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披露瞭一份疑似由最高法院薩姆埃爾・阿利托大法官（Alito）撰寫的多布斯訴傑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密西西比15周墮胎案）判決書草案的全文。根據該文內容和政治新聞… 美國墮胎權危機：羅伊案如何來到顛覆邊緣，又將産生何種影響 - 趣味新聞網

近日，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披露瞭一份疑似由最高法院薩姆埃爾・阿利托大法官（Alito）撰寫的多布斯訴傑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密西西比15周墮胎案）判決書草案的全文。根據該文內容和政治新聞網的相關報道，已經有包括阿利托在內的五位保守派大法官決意徹底推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為墮胎權提供憲法保護的羅伊訴韋德案先例，允許各州自行決定墮胎是否閤法。

盡管泄露的判決書草案僅僅是阿利托二月份撰寫的初稿，經過這幾個月高院的內部錶論和溝通後，可能會和最終的判決意見文稿有不小的齣入，但該文核心的觀點和論述仍大概率將作為高院的多數意見在今年六月底七月初高院會期結束前而發布，從而顛覆墮胎權在全美範圍受到憲法保護這一既定事實。

2022年5月3日，美國紐約，當地民眾聚集示威，呼籲保護女性閤法墮胎權利。

最高法院做齣全麵推翻羅伊訴韋德案這種根深蒂固又有廣泛社會影響先例的大膽決定，外界大眾可能會感到非常意外和震驚，但對熟悉近些年高院大法官人員變動和近代保守主義運動訴求的細心觀察者而言，羅伊訴韋德案的覆滅本就隻是時間上的問題。當然，高院選擇以這種方式“一擊斃命”徹底剝去墮胎權的憲法性保護外衣，而不是循序漸進溫水煮青蛙式的進一步限製墮胎權，還是齣乎瞭很多人的意料。

在墮胎權相關民意近些年鮮有變化，變的隻是大法官人員組成的前提下，高院這種迅猛“開倒車”的做法，變相說明瞭所謂司法審查權和各類憲法學流派，不過是高院九位披著袍子的政治傢自我粉飾的一番說辭。換言之，對於2020年金斯堡辭世後就進入6：3保守派占絕對優勢的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很可能隻是打響“戰爭”的第一槍。預計在未來的幾年中，高院將會頻繁齣手將許多自沃倫法院時期定下來的憲法先例和傳統推翻修改，從而大力利用司法權來推動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

高院推翻墮胎權閤憲性的舉動，除瞭其對女性權益和廣泛社會層麵的影響外，必然也會給美國政壇帶來不小的衝擊。隨著中期選舉的迫近，墮胎問題重迴美國政治討論的最前沿，或許會是拜登和民主黨挽救選情，保住國會多數黨地位的一根救命稻草。但在政治高度極化，鍾擺效應仍十分明顯的當下美國，即便是墮胎權這樣涉及麵超廣又能充分煽動選民情緒和投票熱情的話題，也未必會能扭轉既定的政治軌跡。

最高法院判決書泄露

羅伯茨法院，2020年10月27日至今

從披露的高院判決書內容中來看，作為鐵杆保守派的阿利托，對於羅伊訴韋德案可謂是恨得咬牙切齒。阿利托錶示羅伊案從一開始就犯下瞭“嚴重荒謬的錯誤”，因為憲法從來沒有明文列舉墮胎權作為受保護的權利之一，1973年的最高法院強行宣布憲法通過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和隱私權延申齣來對墮胎權的保護，無疑是一種典型的法院立法和粗暴乾涉聯邦和各州民主程序的越權行為。阿利托認為高院介入墮胎權討論，潦草地打斷瞭各州和聯邦立法機構對墮胎問題的討論，給齣瞭一個決定卻沒有瞭結墮胎問題的爭議，反而進一步加劇瞭美國社會的分裂。

為瞭論述墮胎權並非曆史上就一直存在於美國社會中並受到保護的一項權利，阿利托在98頁的意見書列舉瞭各類例子，包括1973年判決羅伊案前後各州存在的對墮胎和避孕權的限製，作為他的證據。換言之，對於阿利托來說，隻有憲法明文規定，和其他在美國社會曆史中根深蒂固的權利，纔應該受到憲法的庇護。所以為瞭糾正羅伊案這一重大錯誤，高院應該像布朗案推翻高院判決種族隔離閤憲先例一樣，徹底推翻羅伊案和其後續的凱西案，把對墮胎權管控權力還給各州和民主程序。

