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浙大教務長鄭曉滄首先提議 （《竺可楨日記》 竺可楨任、辭浙大校長的“糾結” - 趣味新聞網

經浙大教務長鄭曉滄首先提議，（《竺可楨日記》，1936年3月11日）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等人推薦，1936年2月21日上午約11時，蔣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約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博士竺可楨，邀請其赴杭掌浙大，希望速速決斷，馬上答允。

竺可楨並不情願，沒有當場答應，隻稱“尚須考慮”、“須與蔡先生（按：指蔡元培）談後方能決定”，七八分鍾後會見結束。（《竺可楨日記》，1936年2月21日）隨後幾天，竺可楨密集徵求師長親友意見，各方反應不一，他本人也有多個糾結。

竺可楨

是否接任校長

竺妻張俠魂人如其名，確有俠氣。她逆嚮思維，力挺丈夫接浙大校長，告訴學生：“你們的老師說是現在政治混亂，書生氣的人，校長不易做得好。而我說正因為當今高等教育情況不好，好人更應齣來，纔有改進希望。”（陳訓慈《竺可楨齣長浙大由來及其他》）妻姐張默君也勸任，“藉此可以轉易學風，展施懷抱。”（《竺可楨日記》，1936年2月25日）

陳布雷弟弟陳訓慈在南京高師（後組建東南大學、改稱中央大學、今為南京大學）求學時，是竺可楨的學生，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他來信以“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為由，勸竺接任。（《竺可楨日記》，1936年3月6日）

1933年6月18日，中研院總乾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乾事楊杏佛被軍統刺殺，蔡元培即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他反對竺接任，但不必硬拒，“蔣處不能不去，婉言辭之可也。”連襟、立法院副院長邵元衝潑冷水，分析“黨部方麵再值‘二陳’（按：陳立夫、陳果夫）不甚受蔣用之際，當不緻明與為難，但暗中挑撥等事則在所不免。”留美女同學陸次蘭（按：其夫路季訥為東南大學教授，1910年與竺可楨同批庚款留美）來函反對：“政界生涯不易領受，而氣象事業一旦放棄，亦極可惜。”（《竺可楨日記》，1936年2月25日、4月4日）

竺可楨本人有短暫猶豫，他專緻於學術研究，無心政治，影響他決定是否接任的三個原因分彆是：一、性格――“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亦不屑為之。”二、戰爭――萬一中日全麵戰爭爆發，“餘不能離杭，則不免懸心吊膽。”三、任期――即使做校長，他不願長做，隻想做半年，“半年之內亦難看見成績。”他的如意算盤是，“能將學校安定過去，半年以後就迴復我的現在生活。”（《竺可楨日記》，1936年2月25日、23日）

是否隻任半年校長

他願意任浙大校長，卻隻願任職半年，多少有些書生氣。要麼乾脆不做，做瞭肯定不止半年，否則還不如由教務長鄭曉滄代理校長半年。不過他隻願做半年是認真的，而且已考慮半年後的接任人選，又請蔡元培推薦接任人選。

1936年2月23日、24日，他兩次拜訪蔡元培，對浙大的矛盾分析透徹，“郭（按：指浙大前任校長郭任遠）之失敗乃黨部之失敗”，“餘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入黨部之手，而黨之被人操縱已無疑義。”他不是很想去任校長，又不甘心浙大繼續被“二陳”的CC係操控，所以想自己先乾半年，再與蔡元培商討推薦閤適人選接任校長。

他考慮的人選是同事王季梁，第一批“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生、一起在哈佛大學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中國近代分析化學學科開創人，時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蔡元培推薦兩個接任人選分彆是湯爾和、陳劍修。（《竺可楨日記》，1936年2月23日、24日）前者為柏林大學醫學博士，曆任北京醫專校長、教育總長、內務總長、財政總長，是蔡任北大校長的重要高參之一，“七・七事變”爆發後晚節不保，很快投靠日本淪為漢奸；後者為倫敦大學碩士，時任中央大學教務長，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傢倫不閤拍，早有赴浙意願。

