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29/2022, 2:12:20 AM
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大幅壓減、資本撤離,意味著校外培訓機構的野蠻生長已經得到有效遏製。推進“雙減”政策,下一步需要解決四大問題。一是怎樣讓“營改非”後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為學生提供差異化教育培訓服務;二是怎樣治理轉到地下的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三是如何形成學校教育提質增效的長效機製,有力疏導學生(傢長)的培訓需求;四是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徹底扭轉基礎教育的唯分數論、唯升學論傾嚮,創造每個學生都有人生齣彩機會的教育生態。
學科類培訓機構“營改非”後的規範經營問題
尚存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都要 “營改非” 。這類培訓機構一旦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後,由於資本已經無法逐利,非營利性機構能否規範經營,主要就看政府的指導性定價瞭。
從各地公布的政府指導定價標準看,存在價格過低、機構可能很難正常運營的問題。如海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省教育廳印發的《關於明確我省部分市縣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標準相關事項的通知(徵求意見稿)》規定,海南綫下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班型,分為10人以下、10-35人、35人以上三種類型,基準價分彆為25元/課時人次、7元/課時人次、5元/課時人次。
這一定價標準被網友稱為 “白菜價” 。雖然這一定價體現瞭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公益性要求,但是 從機構經營角度看,按照這一定價標準,機構將很難支付教師薪酬、房租與管理等費用。 如果真執行這樣的政府指導定價,可以預計會齣現兩種走嚮:一是有一批學科類培訓機構選擇退齣;二是機構違規經營,與傢長簽“陰陽閤同”,這會導緻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收費監管措施難以落地。
要求非營利性學科培訓機構按政府指導定價收費,其主要目的是遏製培訓機構的天價收費。製定政府指導定價應符閤基本的市場規律,要根據機構的平均經營成本、市場對培訓的需求、當地的消費水平閤理製定。 低於市場價格的政府指導定價就有不是為瞭遏製天價收費,而是“逼”機構退齣的意圖瞭。
“雙減”意見並沒有要求關停學科類培訓機構,而是嚴禁學科類培訓機構進行資本化運作,過度逐利,並限製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培訓時間。其主要考量是,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是學校教育的補充,隻要其不在學校教育之外“再造一個教育體係”,而是發揮積極的補充作用,就應允許其存在。這是治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應該有的基本認識,不能在推進“雙減”過程中發生治理目標偏移。
怎樣治理轉到地下的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
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大幅減少,與學生傢長的學科培訓需求減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學科類培訓機構減少,是供給減少; 如果需求繼續存在,培訓就可能轉到地下和傢庭。 校外培訓監管部門已經注意到這一情況,並齣台措施治理轉嚮地下、傢庭的隱形、變異培訓。但必須承認,這類培訓的分散性、隱蔽性頗強,存在認定難、查處難、監管難等現實難題,這是接下來監管的重點領域。
根據教育部印發的《關於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隱形或變異的培訓包含:
違反培訓主體有關規定,證照不全的機構或個人,以谘詢、文化傳播、傢政服務、住傢教師、眾籌私教等名義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
違反培訓人員有關規定,不具備教師資格的人員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在職中小學教師違規開展有償補課;
違反培訓時間有關規定,通過“直播變錄播”等方式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
違反培訓地點有關規定,組織異地培訓,在居民樓、酒店、咖啡廳等場所,化整為零在登記場所之外開展“一對一”“一對多”等學科類培訓;
違反培訓內容有關規定,以遊學、研學、夏令營、思維素養、國學素養等名義,或者在科技、體育、文化藝術等非學科類培訓中,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
違反培訓方式有關規定,綫下機構通過即時通訊、網絡會議、直播平台等方式違規開展綫上學科類培訓;
其他違反相關規定的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
明確隱形或變異培訓的類型,為監管那些轉嚮地下、傢庭的培訓提供瞭依據。但是由於其具有分散性、隱蔽性,在具體監管時主要依靠舉報綫索,因此會存在兩大現實問題。
一是鑒於傢長對學科類培訓存在現實需求,依靠傢長舉報來查處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並不現實。要對轉入地下、傢庭的學科類培訓進行有力監管,隻有強化監管力量,實行網格化監管,但即便如此,由於這類學科類培訓在學生傢庭中進行,是很難取證、查處的。對於傢長通過請私教、聘請住傢保姆等方式開展學科培訓,監管部門能管的主要是傢政中介公開推薦住傢教師服務,以及通過網絡發布的聘用私教廣告等。
二是發動居民舉報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會製造居民間的矛盾,産生不良的社會風氣。在推進“雙減”過程中,已經齣現傢長舉報與反舉報的現象,如對學校組織學生考試,有傢長舉報這違反“雙減”規定。從落實“雙減”看,舉報並無問題,可卻有不少傢長站齣來“反舉報”,贊成學校的做法,並邊緣化舉報的傢長。很顯然,如果有居民舉報鄰居請私教,産生的矛盾會更多。
形成學校教育提質增效的長效機製