阿利托所言，可謂是冠冕堂皇，和已故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原旨主義”（originalism）幾乎如齣一轍，認為最高法院僅是憲法和法律的解讀者詮釋者，並非立法者。但是如果深究阿利托的論述，不難發現他的許多理由和引用的曆史，都並不能站得住腳。如果僅靠完全死摳憲法原文來劃定受憲法保護的權利的話，那許多美國建國以來人們一直習以為常的權利都不應該存在。阿利托所提到的布朗案所提倡的種族平等權益，也並非憲法原文中和美國曆史上長期存在、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傳統（反而種族歧視纔是），但在今天沒有人會去為種族隔離製度公開辯護。

同理，在阿利托參與的DC訴海勒案，聯邦選舉委員會訴公民聯閤案中，阿利托和他的前輩斯卡利亞又不避諱發明采納個人擁槍權、政治獻金權這些並沒有“廣泛曆史社會傳統”的新憲法權利。阿利托這種自相矛盾又亂用曆史的行為，並不局限在保守派法官當中，自由派大法官也是一樣，經常在原旨主義和“能動主義”之間反復橫跳。說來說去，美國憲法的這些理論很難說屬於一門嚴謹的科學，很多時候隻不過是法官為瞭自己的個人政治立場和政策偏好而發明齣來辯解的一係列說辭。最高法院判例中，歸根結底最重要的，還是是否能有五位法官達成一緻，而並非誰有最完美的法律說辭。不管阿利托所言能否站得住腳，隻要他擁有其他四位大法官的認同，他的意見便會成為新的法律。

內部辯論

不過，就現在的情況來看，阿利托的這份意見書，很難說就一定是高院的最終多數意見。此番意見書外泄，可能也說明瞭高院內部仍存在爭議和變動的空間。

雖然曆史上高院並非如一些媒體所說的那樣完全是密不透風從不泄密的“神秘組織”，但此番意見書草案全文泄露還是近代以來第一迴。以往的消息走漏，通常都是一些高院內部辯論的考量和紀要被法官助理或法官本人捅給瞭媒體，往往是為瞭嚮一些仍在搖擺的法官施壓。2012年奧巴馬醫改案仍在辯論時，便有媒體收到消息說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考慮和四位自由派大法官串通“保下”奧醫改，最終被證明確有此事。而本次密西西比墮胎案所針對的羅伊訴韋德案判決，也是在意見書公布前便已經有媒體泄露瞭最終判決7：2確立墮胎權憲法保護的票數。

2022年5月4日，支持墮胎和反墮胎人士在美國最高法院外舉行抗議活動。

不管過去如何，直接把法官真實的意見書草稿在判決公布之前全文刊登齣來，無疑是一個罕見的重大變化。這錶明瞭墮胎問題辯論在美國政治和生活中的分量，讓高院內部（無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有人不惜冒巨大的職業生涯風險來打破高院保密的辯論過程，試圖通過公開施壓的方式來把高院決定拖嚮己方陣營的方嚮。哪怕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公開譴責這一行為，並聲稱這種“卑鄙舉動不會影響高院決策的過程”，直到判決下來塵埃落定之前，誰也不敢說這種通過泄密施壓的舉動不會奏效。

那麼具體是哪一方泄密呢？從現有的情況來看，處於絕對劣勢的高院自由派法官和其手下的法官助理群體無疑是最大的嫌疑人。自金斯堡辭世被特朗普任命的巴雷特法官接替後，徹底淪為少數派的三位高院自由派法官，無法依靠拉攏首席大法官羅伯茲一人來阻止其餘五位保守派大法官積極把美國法律和政治生態推嚮“保守”和右翼的方嚮。隻有在特拉普任命的卡瓦諾和巴雷特大法官其中一人加入羅伯茨的情況下，自由派纔有可能在最高法院參與到重大問題的多數意見起草過程中。而在墮胎這一問題上，巴雷特和卡瓦諾很明顯都是堅定的反墮胎的保守派法官，指望他們兩人跳船，顯然並非易事。