3月1日，竺可楨拜訪翁文灝、陳布雷時，雖然明知“大學校長，其職務之繁重十倍於研究所所長”，已明確放下內心糾結，決心臨危受命。“浙大校長雖非素願，但詠霓、布雷等既相推重，餘亦願犧牲於一時，但不願放棄氣象研究所事。”陳布雷認為隻任半年校長，“時期太短”、“不必提齣”。陳訓慈也認為，“接受浙大校長事不加以期限，且謂外間謀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擱。”蔣介石更希望竺“速決”。教育部長王世傑認為竺任浙大校長，“最好不要限定時期，因一則限定時間教員難聘，二則時間短未易成功。”（《竺可楨日記》，1936年3月1日、6日、8日、16日）

4月7日，行政院政治會議通過竺可楨長浙江大學的議案，此時誰也未曾想到竺的校長任期竟然長達13年。他不願做校長，更不願做這麼長，卻成為浙大有史以來最好的校長，至今無人可超越。

提起大學校長任期，民國超長的不少。蔣夢麟任北京大學校長15年，梅貽琦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17年、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7年，張伯苓任南開大學校長29年，李登輝任復旦大學校長23年，熊慶來任雲南大學校長12年，王星拱任武漢大學校長12年，何炳鬆任暨南大學校長11年。

接任後反復辭職

1937年3月1日，依任職半年的前約，竺可楨分彆嚮教育部長王世傑、陳布雷提齣辭職，推薦川大校長任鴻雋繼任。陳布雷不同意，“任至浙大極不相宜，因中央有若乾人頗不喜之。”1938年2月，竺又緻函中央研究院總乾事硃傢驊，錶示自己的誌趣仍在氣象研究，請硃與教育部長陳立夫麵商，以中研院名義調其迴氣象研究所。

1940年5月、9月，竺可楨曾兩次緻函教育部，請辭浙大校長，以便專心從事氣象所的研究工作。（田興榮《1940年代竺可楨請辭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一職始末》）

杭州浙大西遷竺可楨舊居

1941年4月11日，竺可楨又堅持請辭浙大校長。翁文灝轉告陳布雷的反對意見：“布雷謂繼任人選不易得。”陳訓慈也反對，竺堅持認為浙大校長、氣象所長“二事不可兼，兼則必憤事，亦非餘體力所能勝任也”。次日，他麵見陳布雷，再次提及辭職一事，自責“此五年中，餘不常至氣象所，遂緻工作全部停頓”。

陳布雷始終不鬆口答應，隻是“頗同情，但以繼任人選為慮”。竺可楨急於解套，當場推薦四個人選：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其昀、交通大學教務長李熙謀（按：浙大首任工學院院長）、廣西大學文學院院長莊澤宣（按：浙大教育學係前係主任），陳布雷也考慮北平研究院襄理院務的副院長李潤章接任。都不瞭瞭之。

找個好校長，其實比找個好教授更難。竺可楨屢次申請辭校長，教育部長陳立夫始終不願放人，提議將竺可楨與西遷至重慶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傢倫對調，這既可解決浙大校長繼任人選問題，又可解決竺可楨兼顧在重慶辦公的氣象所工作。當然，竺可楨的工作量不會有任何減少。這一提議遭到竺的反對：“我所辭去的是大學校長，不是要求換個地方，如仍任校長，則寜願留在條件艱苦的浙大。”（“竺可楨傳”編輯組《竺可楨傳》，科學齣版社1990年版，第93頁）

1941年6月20日，竺可楨分彆緻函教育部次長吳士選、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硃傢驊，又錶明辭浙大校長、迴中研院氣象所之誌，拜托兩人嚮陳立夫轉述。陳始終不鬆口，9月26日，竺會見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時，隻好提齣改辭氣象所所長一職，並推薦呂炯和黃廈韆作為繼任人選，此項提議仍然不瞭瞭之。直到1946年8月，他纔辭去氣象所所長一職。

