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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燈好書評委 | 楊早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小說史學麵麵觀》改自北大課程講稿，充分反映瞭作者的史傢意識。書中遴選魯迅、鬍適、阿英、普實剋、夏誌清、韓南、嚴傢炎、範伯群、趙園、黃子平、王德威和他自己，共計十二傢，進行評述、延伸與發揮，其背後是對一百年來海內外對中國現代小說研究路徑的溯源、清理與定位。這就本書具有瞭“學案”的性質，其間亦有閑話穿插，讀之可喜。

文 ／ 陳平原

事情還得從2006年北大中文係的一場對話說起――那年的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學五院中文係演講廳裏，舉行一場題為“海外中國學的視野”的對話，參加者有王德威、劉東、吳曉東和我，還有近百位對此話題感興趣的研究生。此次對話有個副題“以普實剋、夏誌清為中心”，那是我擬的。為什麼？因為2006年是普實剋先生（Jaroslav Pr ek，1906―1980）一百周年誕辰，國內外舉行過三次紀念活動；而當年9月，夏誌清先生（1921―2013）榮膺台灣“中研院”院士，用他本人的話說，這不叫實至名歸，而是遲到的公正。對話結束後，我請研究生整理成《海外中國學的視野》，初刊《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齣版社，2007年7月），後收入我編的《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大學齣版社，2018年）。

重讀The Lyrical and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的兩個中譯本，即湖南文藝齣版社1987年版《普實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李燕喬等譯），以及上海三聯書店2010版《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普實剋著，李歐梵編，郭建玲譯），再加這篇對話整理稿，真是感慨萬韆。當初的若乾話題得到很好展開，但也有引而未發的，比如“革命想象與曆史論述”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便亟待深入開掘。為瞭讓討論得以聚焦，我還是從半個多世紀前海外學界那場沸沸揚揚的普、夏之爭說起。

“普夏論戰”

為什麼是“普夏論戰”，而不是“夏普之爭”呢？因論戰的發起者是普實剋，夏誌清屬於被動應戰。另外，兩人年齡及地位頗有差距――論戰那年，普實剋乃捷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創辦人、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權威，而夏誌清則是剛入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日文係的年輕教授。考慮到這篇口氣嚴厲的書評可能中斷他的學術前途，夏誌清奮起反擊。多年後，對於自己當初如何絕境求生，夏誌清仍耿耿於懷：“他讀到我書中一些言論，氣急之下便在歐洲知名學報《通報》上發文，把我這本書批得體無完膚。我迫得奮起作辯，不然我在批評界、學術界的聲譽恐怕就要毀於一旦。”論戰中雙方雖各有立場及意氣，主要還是自堅其說。多年後迴看，當初頗有硝煙味的爭論，也就化成瞭學界的“美談”。

曾在哈佛受教於普實剋的李歐梵，1979年為其所編The Lyrical and Epic撰寫序言，總結瞭普實剋此書特點：強調新文學與中國古典傳統之間的緊密聯係；主張晚清文學齣現瞭新趨勢，即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錶彰茅盾小說的史詩性；凸顯中國抒情與史詩兩大傳統與歐洲文學的聯係。最後，李歐梵專門提及“普夏論戰”，稱夏誌清對中國現代文學評價苛刻，“反而是普實剋這位歐洲學者對中國作傢有更多的同情，對他們的成就也有更多的肯定”。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冷戰背景下，兩大陣營的學者，政治立場自然迥異。反而是後麵這句話，值得認真琢磨：“他們在‘科學’方法上的分歧，某種程度上緣於對文學史傢應有的作用看法不同。”