或許，在自由派法官已經絕望之際，通過公布阿利托相當“激進”“極端”的意見書以期激起民眾反對，進而逼迫五位似乎已經確定要推翻羅伊案的保守派法官跳船是僅剩的一條齣路。這一觀點，很明顯是保守派法律界和國會共和黨人最為認可的解讀。大部分國會共和黨人，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納爾的帶領下，都把維護“最高法院”的製度尊嚴和保密性這一說辭掛在嘴邊，大力譴責泄密的“卑鄙小人”，這麼做的目的除瞭攻擊民主黨政敵外，也有把大眾視綫從墮胎權本身上轉移開、避免高院法官真的變卦的考量。

然而，如果自由派大法官真的要通過泄露意見書的方式來施壓的話，為何要等到五月初纔把一份二月起草的意見書草稿泄露齣來呢？早些時間就把消息捅齣去，難道不會更有效果嗎？正是齣於這種疑問，部分學者和媒體分析覺得反而是保守派法官或助理把消息捅瞭齣去，目的就是為瞭避免保守派內部的跑票。這種保守派泄密的解讀，乍一聽有些荒謬，畢竟高院上有五位一貫反對墮胎權的保守派法官已經是既定事實，但仔細思索，應該有一定的可信度。盡管根據新聞報道所稱，在上周意見書泄露之時五位保守派法官（阿利托，托馬斯，卡瓦諾，戈薩奇和巴雷特）徹底推翻羅伊案和凱西案的立場仍沒有改變，但新聞也指齣瞭同為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茲仍在試圖拉攏卡瓦諾或巴雷特其中一人，加入他在保留羅伊凱西案的基本框架下允許密西西比15周墮胎禁令實行的“摺中”判決。

就算現在羅伯茲還沒有成功的跡象，早年已經在墮胎問題上經曆過一次“煮熟的鴨子飛瞭”的挫敗的保守派們（1992年凱西案時一度已經有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同意推翻羅伊案，但因為肯尼迪大法官的變卦而最終隻是把墮胎權加以限製而並非徹底廢除），或許不願再重蹈曆史覆轍，提前把阿利托的判決公布齣來威懾可能猶豫的法官，防止他們臨陣脫逃。

不管哪種說法是事情的真相，都不能改變墮胎權將在美國麵臨全麵危機和限製的基本事實。哪怕是羅伯茨大法官成功拉攏瞭一位保守派同僚來加入他“循序漸進”式的摺中判決而不直接推翻羅伊案，允許密西西比州15周墮胎禁令施行也會讓墮胎權在全國層麵名存實亡，和阿利托版的全麵推翻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彆。在羅伊訴韋德案宣布墮胎閤法化半個世紀後，在世界各國都逐漸走齣墮胎問題爭端的同時，美國仍沉迷於墮胎問題，甚至要開曆史的倒車廢掉全國範圍墮胎的閤法性，無疑讓外界十分睏惑。

墮胎權在美國的曆史

要瞭解墮胎權為何今天仍是美國政治中一個繞不開，甚至會引來兩黨選民劍拔弩張尖銳對立的話題，必須要從美國曆史上的墮胎權發展講起。早期美國沿用英國普通法的框架，墮胎在有胎動（15-20周區間）之後一般都是非法的。但由於墮胎問題在前羅伊訴韋德案時期並非一個政治問題，而更多是一個衛生健康問題，在這段時間內對於墮胎權的保護和限製缺乏統一的全國性框架，各州各有自己的立法和規定。

在羅伊訴韋德案判決之前，美國有30個州完全禁止墮胎，16個州禁止非特殊情況外（除瞭強奸、亂倫和母體健康安全受到威脅時），3個州允許本州居民墮胎，隻有紐約州對墮胎沒有限製。迴過頭來看，羅伊訴韋德案當初在全國範圍內閤法化墮胎權，和今天阿利托試圖徹底推翻羅伊案一樣，都是相當激進，而並非循序漸進的判決。在羅伊案前，最高法院隻對避孕措施做齣瞭一係列判決，並沒有直接涉及墮胎問題本身。不過，正是在有關避孕措施的格裏斯沃德訴康涅狄格案中，最高法院引申齣瞭憲法中沒有明確錶明的“隱私權”，隨後高院確立憲法對墮胎權的保護，便是依靠著引申的隱私權，而並非其他憲法條款得以確立。

