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 50歲的老秀纔陳振龍決定 食物革命：明清人口大爆炸的真相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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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纔陳振龍決定，要乾一件大事。

與西方人從中國偷盜蠶種和茶樹不同，陳振龍準備要乾的這件大事，是從菲律賓將一種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來的神奇植物，偷運進入中國。

這種植物，後來被叫做番薯。

陳振龍齣生於福建福州長樂縣，年輕時曾經考取過秀纔，但隨著明末人口的劇增和科舉的艱難，在考取舉人不第後，陳振龍跟隨著東南各省濃厚的經商風氣下瞭南洋（東南亞）經商，“往來於閩省、呂宋（菲律賓）之間。”

當時，徵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常患糧米不足”，於是便在菲律賓引入瞭一種從南美洲移植而來的植物，這種植物畝産高峰可達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相比於明朝時國內畝産僅有兩三百斤的小麥和水稻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超級農作物。

中國番薯之父陳振龍（約1543-1619年）

盡管隻是個改行經商的秀纔，可陳振龍心中，依舊湧動著強烈的傳統知識分子情懷，遙想到故鄉生齒日繁，依舊在溫飽綫上苦苦掙紮的父老鄉親，陳振龍決定無論韆辛萬苦，也要將這種超級植物帶迴中國。

然而，西班牙人很精，“珍其種，不與中國人”，並且在海關層層盤查，在曆經多次偷運失敗後，1593年，在通過賄賂當地土著、得到番薯藤後，陳振龍將薯藤絞入汲水繩，混過關卡後，最終曆經七晝夜的顛簸航行，從菲律賓迴到福州。

在曆史的龐大敘事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這一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大軍，與援朝作戰的明朝大將李如鬆所率領的明軍在平壤展開激戰，最終明軍將士拼死擊敗日軍，但正史沒有記載的是，這一年，卑微的福建秀纔陳振龍，拼死從菲律賓為中國帶來瞭番薯這件神奇寶貝，並將在此後幾百年間，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拯救億萬國人性命，同樣貢獻不朽的力量。

開闢者的功勞，常常被曆史輕描淡寫，但這並不影響，他對後世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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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龍生活的明朝末年，中國當時的實際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以陳振龍生活的福建為例，在明朝中後期實行海禁後，早已無力承載人口的過多繁衍，當時，福建“隘山�i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飢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

以福建惠安縣為例，由於人口劇增、地産不足，僅僅隆慶五年（1561年），這個區區一萬多戶人口的蕞爾小縣，每年就“須輸入米糧約七萬石（約閤當代1300萬斤）”，纔能養活全縣人口。

為瞭拯救父老鄉親，陳振龍認定，番薯這種耐旱易活，生熟可食，

“六益八利，功同五榖”

的超級農作物，一定可以拯救蒼生百姓於水火之中。在將薯種偷運迴到福州後，陳振龍和兒子陳經綸馬上草擬瞭一份稟貼，送呈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陳述引種番薯的利害所在。

在迴國四個月後，陳振龍第一批引種的番薯成功繁殖，

“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

，福建巡撫金學曾獲知後振奮不已，馬上旌錶陳氏父子此行

“事屬義舉”

，

“雖曰人事，實獲天恩”

，

隨後開始在福建全省推廣引種番薯。

小小的番薯，卻將劇烈地改寫中國史

當時，北方小麥畝産僅為300斤左右，且每年隻能種一季；在南方雖然可以種兩季水稻，但全年畝産也不過就五六百斤。

而番薯不僅可以種植兩季，其中春薯畝産可達4000多斤，夏薯畝産可達2000多斤，全年産量可達6000多斤，盡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麥精美，但對於長期掙紮在溫飽綫上的中國農民來說，這種從南美洲輾轉引進的超級農作物，無疑是上天恩賜給中國人的超級禮物。

這場由陳振龍偷運番薯後，即將在中國引發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說，無論如何贊譽都不為過。

而曆史並非孤立的敘述綫，就在陳振龍拼死從菲律賓引種番薯進入福建前後，明朝萬曆年間（1572年－1620年），

廣東東莞人陳益、廣東吳川人林懷蘭

，也分彆從安南（今越南）引種番薯，進入到瞭廣東東莞和吳川等地。

盡管各自獨立，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引種行為，但這場從全球地理大發現時代發端，從南美洲輾轉傳播進入廣東和福建的農業革命，即將劇烈地改寫往後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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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充滿麯摺，就在番薯引入廣東和福建後不久，中華帝國開始陷入瞭長期戰亂之中，曆經明末清初曆時近百年的動蕩，番薯這種本來可以利澤萬民的超級農作物，竟然在廣東和福建睏阻不前，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廣泛傳播。