1947年11月5日，竺可楨至教育部，嚮部長硃傢驊報告：“於子三死事經過情形，並告以浙大事餘不能再乾。”硃深恐他的辭職引起學生誤傳，竭力勸阻，他無奈接受，“值此睏難關頭，餘若辭職，亦必受人責備，故不能不再硬得頭皮乾下去。”11月6日，他再次嚮硃傢驊提齣，至明年春天決心辭職，“因在內外特務、政客交迫之下，餘實無以應付，且為校長十二載，實亦可以對得起浙大，對得起國傢矣。”11月7日，他又以同樣理由，嚮陳布雷提齣辭職。

辭職後解釋原委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教育部連續來電，催促竺可楨離開杭州，實質是催促他離開大陸。竺接電後，離開浙大，終於變相辭職。

據竺可楨相關日記，4月26日夜，浙大風吹草動，“全校為之騷然。”28日，教育部長杭立武緻電杭州市長俞濟民，“煩速轉浙大竺校長，望早蒞滬。”竺可楨再三確認，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奉璋與省保安司令王雲沛沒有進入浙大捕人的想法，“心為之大安，但從此亦決定餘不能不離校。”他將杭立武通知來上海的電報，視為“錶示餘已可離校不負責，亦等於準餘辭職矣”。

杭州浙大西遷竺可楨舊居

29日晨，杭立武再次緻電竺可楨，“謂有要事相商，速來滬”，堅定竺辭職離校的決心。他連夜離杭，次日中午抵滬，下車不久就托人帶話夫人陳汲“決不去台灣或廣州”。下午3點拜訪杭立武，獲悉杭用兩封電報催他來的意圖，“囑餘赴台灣或廈門，餘均不允。”當晚，杭又送來旅費二韆萬元，他不屑一顧，隻是“當袁洋五元”。

關於離校赴滬的原委，竺可楨間隔12年有三個版本。

據其1949年4月29日的日記，兩個理由是：第一，學生安全無虞，浙江省政府不會進浙大抓捕學生；第二，不想上國民黨漏船，“杭州謠傳日多，謂餘將齣任維持會副主席”，“餘若再留浙大，極難剖白對於政治上有何關係，因之決計暫時避開”。

據其1949年5月2日緻留校主持大局的嚴仁賡、蘇步青函，“原擬維持學校至最後一小時”，離開的直接理由是“疊接部電，使楨不得不提早離校，接第二電更不得不來滬”。他是國立大學校長，必須服從教育部令，但他此時如想辭職，不必非得親自到教育部辦手續。

據其1961年12月30日的《思想自傳》，又提供另外兩理由：“首先，由於國民黨特務視浙大為眼中釘，而且從他們看來，我是站在學生方麵，是他們的對立麵，在他們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對於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對共産黨辦學方針毫不瞭解，不如迴中央研究院重理舊業為適當”。

他寫《思想自傳》時反右剛結束，政治運動既多且險，他有意無意強調自己站在左派學生的政治立場，強調人身安全風險和國民黨不利他的一麵。實際上，竺可楨無此風險。1949年4月15日，朋友告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務人員“和平分子”的黑名單中。“周普文告餘，雲渠見特務人員之二張黑名單，一為反動分子，不易見到；一為和平分子，朋友甚多在內，而餘亦名列其中。”所謂“和平分子”，隻是錶明政治中立，和國民黨沒有一條心，但也未必和共産黨一條心。

杭立武火急火燎催竺可楨來滬，動機是不願他留大陸，動員他去台灣（去廈門隻是過渡）。國民黨逃亡台灣之前，殺瞭不少政治犯和共産黨員，但著名學者不跟隨離開大陸，國民黨沒有綁架其傢屬作人質、逼迫甚至暗殺，大緻尊重本人意願。

竺可楨離杭州可與梅貽琦離北平對比，筆者淺見，兩位先賢都是維護自身尊嚴和士族氣度。梅離北平前，已想清楚必離大陸、不赴台灣，獲悉蔣介石派來的第一架專機是接鬍適等人，他不在名單上，即使有空位、有人勸上，即使郊外炮聲隆隆，機場麵臨炮火封鎖，仍拒絕登機。直到傅作義軍隊在北平城內拓寬臨時跑道，第二架專機派來接他纔登機。而且與很多人行李細軟眾多不同，隻隨身攜帶一小箱，主要是清華曆年賬目，再拎個打字機，南京下飛機也從容沉著。他隨即赴美，目標是保住屬於清華的巨額庚子退款。

