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元年（1851） 太平軍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 曾國藩為何總與江西官場的高層官員過不去？ - 趣味新聞網

鹹豐元年（1851），太平軍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烽火很快席捲江南半壁。此時，曾國藩及由他組織和率領的湘軍趁勢而起，於鹹豐四年（1854）走齣湖南，與太平軍鏖戰於湖北、江西、安徽等廣大地區，逐漸成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力軍。與八旗、綠營等清廷正規軍不同，湘軍屬於臨時性質的團練，士兵由自己招募，糧餉等後勤補給由自己籌措。離開傢鄉以後， 由於缺乏地方政府強有力的支持，缺糧、欠餉一度成為湘軍的生存常態，這讓作為統帥的曾國藩十分頭疼 ，常常即便是其百般騰挪也難以解決。所以，為瞭湘軍的生存，作為理學大儒的曾國藩有時也不得不放下身段， 顧不上個人私交，不惜與當地官場撕破臉皮，全麵“開戰”。 這其中，尤以其與江西官場的三次衝突最為突齣。

一

第一次衝突 發生在鹹豐五年（1855）。當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嚮清廷上瞭一道措辭辛辣的奏摺：《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列舉瞭“粉飾欺上”、“保舉不公”、“顛倒黑白”等幾大罪狀， 嚴厲參劾江西時任巡撫陳啓邁以及時任按察使惲光宸。 此摺一上，對於江西官場，無疑是平地一聲驚雷。當時，曾國藩的身份不過是一名無地方行政實權的在籍侍郎，其統率的 湘軍自鹹豐四年進入江西作戰以來，雖為當地頂住瞭巨大壓力，但依然不過是孤懸客居的“客軍”，籌糧籌餉無不仰仗於當地政府的支持。 然而，這一次“客人”竟要參劾“主人”，而且一次還要彈劾作為一省“一把手”和“三把手”的兩名大員，這無疑是嚮整個江西官場公開宣戰！這次衝突的 導火索是江西萬載縣的舉人彭壽頤。 彭壽頤本人頗有纔乾，在太平軍來臨之際，也拉起一支團練，但鄉民彭纔三不想捐資入團，不僅將團練攪散，還誣陷彭壽頤可能謀逆。萬載知縣李�z因收受賄賂而偏袒彭纔三。彭壽頤當然不服，便四處上告。對此，巡撫陳啓邁不但不予糾偏，反而指使按察使惲光宸對彭壽頤嚴加刑訊，試圖坐實彭的“罪行”。沒辦法， 彭壽頤不得不求助於曾國藩，曾本想調彭至軍營效用，藉此拉近與江西本地士紳的關係，這對湘軍的糧餉籌措有著直接的好處，但其多次與陳啓邁麵商，均遭到拒絕。 本來，陳啓邁與曾國藩屬同鄉、同年、同官翰林，應有著良好的私交，但陳對湘軍不僅不予全力支持，還多方掣肘，動輒以不給餉相要挾，這讓曾國藩極為惱火。於是導火索一旦引燃，“新仇舊恨”便一起爆發。早懷怨憤之心的曾國藩，此時再也忍無可忍，便上瞭這樣一道極冒政治風險的奏摺。由於當時江西的防務主要依靠湘軍，加之曾氏為陳啓邁開列的幾項罪狀令鹹豐皇帝感到十分惱怒，所以該奏摺一上，效果立竿見影――陳啓邁被革職，惲光宸被撤任，均聽候新任巡撫文俊查辦。從此以後，曾國藩便與江西官場結下瞭深深的“梁子”。縱觀曾氏的這篇奏摺， 錶麵上看是曾國藩對陳啓邁為人、為官乖謬荒誕的控訴，但實際上反映的則是湘軍與江西官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深層矛盾。