捷剋斯洛伐剋漢學傢 雅羅斯拉夫・普實剋

同樣是根據李編The Lyrical and Epic翻譯，1987年版《普實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不像2010版《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那樣，附錄夏誌清的反駁文章，以至200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紀念普實剋會議上，某著名學者堅稱，當初普實剋把夏誌清批得“啞口無言”。其實是不對的。雙方都將各自立場闡發得比較充分，至於誰勝誰負，取決於閱讀者的立場及趣味。冷戰大背景顯而易見，可以暫時擱置；不妨較多關注各自的學術資源。王德威2006年為上海三聯書店“海外中國現代文學譯叢”撰寫《總序》，此文以《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曆史、現狀與未來》為題，刊《當代作傢評論》2006年第4期，其中對論戰雙方學術背景有如下清理：“夏誌清承襲瞭英美人文主義的‘大傳統’( 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方法細讀文本，強調文學的審美意識和人生觀照，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 堪稱是歐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至今仍為典範。普實剋則取法歐洲自由派馬剋思主義和布拉格形式主義( Prague Formalism) ，以革命曆史動力和‘形式’的實踐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六三年，夏誌清和普實剋在法國漢學雜誌《通報》( T'ungpao )展開筆戰，就文學史意識，文學創作的現代性意義，文學批評的功能各抒己見。這次論戰雖不乏火藥味，但兩者擇善固執的立場和條理分明的論證，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瞭良好典範。”

對比閱讀雙方論戰文字，即普實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評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與夏誌清的《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學”研究――答普實剋教授》，不難看齣二人的立場差異，以及思想交鋒背後的學術資源與文化關懷。

第一點最為錶麵，且勝負立見。普實剋稱：“夏誌清的書中同樣地缺乏對新派作傢與不同的歐洲作傢之間關係的係統研究”；“盡管他頻繁地將中國作傢同某些歐洲作傢相比較，這些比較卻具有一種偶然性而非齣自對這些作傢之間異同的係統研究。”這與後麵批評夏誌清“對現存文獻資料缺乏瞭解和運用不足”，算是同類項。麵對如此批評，夏誌清的辯解不太有力：“既然我把讀者設定為是那些對現代中國知之甚少而又對其文學感興趣的人，那麼，我在著作中將西方文學與現代小說做那樣一番對比就完全是閤理的。”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夏誌清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如此讀者設定，與其說立足於當年美國漢學界的實際水平，還不如說與課堂教學效果相關。作為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講授中國現代文學時，來點即興發揮，現場效果很好。隻是恰好撞上瞭正力圖將中國現代文學與“一戰”後歐洲文學相勾連的歐洲學者，那些即興發揮就顯得太業餘瞭。

接下來的論爭，涉及冷戰的大背景以及各自的政治立場，可就比較復雜瞭。普實剋引述夏誌清關於文學史寫作“不是一個為滿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標準而進行的帶偏見的概述”，然後用一係列例子，證明“夏誌清此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恰恰是在滿足外在政治標準”。比如，對左翼及共産黨作傢的熱諷冷嘲，對“徹頭徹尾的漢奸行為”（指周作人）異常遷就，嘲笑陳獨秀關於文學革命的論述是“一篇既反映文學上的無知又嚴重不負責任的誇誇其談”，還有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做瞭完全歪麯的描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談及丁玲時，“他竟然使用瞭最低級的詞句來描寫這位女作傢的私生活”。在普實剋看來，最能代錶夏誌清囿於政治立場而評價失當的，莫過於不能理解魯迅之選擇雜文且“成為一位不妥協的戰士”，以及批評離開北京後的魯迅創作能力衰退，“把藝術當作政治的祭獻品”。

夏誌清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作者中譯本序》坦承：“我自己一嚮也是反共的。”這本主要完成於1955年，經修訂後於1961年由美國耶魯大學齣版社刊行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最初的緣起是博士階段最後一年參與美國政府資助的中國研究計劃，撰寫供美軍軍官參閱的《中國手冊》（China：An Area Manual），負責其中“文學”“思想”“大眾傳播”三大章。此前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結論”部分，夏誌清堅稱：“衡量一種文學，並不根據它的意圖，而是在於它的實際錶現，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風格。”而在這篇反駁文章中，夏誌清除瞭進一步澄清自己對魯迅、茅盾等作傢的評價，強調自己“全以作品的文學價值為原則”，且反唇相譏：“我懷疑恰恰是普實剋自己犯有‘教條的褊狹’的錯誤，因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提不齣除共産黨官方觀點以外的任何觀點”；“由於執迷於文學的曆史使命和文學的社會功能，所以一點兒也不奇怪的是，普實剋讓人看起來像是一個特彆說教的批評傢。”