竺離杭州前，已想清楚不離大陸、不赴台灣。他和鬍適、梅貽琦、傅斯年一樣，此時對好感不多。雖然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在浙大保護左派師生不遺餘力，畢竟也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産黨如何執政、是否清算未知。他先行辭職，迴中研院安心學術，以觀後效。他嚮來不貪戀浙大校長職位，而且清楚共産黨執政後，未必會讓他留任；如共産黨有禮賢留任的誠意，再齣山也不遲。

1949年5月17日中午，竺可楨接到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自台北來電，邀他赴台大。竺可楨以“十四年長浙大，若欲重執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溫習、靜讀不可也”為由，復電辭謝。杭立武和國民黨還不死心，既然竺不願去台灣，就鼓動他去法國。19日清晨，杭從廣州發電，請竺“與上海醫學院硃院長（按：硃恒壁）接洽，乘機飛穗，已為兄辦護照”。

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已遷廣州，竺可楨應邀去巴黎參加聯閤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與其社會關係委員會”會議，如要前往，須赴廣州辦理護照。竺心中無底，前路未蔔，沒有完全排除齣國開會的可能。至於齣國後是否返迴，竺不可知，首先得齣境，齣境後再觀察國內形勢變化。

5月20日，他至上海中央銀行，“擬提取所存六百餘元美金，以為萬一赴法國齣席科學會議可作為旅費。”沒想到白跑一趟，因為私人存款必須在廣州提取，於是他感慨：“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虧，此現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愛戴也。”

5月31日，他獲悉，“杭州市長譚震林已按當局令餘迴浙大主持”，他沒有絲毫興奮，反而認為如確有其事，“乃真不幸之事，因餘對浙大校長一職實厭惡萬分也。”

6月8日，他收到妻子陳汲三天前寫的信，“知浙大校內壁報說我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徹底，不能對惡勢力爭鬥，隻剩瞭些科學救國空談；竺對於舊的固然厭惡，對於新的心存懷疑；但民主與反民主不容有中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瞭中間毀滅之路。”妻子為勸他彆迴頭，竟然“威脅”丈夫如迴校，“她就要分居。”

浙大左派學生拒絕竺可楨返任校長，驚動周恩來。7月9日，周恩來緻電華東局和浙江省委書記兼浙江軍區政委譚震林、浙江軍區司令員王建安，錶達不解：“竺過去在於子三事件中，同情學運，今春當蔣黨用飛機迫其離滬時，亦設法逃避。”接著指示：“此次拒竺事件，詳情如何？竺在政治上錶現究如何？學運方麵有否偏嚮，盼查明詳告。”實質已對浙大“學運偏嚮”提齣瞭假設和疑問。

此時社會的政治大氣候和浙大校內的政治小氣候，竺可楨迴不去、也不想迴浙大瞭。1949年8月，22年前曾受聘為浙大教授、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席的馬寅初，被任命為浙大校長。

7月9日，竺可楨隨上海團赴北京參加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錶大會。7月13日，北京市長葉劍英在代錶大會的籌備會上講話20分鍾，竺在當天日記中評論“極中肯綮”。7月19日晚，周恩來、吳玉章、李維漢邀請竺可楨等科學傢在中南海春藕齋共進晚餐，“周恩來詢各人對此次科學會議之意見”，坦陳“人民政府起自農村，對於農村建設較有把握，而對於工業建設頗有茫然之感”。

在最高領導層中，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魅力無可抵擋，獨一無二。竺可楨終於下定決心，要為新中國建設貢獻所有的力量。9月，他齣席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共同綱領》草案時，提議為努力發展自然科學，應單獨增加一條。這個提議立即受到重視而獲得通過，即《共同綱領》第43條：“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奬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竺可楨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和中國的曆史，都翻開嶄新的一頁，很快都麵臨新的挑戰與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