那麼，是什麼因素促使高院1973年做齣瞭如此重大的激進判決呢？顯然，這離不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性彆平權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內部先是掀起瞭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最終帶來瞭南方種族隔離製度的終結。民權運動的另一個附帶作用，便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齣現瞭所謂“權利革命”，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而興起。墮胎作為女性權益和性彆平等的重要一部分，被許多社會開始接納。於是由西歐帶頭，大量國傢在這一時期開始放開對墮胎的限製。美國也不例外，最高法院在1973年便確立瞭墮胎權，甚至要早於普遍認知中在社會問題上更加自由的北歐國傢。

隻是，美國確立墮胎權，不是像其他民主國傢那樣通過立法機構通過法案的“正常程序”來的方式，反而是依靠著本職是審核法律的最高法院判案來判例“立法”。這種超常規的方式，為未來墮胎權長期在美國飽受爭議埋下瞭禍根。司法機關通過司法審查權來發明法律和權利，在今天的美國因為國會立法機製的衰敗和癱瘓已經是司空見慣，但總的來說，高院通過判例確立的法律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問題。

羅伊訴韋德案中，高院判決的問題正如保守派所詬病的一樣，多少有些搶在民意基礎成型之前便貿然做決定的粗暴乾涉性質，打斷瞭地方和全國層麵有關墮胎權的討論，使得社會還沒在形成大體共識前便不得不接受墮胎權的存在。同時，高院立法的局限性，使得羅伊訴韋德案同時具備瞭激進和保守/和稀泥的雙重性質，一方麵羅伊案“一錘定音”把墮胎權在全美範圍中直接閤法，但另一方麵，又不願意將墮胎權定義為基本權利，給予完整的憲法保護，隻是通過本身就存在一定爭議的隱私權來找到一個支撐的論述。羅伊案判決所采用的 “三周期劃分”（即第一周期母體有完全自主墮胎權，第二周期立法機構僅能因為健康和生命安全原因對墮胎加以限製，第三周期立法機構有較大的自由限製墮胎），給瞭各州一個相對模糊開放的執行標準，變相放開瞭墮胎問題上操作訴訟和遊說的空間。

換言之，墮胎問題辯論的雙方，對羅伊案多少都有不滿的情緒。這種法院立法中先天的“摺中”性質，既沒能起到真正一錘定音解決墮胎爭議的作用，同時又因為它的客觀存在使得國會不用直接麵對墮胎權這一爭議話題，從而不去通過推動立法權來保護墮胎權利。隨後取締羅伊案“三周期劃分”，用胎兒“體外存活”和不給母體增加“不當負擔”作為衡量墮胎權新標準的凱西訴計劃生育組織案同樣也是這種維持現狀，以實際上並沒有解決爭議的方式將墮胎權保護到瞭今天，使得最終高院存在徹底推翻墮胎權的可能。

迴首墮胎權在美國的發展，羅伊案無疑徹底改變瞭墮胎話題的性質，把墮胎問題從一個健康安全和女性權益的問題，轉化成瞭法律問題、憲法問題、道德問題，最後成為政治問題。美國實現墮胎權憲法保護的方式，使得墮胎問題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而羅伊案的判決，也給予瞭反墮胎勢力一個重要的發聲平台和活動空間。在羅伊案前，美國的反墮胎勢力是非常地方化與分裂的。但在這之後，由於墮胎問題被放大到瞭全國平台，反墮胎勢力成功地從原先相對小規模的天主教徒群體擴大到瞭包含福音派基督徒乃至更廣泛的社會保守派。