遏製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野蠻生長之後,如何疏導培訓需求是傢長和社會輿論最關切的問題。 有效的疏導措施之一是學校教育提質增效,盡可能地滿足學生、傢長的教育需求 。這方麵,進行課堂教學改革、加強考試和作業管理、推進課後服務全覆蓋、開展初中晚自習與學科輔導等措施,已在全國各地學校探索、推進,但存在如何構建長效機製的問題以及把校外補課轉為校內補課的質疑。
進行課堂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在於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教師的教育教學自主權。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聯閤印發瞭《關於進一步激發中小學辦學活力的若乾意見》,提齣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權、增強學校辦學內生動力、提升辦學支撐保障能力、健全辦學管理機製四項措施,其中,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權中明確學校在遵循教學基本要求的基礎上,有“五個自主”,包括自主安排教學進度、自主運用教學方式、自主組織研訓活動、自主實施教學評價、自主實施跨學科主題教學。這對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至關重要。
調查顯示,推行“雙減”之後, 各地中小學教師在校時間均延長,教師的負擔和壓力有所增加。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2019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瞭《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乾意見》,提齣要為教師安心、靜心、舒心地從教創造更加良好環境。執行“雙減”要避免齣現增加教師負擔、壓力的走嚮,因為如果教師壓力增大、教育倦怠感增強,將不利於學校教育提質增效。
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的作用關鍵在增加財政投入。 “雙減”扭轉瞭以往減負存在的“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問題,強化瞭學校的教育主陣地作用,這一思路是正確的。但是,強化學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意味著要加強對學校的保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經費保障。筆者測算,要開展高質量的課後服務以及針對部分學生的學科輔導,按2020年全國義務教育在校生1.56億人,每生生均費用3000元計算,如果全部由政府買單,全國的經費投入可能要達到 5000億元 。如果沒有這部分經費保障,課後服務和學科輔導就隻能由教師無償加班提供,或者嚮學生傢長收費。前者不具有可持續性,後者則可能齣現亂收費、增加傢長經濟支齣的問題。由財政支齣保障課後服務和學科輔導的費用,一方麵可組建多元的教師隊伍,並尊重在職教師的自主選擇權利,教育部門和學校也可以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的方式外聘教師,而不是隻依靠學校教師;另一方麵可提高傢長對課後服務、學科輔導的滿意度。
深化教育評價改革
在由教育部門、學校提供的服務中,學科輔導是富有爭議的。2021年12月,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和北京市財政局印發瞭《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綫輔導計劃(試行)》,其中提齣,北京市將搭建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綫輔導管理服務平台,鼓勵中學教師發揮自身教育特長和優勢,提供多種形式的在綫輔導服務,供全市中學學生按需選擇。據介紹,這一教師在綫輔導平台給學生提供一對一實時在綫輔導、一對多實時在綫輔導(互動課堂)、問答中心及微課學習4種輔導方式。[5]北京市把這作為保證“雙減”政策落地的又一重要舉措。這一“雙減”措施被認為是務實之舉,但也引發瞭輿論擔憂。在從嚴監管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之後,校內補課閤法化,傢庭的培訓支齣的負擔會有所減少,但學生的學業負擔並沒有減輕。這一問題需要理性看待。
對於給學生減負應該有閤理的期待。 迴應校外補課變校內補課的質疑,需要直麵現實。治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之後,在教育評價體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的背景下,不能簡單地認為隻要大幅壓減、甚至關停校外培訓機構,學生、傢長的培訓需求就沒瞭。在單一的分數評價體係之下,學生、傢長對學科培訓、學科輔導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 在培訓需求現實存在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公開的渠道滿足學生傢長的需求,這部分需求就會轉到地下。 在從嚴治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之後,要避免學科類培訓轉到地下,就必須由教育部門和學校齣麵,增加這方麵的供給,以滿足學生和傢長的需求。由學校、教育部門為學生提供一定的學科輔導服務,這是麵對現實的選擇。與之前的“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相比,由教育部門、學校滿足學生的學科輔導需求,即使補課、輔導費用由財政買單,減輕瞭傢庭的教育培訓支齣負擔,但是學生的學業負擔、壓力依舊存在,沒有真正減負。
要從根本上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和傢長的焦慮,就必須推進 教育評價改革 。有兩大因素讓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傢長不得不“內捲”。一是單一的分數評價體係使基礎教育競技化,同學之間不得不為名次而競爭;二是教育仍被視為分層的工具,中考時的普職分流就被認為是對學生進行分層,考分低的學生被分層到中職,成為“低人一等”的職校生。這一教育評價體係不改革,學生和傢長也就難以從升學競爭、分層壓力中解放齣來。隻有構建多元評價體係,把職業教育真正建設為與普通教育平等的類型教育,給學生多元成纔的選擇,纔能切實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概而言之, 治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隻是治標,改革教育評價體係纔能治本。 (來源:上海教育評估研究)
本文作者:熊丙奇
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