二

第二次衝突 發生在鹹豐十一年（1861）。當年六月初八日，曾國藩嚮清廷上瞭一道名為《遵查張集馨畏葸並��明張敬修病重片》的奏摺。這份奏摺針對的是作為 江西布政使的張集馨以及作為江西按察使的張敬修 ，這可又是 江西一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 最終的結果是：張集馨被即行革職，張敬修被勒令退休。與鹹豐五年的侍郎相比，此時的曾國藩已是掌握地方實權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因為在一年前，由八旗、綠營主導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以“圍魏救趙”之計攻破，清廷不得不將鎮壓太平軍的希望幾乎全部寄托在湘軍身上，曾國藩也終於得以獲得地方實權。按照職權，江西也是兩江總督的轄地，本係統內有矛盾本可自行解決，何至非得以如此方式公開決裂？就算是奉命而為，以舊時官場官官相護的潛規則，同僚間何以不能代為遮掩？這還得從張集馨本人說起。張集馨，字椒雲，江蘇儀徵人，進士齣身。張一生仕途多舛，曾多次奉清帝特旨簡放，又濛多次召對，“聖眷”不可謂不隆。最高統治者對其如此信任，他卻因各種原因多次被人參劾去職，輾轉浮沉中始終未能再進一步。至鹹豐十一年，其已在官場蹉跎瞭整整二十五年。據張本人遺留後世的《道鹹宦海見聞錄》，對於因軍功快速升遷的湘軍軍官，張的內心多有鄙夷和不滿。但客觀地講，作為掌管一省財政的布政使，張集馨對於本省的財政狀況還是心中有數的。據《道鹹宦海見聞錄》載，江西每年的丁漕、厘金以及一切雜款包括在內，總收入為三百五六十萬兩，而部隊軍餉、官員養廉銀以及支付外省的協餉，通共要支齣將近一韆五百萬兩。江西本就不富裕，加之連年戰亂，此時財政狀況的確非常窘迫。凡此種種，曾國藩也並非視而不見，但為瞭維持龐大的軍事開銷，打敗太平軍，他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為大軍保障後勤。鹹豐十年（1860）五月， 曾國藩在江西奏設總辦糧台及牙厘總局，原奏隻是抽收牙厘，但後來將通省的丁漕、牙帖輸稅、鹽餉及鹽商捐輸等全部收入囊中。 這等於是繞開江西藩司衙門，將張集馨和地方財政幾乎架空，而此時的江西巡撫毓科卻柔懦無能，於是作為“二把手”的張集馨便顯得“首當其衝”。據《鬍林翼年譜》記載， 張集馨曾經動議裁撤曾氏設立的牙厘各局 ，並且“日與辦事諸君為忤”。對於張的慢怠與拖延，湘軍上下當然十分不滿。於是，雙方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敏感。鹹豐十一年，清廷要求曾國藩嚴密查訪張集馨在辦理九江通商事宜上的失職問題。曾氏藉機以張集馨“畏葸無能、難資錶率”疏劾革職，並要求體弱多病的按察使張敬修休緻。 錶麵上，曾國藩此次奏參不過是公事公辦，但實質上這是其對久難調和、多有掣肘的江西官場又一次殺雞儆猴式的懲戒。

三

第三次衝突 發生在同治二年（1863）。此時的江西巡撫已經由柔懦無能的毓科變成瞭個性鮮明的 瀋葆楨 。瀋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進士齣身。瀋是名臣林則徐的女婿，本身極有乾纔，也頗得曾國藩的賞識。瀋的政治前途更與曾國藩有著莫大關係： 曾國藩曾調瀋入湘軍並委以重任，後更對其大力保舉，令其升任封疆大吏。 按常理，對一個於自己有著知遇、提攜之恩的“老朋友”、“老領導”，瀋葆楨應該心懷感恩，對湘軍也應給予全力支持。但事實並非如此， 曾、瀋二人的矛盾自瀋葆楨就任江西“一把手”的那天起就開始纍積。 同治元年（1862）， 瀋葆楨以江西本省防軍需要軍餉為由，截留漕摺每月四萬兩，這已經引起瞭曾國藩的不滿。 而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矛盾越積越多、越積越深，至同治二年八月達到“爆點”。這次的導火索，是九江海關道蔡錦青的“自作主張”。同治二年，湘軍江忠義、席寶田兩軍奉命赴援江西。該兩軍戰力較強，在江西雖為“客兵”，卻頗為瀋葆楨所倚重，瀋曾許諾以全部的九江海關洋稅供養二軍。江、席兩軍雖也齣自湖南，但其係齣湖南新寜“楚勇”一脈，與曾氏湘軍有著較大區彆。 江西財力有限，作為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瀋葆楨首要考慮的自然是江西的利益 ，因此也就對直接保護江西本境安全的“楚勇”更加偏愛，也就更加願意支持，而 曾國藩的湘軍，此時自然就要往後靠瞭。 這個決策本是江西官場的一緻默契，然而九江海關道蔡錦青為討好曾國藩卻擅自更改，其準備以“三分之法”，將該關洋稅的三分之二解給江、席，三分之一解給曾國藩，並於同治二年的八月，不經瀋葆楨的批準，將一萬五韆兩稅銀解至曾國藩大營。瀋知道後，勃然大怒，不僅將這個不聽招呼的下屬狠狠訓斥一通，更是發去谘文對曾國藩進行瞭嚴詞質問。後來是曾國藩委麯求全，不僅答應瀋葆楨九江洋稅可盡數解給江、席兩軍，而且已經解來的一萬五韆兩也可以還迴去。但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國藩嚮清廷上《瀋葆楨截留江西牙厘不當仍請由臣照舊經收充餉摺》，極力為自己辯護和爭取，並暗指瀋葆楨做事霸道且不顧大局。該奏摺一上，無疑是將二人的矛盾公諸天下。眼見兩位身係江南安危的重臣要“打架”，清廷不得不趕緊齣麵調停，最終議定江西所徵厘稅由江西省和曾氏大營各提一半，另再撥輪船經費五十萬兩給曾國藩。至此，事情雖告一段落，但瀋葆楨的不念舊恩、不講情麵，讓曾國藩感到極為難堪和惱怒，二人的關係自然也就很難再迴到過去。

以上曾國藩與江西官場的衝突，從錶麵上看，似乎很難理解曾國藩為何總愛與江西官場，特彆是江西官場的高層官員過不去，不惜為自己和湘軍設置難題和埋下隱患，但不管是對於陳啓邁和惲光宸的嚴厲參劾，還是對於張集馨和張敬修的查辦和聲明，還是對於瀋葆楨的據理力爭和指責， 說到底還是雙方在資源分配的深層矛盾無法得到根本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