伴隨著美國文化戰爭的興起，墮胎問題成功紮根在瞭美國社會階級和宗教糾紛之中。因此，墮胎從原先主要是按照階級和教育程度劃分的一個泛社會議題，演化為當今按照宗教信仰和社會階級劃分的黨派之爭的政治話題。因為由單一議題選擇選民（single issue voter）的存在，墮胎問題遲遲不能在美國政治中降溫，長期作為爭議話題和選民投票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標準存在。特彆是凱西案將羅伊案的嚴格審查和三周期劃分標準改為不當負擔（undue burden）後，地方州在具體的政策執行層麵都有瞭巨大的彈性和政策操作空間，促使有關墮胎問題的政治活動在1992年後愈演愈烈，兩黨政客也樂於通過墮胎問題來炒作和拉攏選票。所以，多年過後，墮胎問題仍然活躍在美國文化戰爭和黨派衝突的最前端。此番保守派高院上台後，最先拿墮胎權和羅伊案開刀，隻能說是必然的結果。

墮胎權在美國的現狀和未來

其實，在高院最新的密西西比案判決下來之前，墮胎權在許多美國的紅州（保守派共和黨主導的州）已經是名存實亡。許多共和黨把控的州通過凱西案中確立的“不當負擔”這一模糊標準反復做文章，從限製墮胎診所的衛生標準、設施機構，再到要求24小時冷靜期等各種方法，讓這些州隻剩下幾個能夠墮胎的診所，極大地限製瞭女性行使身體自主權。雖然民主黨控製的藍州往往對墮胎有著較為寬鬆的標準，但美國半數州墮胎權嚴重受限，嚴重的則是接近消亡。

近些年隨著高院的人員變動，尤其是2018年支持墮胎權的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退休由卡瓦諾替代後，保守派已經嘗試瞭通過地方立法來故意引發訴訟，最終給高院製造推翻羅伊案的機會。然而，在秉承“司法最低限度主義”（minimalism）、憂心最高法院聲譽和閤法性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的阻撓下，路易斯安娜的極端墮胎權限製還是被駁迴瞭。但已經緻力於推翻羅伊案長達半個世紀的保守主義法律界和“聯邦黨人學會”（federalist society），並不會在小小挫摺後就善罷甘休。

終於，在2020年自由派大法官金斯堡終究沒有熬過特朗普任期並在逝世後被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替代後，保守派在高院擁有瞭6-3的超級多數。在現在的這個局麵下，隻要五位保守派大法官齊心，羅伯茨的意見便不再重要。這半年以來，外界便已經能看齣羅伯茨無力約束自己的其他幾位保守派同僚積極推動的保守主義傾嚮的司法判決，近期幾個重大的判決中，包括去年德州允許私人執行反墮胎法案的程序層麵判決，羅伯茨都隻能無奈地和三位自由派法官一起錶示反對意見。

考慮到羅伯茨本身已經是一個十分保守的法官，高院現在穩定有五位比他還要保守的法官，足以說明近年來最高法院右轉的嚴重程度。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在這幾位法官的帶領下，最高法院必然會走嚮一個大幅右轉、全麵保守化的階段，羅伊訴韋德案，大概率隻是他們殺威棒的第一個刀下魂。無論是高院今年還在思辨的槍支權，信仰自由問題，還是將來要考慮的行政權，種族平權計劃和投票權法案，都有可能是這幾位保守派大法官施展拳腳推動法律和政策右轉的領域。

迴到具體的墮胎權問題之上，倘若高院采取的是阿利托的意見，全麵推翻羅伊案和墮胎權的憲法保護，那麼現在已經對墮胎權加以空前限製的紅州肯定會順水推舟全麵禁止墮胎。甚至在20個通過瞭所謂 “觸發” 法案的州中，隻要高院一推翻羅伊案，墮胎就會自動在該州非法化，都不需要另行立法的這道手續。而廣大仍允許墮胎的藍州，雖不會受羅伊案覆滅直接影響，卻也不能保證未來聯邦層麵不會通過全麵禁止墮胎的法令來限製藍州的墮胎權。更何況，保守派主導的紅州已經開始籌謀立法來防止女性前往其他州墮胎，藍州的醫生也可能因此背上其他州的法律糾紛。而若高院采用羅伯茨的意見，那麼15周之後的墮胎禁令在廣大紅州成為標準，墮胎權滑坡的程度或許相對全麵禁止較輕，卻也仍是重大程度的退步。

1989年4月9日，Norma Mc Corvey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參加全國婦女組織的活動。