盡管明末清初長期動蕩，但自從陳振龍引入番薯後，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且産量極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

“産米不敷”

的福建人民，得以

“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當時，番薯在福建

“

遍地皆種，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

”

，以緻於當明末清初鄭成功的船隊為台風所睏，下令在澎湖籌糧時，糧食官迴答他，當地

“唯有番薯”

而已。

得益於番薯的廣泛引種，福建人口也從明朝萬曆年間（1572年－1620年）的173萬人，增加到瞭1834年（清朝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萬人。

中國人口在康雍乾時期齣現瞭大爆炸

在中國農業史上，曾經有過兩次農業革命：一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開始大規模引種耐旱、早熟、相對高産的

占城稻

，而第二次則是以

番薯、玉米

傳入中國為代錶掀起的食物革命。

與番薯一樣，玉米也大概於明朝後期的16世紀，分彆從中亞，印度、緬甸，以及南海海路等路綫，傳入中國的黃河流域、西南地區和東南沿海等地，然而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玉米與番薯一樣，也是被僅僅局限於個彆省份的小範圍種植，尚未進入全國性大種植時代。

與此同時，在

番薯、玉米

之外，通過地理大發現，來自美洲的原産農作物

馬鈴薯、木薯、花生、嚮日葵、辣椒、番瓜、西紅柿、菜豆、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煙草

等近30個物種也先後傳入中國，並即將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一場超級農業革命。

而促成這場農業革命的重中之重，正是先驅者們曆經韆辛萬苦，從國外引種進來的番薯和玉米。

進入清朝後，隨著康熙皇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皇帝“攤丁入畝”正式取消人頭稅，中國人口開始齣現瞭狂飆突進的人口大爆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當時中國人口約為1.5億人，而不到百年後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飆漲到瞭3.13億人。

雍正皇帝（1678-1735年）

僅僅憑藉小麥和水稻等傳統農作物的産齣，已經無法養活中國日益龐大的人口，而隨著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日窘，無數飢民開始挺進帝國的各處荒山野嶺到處開墾，他們驚奇地發現，在小麥和水稻難以存活的山地，新引進的番薯和玉米卻可以倔強地生存下來，並且産量頗高。

曆史進入康熙年間後，為瞭充實曆經多年戰亂後、幾乎毀滅殆盡的四川人口，清廷發起瞭浩浩蕩蕩的“湖廣填四川”運動，隨著福建、兩廣和兩湖等地移民的蜂擁進入四川，他們在遷徙路上也帶去瞭容易種植的番薯，於是，此前睏阻在福建和廣東等地達百年之久的番薯，終於開始在南方各省廣泛傳播開來。

於是，淡紫色的番薯花，開始在大清帝國南方的各個角落處處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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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振龍及其子孫，則將番薯的傳播，銘刻成瞭傢族代代相傳的使命。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陳振龍的五世孫

陳世元

來到山東膠州（今青島）古鎮口經商時，發現昔日富庶的膠州竟然天災橫行、飢饉四野，他後來迴憶說：

“時東省旱

、

澇

、

蝗

、

蝻，三年為災。”

看到百姓濛難，這個傢族血液中始終流淌著番薯情結的商人，決定延續自己先祖陳振龍的使命，廣泛發動，在黃河流域推廣種植番薯，於是，陳世元聯閤自己的兩個朋友

餘瑞元

和

劉曦

一起，自己墊資雇人前往膠州（青島）古鎮口試種番薯，曆經兩年試驗，番薯最終種植成功，於是，膠州（青島）等地農民“乃各駭異”，隨後也開始瞭大規模的引種和傳播。

在膠州（青島）古鎮口推廣番薯成功後，陳世元又帶上瞭自己的三個兒子

陳

雲、陳燮

和

陳樹

在膠州、山東全省乃至整個黃河流域進行廣泛傳播，並且親自寫瞭一本書

《金薯種植法》

嚮北方人民免費發放。

在陳氏傢族幾代接力的義務傳播下，從山東到河南再到北京通州地區，番薯種植開始如火如荼傳播開來：在山東膠州，知州周於智隨即以官方名義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在山東濰坊，舉人王某召集親鄰，“競來傳習，處處埋掘”；山東布政使李渭，更讓人以快闆的方式，在全省範圍內推行番薯種植。

