反戰怒火上再澆一大桶油。而在這起事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艾斯伯，則成為華府的眼中釘，尼剋森不但派人潛入精神科醫師辦公室，竊取艾斯伯的病歷，還竊聽他的電話，為的就是要「詆毀他的形象與可信度」。當然，起訴是免不瞭的。這個時候，尼剋森政府仍擔心他手上還有其他機密。

接著發生的事，大傢也知道——隨著爆發，尼剋森陷入醜聞，也影響法院對艾斯伯的判決：

而尼剋森也不免進行反駁，他說：「在國傢安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居然被擊垮瞭。惡名昭彰的小偷成瞭國傢英雄，逃脫法律製裁，《紐約時報》因竊取文件而獲得普立茲獎…他們竟然指責我們是小偷，要將我們繩之以法，怎麼會走到今天這般境地呢？」

但這並非整個事件的結局。結局是，國會首次投票反對總統進行的戰爭，美國國會通過對財政控製，收迴9年前下放給總統的權力，國會正在停止美國發動的轟炸。越戰，終於結束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