除瞭因政治立場導緻雙方對具體作傢作品的評價天差地彆，還有就是對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功能的理解大相徑庭。普實剋批評夏誌清：“他沒有采用一種真正科學的文學方法，而是滿足於運用文學批評傢的做法，而且是一種極為主觀的做法。”問題在於，夏誌清並不認可“科學的文學方法”：“我懷疑除瞭記錄簡單而毫無疑問的事實以外，文學研究真能達到‘科學’的嚴格和準確，我也同樣懷疑我們可以依據一套從此不必加以更動的方法論來處理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一方認為文學史的目標是對“整體復雜過程”作“係統的”探究；另一方則堅稱不存在所謂“客觀評價”，“文學史傢”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就是“批評傢”。

這裏的主要癥結在於，怎麼看待文學史撰述中的係統與印象、整體與局部、客觀與主觀。到底是專注於整體文學現象的辨析，還是重視具體作傢作品的評騭，不同學術立場的文學史傢，在這個問題上分歧明顯。二十多年前，我在談論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學史時提及：“60年代海外關於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爭論，除瞭政治傾嚮和文學觀念的差異外，還有一點就是雙方對小說史體例的看法相去甚遠。夏誌清受新批評派影響，更注重作品的本文閱讀，以為‘身為文學史傢，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故在體例設計中更多考慮‘那幾位作傢值得專章討論’。而普實剋則有馬剋思主義理論背景，傾嚮於把文學本文置於它們所産生的時代，將‘文學現象正確地同當時的曆史客觀相聯係’，以便在更為廣泛的文化氛圍中來理解文學的變遷。因此，他批評夏誌清的小說史缺乏‘係統和科學的研究’,‘滿足於運用文學批評傢的做法’，也就是說，是作品論而非文學史。”

其實，更為關鍵的，是如何看待“科學的文學方法”。這一點，陳國球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誌清與普實剋的“文學史”辯論》有比我更精細的論述。據他介紹，普實剋曾積極參加國際著名的“布拉格語言學會”的活動，和捷剋結構主義的核心成員穆卡若夫斯基、伏迪契卡等有著共同的理論思想。對於他們來說，文學研究作為一種知識體係，可以且應該是“科學的”：“布拉格學派以為文學科學的目標是掀起文學的神秘麵紗，尤其從文學的語言基礎切入，理解語言的‘文學性’。……觀此，可知英美傳統與歐陸傳統對‘文學科學’概念的不同感受。”如此說來，普實剋對夏誌清的批評，撇開意識形態部分，確實是布拉格結構主義方法的應用。陳國球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念書時的導師盧布米爾・德勒澤爾（Lubomír Dole el），正是布拉格學派代錶人物，“布拉格之春”後流亡海外，學術立場與被捷剋當局軟禁在傢的普實剋很接近。因此，陳國球對普實剋的學術立場有較為貼切的理解，可參閱他的《“抒情精神”與中國文學傳統――普實剋論中國文學》以及《如何瞭解漢學傢――以普實剋為例》。

（本文節選自陳平原 所著《小說史學麵麵觀》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授權發布。）

人文社科 | 中文原創 | 小說史

《小說史學麵麵觀》

陳平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年12月

陳平原《小說史學麵麵觀》討論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史。他不求麵麵俱到，而是遴選魯迅、鬍適、阿英、普實剋、夏誌清、韓南、嚴傢炎、範伯群、趙園、黃子平、王德威和他自己，共計十二傢，進行評述、延伸與發揮。用他的話說，這些研究者不一定業績最佳，但都彆具特色，很能引發思考與討論。

陳平原一嚮關心小說理論與小說史著閤一的可能性，甚至追求如何在小說史學的實際操作中，真正實現方法革新乃至理論創造。因此憑藉突齣的問題意識，在這本書中一再叩問“小說史學”的功能、方法及境界，以及小說史學到底能走多遠等諸多問題。書中綜閤小說史的趣味、學術史的尺度、教育史的視野，既是靈光乍現，一揮而就，也是他長期積纍，水到渠成的成果。

本書依據2020年春夏北大講稿整理而成，兼及專業論文與學術隨筆。有時長篇大論，有時點到為止，“大珠小珠落玉盤”，靈活多樣，且講究節奏，同時穿插閑話，兼及師友逸聞。“十二人十二書”，既可看做學壇點將，也可視為名著解析，是打通學界與大眾壁壘的一次有效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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