密西西比案判決的影響

首先，最直接受到密西西比案判決影響的，一定是最高法院和司法權本身。近年來，本就因為大法官聽證任命過程高度政治化，爭議頻繁而信譽度受損的最高法院，如果在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態度下推翻確立半個世紀之久的羅伊訴韋德案這一先例，肯定會進一步加深民眾對最高法院獨立性和司法解讀者身份的質疑。

前文已經提到，在羅伊訴韋德案後，美國社會長期在墮胎問題上處於一個較為僵持的卡殼階段。近幾十年來的民意調查普遍顯示，超過六成美國民眾並不希望推翻羅伊案，這也是自由派時常用來反對保守派質疑羅伊案的一個重要論據。不過如果仔細研究美國民眾在墮胎問題上的態度便會發現，選民本身在墮胎權和羅伊案判決的認知上是存在嚴重的認知失調和矛盾立場的。有超過六成的民眾不支持推翻羅伊案不假，但具體到對墮胎權的限製之上，又有接近半數的人支持對墮胎施加各種程度的限製（甚至不少人認同與密西西比案中類似的嚴苛標準）。與此同時，將近半數的民眾在2017年的一份民調中錶示墮胎是一個不道德行為。也就是說，民眾盡管可能聽說過羅伊案，但大部分人並不瞭解司法判決的具體性質和實際內容，美國民眾仍然在墮胎問題上十分分裂，幾十年沒有多大波動。雖然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墮胎問題愈發伴隨兩黨政治極化成為瞭界定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重要劃分點，但兩黨內部仍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選民來自於和政黨主流墮胎問題立場相左的站位。

不管怎麼說，在民意沒有重大波動的情況下，最高法院若貿然做齣激進的舉措來推翻墮胎權的保護，隻會是因為高院的人員變動的內部原因，而並非外部環境的變化。這樣赤裸裸的因人而異，因黨派立場而做齣判決的現實，無疑讓許多原先還對最高法院存在幻想的選民徹底消除對高院的崇敬之心，加速最高法院自布什訴戈爾案後走下神壇的進度，把最高法院也當成是深度參與美國兩黨政爭和保守派自由派鬥法的一個政治機構。最高法院近期的支持率一路從60%下滑到42%, 直接反映瞭民眾對高院愈發不滿的情緒。

誠然，最高法院從來也一貫都是一個政治機關，司法審查權的存在使得本就是政客的法官們可以冠冕堂皇的當起瞭披著袍子的政治傢。現在最高法院失去原先的“神化”光環，隻不過是暴露瞭法官作為黨爭一員的基礎事實罷瞭，但讓民眾意識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隻有在最高法院無法自我約束，屢屢做齣泛政治化的判決後，民眾纔會意識到問題所在，這是幾位大法官在公開場閤無論強調多少次自己不是“黨棍”，都無法洗刷掉的負麵印象。

最高法院的閤法性齣現動搖，是作為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竭力希望避免齣現的災難景象，但是已經無力約束自己其他保守派同僚的羅伯茨，即便是有心也無能為力。三權分立製度在美國運行到今天，已經有國會和立法權幾乎完全衰敗僵持的重要機製問題齣現，倘若再加上一個司法權被民眾視為失信，那麼美國這一套老爺車製度恐怕會在未來麵臨更大的危機，政治極化和社會割裂更有可能麵臨硬著陸的局麵。

至於墮胎權遭遇推翻可能會對中期選舉和美國政壇産生的影響，現在來看還存在許多未知的因素。對於自由派和民主黨來說，金斯堡大法官2013-2014年盲目自信拒絕退休釀成的苦果，讓他們無法在指望最高法院來維持包括墮胎權在內一係列自沃倫法庭時期以來取得社會進步主義成功和權利。除非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突然齣現意外性的減員，民主黨和自由派想要給許多並不屬於阿利托所言“曆史和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權利――比如2015年高院判例確立的同性婚姻權――提供額外的保護，可能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來達成。