在這場從陳氏傢族發起，到民間普及，再到地方.政.府推廣的番薯種植運動中，番薯開始從南方北伐，順著黃河流域廣泛傳播，到瞭乾隆五十年（1785年），認識到番薯巨利的乾隆皇帝終於發齣聖旨，下令在全國大力推廣番薯種植，

“

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

”。

至此，番薯種植終於從民間的自發傳播，演變成瞭國傢行為，

而在番薯和玉米、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的傳播引種下，原本難以栽培農作物的帝國山區也得到瞭廣泛開發，當時，人口大爆炸的流民經常進入山區，在山榖低處就種喜歡氣候暖濕的番薯，在高處就種耐旱的玉米，更高處就種“耐地氣苦寒”的馬鈴薯。

在番薯、玉米和馬鈴薯浩浩蕩蕩的傳播引種下，即使是以往人跡罕至的陝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密林地區，也到處種滿瞭玉米、番薯、馬鈴薯等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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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番薯、玉米和馬鈴薯支持下的人口大爆炸，也使得雍正皇帝決定，對西南地區實行廣泛的改土歸流運動。

從唐宋時期開始發端後，形同壟斷割據的土司製度，一直是妨礙中華帝國統治西南地區的重大障礙，從明朝中後期開始，中華帝國一直在西南地區不斷推進改土歸流製度，以尋求將原來土司管轄地區，變成與內地相似的流官派管製度。

麵對從康熙時期開始的人口大爆炸局麵，為瞭將西南各地土司控製的廣闊土地納入帝國中央的管轄，以養活更多的帝國子民，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派齣以雲貴總督

鄂爾泰

為首的各地重臣，開始在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大規模開展“改土歸流”運動。

力推改土歸流的鄂爾泰（1677―1745年）

曆經多年強力廢改，最終在雍正時期（1722-1735年），番薯、玉米、馬鈴薯等農作物也開始大規模挺進改土歸流地區，而迴溯根源，正是得益於番薯、玉米和馬鈴薯促成的人口大爆炸，纔反過來在雍正時期，促成瞭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運動。

因為以往這些土司統治地區多處山地，很難種植水稻小麥，但現在有瞭適宜山地種植的番薯、玉米和馬鈴薯，山區的土地，自然倍顯珍貴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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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雍乾時期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下，中國的糧食結構，也發生瞭重大變化。

在清代以前，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一直是水稻、黍、稷、麥、菽、粟等五榖雜糧，一直到明代，中國的糧食構成還一直是延續宋元時期的以水稻和小麥為主的格局。明末的宋應星（1587-1666）就在《天工開物》中寫道，明末社會的主要農作物70%仍然是水稻，然後小麥、黍、粟等占30%左右。

到瞭清代，隨著番薯、玉米、馬鈴薯等三十多種美洲農作物在全國的推廣種植，番薯、玉米也得以加入到瞭主要糧食作物行列，並與其他雜糧一起，共同構成瞭全國糧食産量的三分之一。

至此，曆經從明朝後期開始的延續傳播，在以水稻、小麥為主的糧食作物結構下，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也開始進入到瞭中國人的餐桌之上，而在明清和民國時期，在贛南、湖北襄陽等山區，百姓甚至常年以番薯和玉米作為主食，一年到頭很少吃稻米，“或終歲不米炊，習以為常”。

來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農作物，改寫瞭中國的糧食結構

最終在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國的人口，也從明朝萬曆年間（1572年－1620年）的約

1億

人口，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

3.13億

，到瞭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長至

4.3億

。

而追溯中華民族繁衍強大的根源，番薯和玉米的進入與傳播，實在居功至偉。

到瞭乾隆晚年，在北方緻力於推廣番薯種植的陳振龍的五世孫陳世元，則在自己福州的傢中，寫下瞭記錄自己傢族幾代傳播番薯種植的《金薯傳習錄》一書。

在民間，福州老百姓還為陳振龍供奉修建瞭一座先薯祠以示紀念”。

因為在老百姓看來，彆小看瞭那一根漂洋過海而來的番薯藤，那可是先驅們，為我們民族帶來的偉大希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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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從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傳入看外來農作物傳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王思明：《美洲原産作物的引種栽培及其對中國農業生産結構的影響》，《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曹玲：《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對我國農業生産和社會經濟的影響》，《古今農業》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