由於民主黨現如今在參眾兩院都隻擁有非常薄弱的席位優勢，參議院通過大部分法案又需要60票的超級多數（民主黨又沒有足夠的票數單方麵改變冗長議事的規則來通過簡單多數強推法案），短期內無論是通過墮胎權還是同婚、投票權等問題的法案都沒有什麼可能（即便是通過瞭，也可能會被高院推翻）。所以民主黨唯一能指望的，便是受到刺激並感到悲憤的自由派和女性選民會大舉齣來投票，幫助民主黨減輕中期選舉的壓力，以保證未來還有機會嘗試推動相關的立法。

在美國政治中，中期選舉普遍對總統所在的政黨不利，經常會齣現選民懲罰執政黨，通過扶植反對黨把控國會來限製總統的權力和國內議程的情況。這一現象，被稱為“鍾擺效應”，是當今美國政壇少有的不變鐵律。百年以來，隻有小羅斯福、剋林頓和小布什三位總統曾一度擺脫過中期選舉魔咒（都有特殊原因，分彆是大蕭條、彈劾和911）。而其餘總統所在的政黨在中期選舉中無一不是受到重挫。鑒於民主黨在參院隻是和共和黨50：50打平，在眾議院隻有五席優勢，中期選舉魔咒加上拜登近期低迷的支持率，讓民主黨在兩院的多數黨地位都堪稱危如纍卵。

在通脹、疫情和俄烏戰爭帶來的高油價都將在未來幾個月繼續睏擾美國的情況下，拜登想要擺脫當前的泥潭帶領民主黨剋服中期選舉的魔咒，必然需要一些奇跡和外部因素的助力。在許多人看來，墮胎問題，或許是今年僅存的幾個黑天鵝事件，有著扭轉中期選舉局勢的潛在可能。但這一說法，有些過於簡單化墮胎問題和中期選舉選情的嫌疑。

墮胎問題是美國政壇中最為勁爆，也最能吸引選民參與和投票激情的議題不假。但本身最關注這一問題的選民，大概率就是最樂意於參與政治鬥爭和積極投票的那一批高頻選民。不管有沒有墮胎權被推翻這一事件，這批人中期選舉都會齣來投票，指望這些原有就參與的選民來改變局勢，顯然並不現實。而兩黨在墮胎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對立立場，很可能預示著有多少因為羅伊案被推翻而齣來投票支持民主黨的憤怒選民，就有多少因為羅伊案被推翻而無比歡欣鼓舞齣來犒賞共和黨的選民。

更何況，即便是在黨派“自我靠攏”現象無比普遍的今天，仍有相當一部分不以自己墮胎立場來投票的選民存在。在2020年大選中，投給瞭和自己墮胎立場相左候選人的選民比例占到瞭26%。這說明瞭中期選舉中可能會齣現墮胎問題次要化，為傳統的經濟，治安和通脹話題讓步的局麵。到那時，恐怕還是傳統的政治極化和鍾擺效應將作為中期選舉的主鏇律。而墮胎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隻會起到幫助民主黨避免齣現因為己方選民投票激情下滑嚴重而齣現基本盤崩潰的最糟糕景象的作用。真正將會起到決定選舉走嚮的中間搖擺選民，他們未必會把墮胎問題放在更加貼近生活現實的民生問題之前。

總結

當然，中期選舉具體情況怎麼樣，現在來說還為時太早。畢竟，最高法院最終怎麼判密西西比州的墮胎案，現在還是個未知數。也許，一項受憲法保護五十年的權利一朝被推翻，會引發我們前所未見的政治能量，引發政壇大地震，從而徹底改變美國政壇的現有生態。

縱觀密西西比此案和墮胎權的前前後後，可以看齣社會進步很難說是依照一個綫性的發展軌跡，即便是幾十年前就已經確立的權利，也可能會因為變動而受到威脅遭遇波摺。性彆平權道路再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瞭顯著成果，改變瞭美國乃至全世界社會的方方麵麵，倘若墮胎權如果在美國被高院廢除，雖會遭受一次重創，但未必不會逆勢強起。

對於最高法院和美國的民主製度而言，密西西比案可能會是一個憲法上新篇章的開始。急速轉右的高院很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幾年中塑造一個極度有利於保守主義的司法和政治大環境。然而在高院本身閤法性和政治獨立性受到民眾普遍質疑的情況下，這種猛然轉嚮的行為，又能否維持下去呢？這些問題，隻有等高院密西西比判決最終齣台後，纔能看齣更多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