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乾隆朝的尹嘉銓案，有如平地起風雷，令人深思。大理寺卿尹嘉銓有文人習氣，愛做名臣夢，他的著述中不乏輕佻之言。案發時尹已緻仕迴鄉，本來這樣的人物不入乾隆帝法眼，但乾隆在看過他的兩份奏摺後，決定將他徹底批臭，並抄傢，絞立決。本文始終關注乾隆的龍顔一怒到底是什麼原因。乾隆在冗長的上諭中寫道：“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清朝的一切皆由皇上乾綱獨斷，奸臣無處容身，也不需要名臣。尹嘉銓案揭示齣盛清時代君臣關係的本質內涵。
雍正、乾隆之際，有位名儒，叫尹會一，官至河南巡撫，還是個大孝子，曾得乾隆帝賜詩，褒奬孝行。他有個兒子叫尹嘉銓，做過刑部司官，最後在大理寺卿任上退休——大理寺參與司法復核，與刑部、都察院閤稱“三法司”，是司法審判領域最重要的三個機構。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過尹會一老傢保定，已退休在傢的尹嘉銓派兒子送上瞭兩份奏摺。一場驚天大案就此拉開序幕。
在第一份奏摺中，尹氏懇請皇上加恩，特例賜予其父尹會一謚號。在清代，謚號是一品大員死後，根據其人功績、品行，朝廷議定褒貶而給予的稱號。破格贈謚，一定得有非常特殊的貢獻。尹嘉銓敢開口嚮皇上討要這麼高的榮譽，是因為乾隆提倡孝道，不遺餘力，而尹會一孝名遠播，皇上曾賜詩一首，不正是應當宣傳的典型嗎？提齣申請，一則滿足瞭私欲——老爸的榮譽，不就是自己的榮譽嗎？二則投皇上之所好，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沒想到，如意算盤打錯瞭。乾隆批示，狠狠訓斥瞭一番：“與謚乃國傢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傢居，汝罪不可逭矣！”
如果當時尹嘉銓隻上瞭一份奏摺，看到批示，自然就安分瞭。偏偏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認為謚號十拿九穩，並不滿足，在第二份奏摺中提齣瞭更“狂悖”的要求。
孔廟內的陪祀先儒木主
皇上剛放下筆，就看到瞭下麵這份還是尹嘉銓的奏摺。他說，陪祀孔廟（士大夫的最高榮譽，除瞭孔門七十二弟子，不過寥寥數十人），元代先儒有四位，明代有六位，而本朝目前僅陸隴其一人，跟本朝儒學成就極不相稱。因此建議，增加湯斌、李光地、張伯行（皆清初大儒，尤其是湯斌，堪稱完人），還有範文程（範仲淹十八世孫，明萬曆年間投降努爾哈赤，清廷入關前後頭號漢人謀臣）、顧八代（姓伊爾根覺羅。範、顧皆無儒學聲譽）——當然，末尾羞答答地添上瞭其父尹會一的名字。
湯斌
乾隆的硃批，一共九個字：“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皇上覺得情況非常嚴重，當即下瞭一道非常嚴厲的長篇諭旨。他對尹氏提名的人選逐一駁斥，並特彆強調，朕對大臣——即便早在朕齣世前已亡故——的功業品行，一切瞭如指掌，尹嘉銓一個小小的正三品退休官員，居然敢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發錶意見，“實屬從來未有之事”！在高宗看來，朕當年賜詩褒奬尹會一，不是因為真有什麼瞭不得的孝行，不過為瞭激勵大傢，拿他做個由頭罷瞭。現在尹嘉銓居然請求破格賜謚，還要陪祀孔廟，“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為何如主耶？”——這不是藐視朕，以為朕昏庸無能，毫無判斷力嗎？
尹嘉銓被開除公職，移交司法部門，皇上同時下達瞭抄傢的命令。在抄傢方麵，清政府經驗非常豐富。如果是官員，一般任所、老傢同時查抄，對傢人、親族也盯住不放，做起來乾淨徹底，不留死角。尹氏雖已退休，但在北京還有住所。所以，除瞭指示直隸總督立即查抄尹嘉銓在保定的老傢外，乾隆還用“日行六百裏”的急件，星夜發往北京，要求留守的內閣大學士英廉“即速前往嚴密查抄，毋任絲毫隱匿寄頓”，以防止消息走漏，財産等提前轉移。
康乾盛世，龍顔一怒，動不動就抄傢。所得資財，並不進入戶部管轄的國庫，而是由專職伺候皇帝的內務府接收，成瞭天子個人的私産。除此之外，抄傢的另一個重點是書籍、信函等文字材料。
兩地的官員十分賣力。尹嘉銓北京的傢中被搜齣“書大小三百十一套，散書一韆五百三十九本，未裝釘書籍一櫃，法帖冊頁六十五本，破字畫五十八捲，書信一包計一百十三封，書闆（印刷書籍用的雕版）一韆二百塊”。英廉將這些東西全部集中到一個房間，專門委派之前有過審查經曆的翰林院官員，“逐一細加翻閱”。河北方麵亦然。
審查的結果，各種書籍需開列詳細的清單，書中嫌疑之處“逐一簽齣（粘簽）”，原書進呈，由皇上親自審閱。
事實證明，皇上確有先見之明，尹嘉銓的著作中，充斥著“不堪入目”的“狂吠”。我們且一一道來。
首先是僭妄。
尹氏著作甚多，其一曰《亨山遺言》，內稱“夢至東嶽大帝座間，麾之使歸，且曰：‘公為孟子後身，當繼孔子宗傳，壽尚未艾’”。東嶽大帝，即泰山，據說掌管生死。尹嘉銓在夢中來到瞭東嶽大帝的麵前，換言之，陽壽已盡，但人傢就是不接收，揮手讓他迴人間，而且告訴他：“您老是孟子轉世靈童，要繼承孔子的事業，做當代儒傢的掌門人，將來的日子還長著呢。”這無疑是白日夢，自我吹噓。
但在清代，吹牛的後果，可能很嚴重。主審的一品大員內閣大學士三寶等厲聲質問：“你又不瘋，為什麼說神說鬼？孔孟大聖大賢，你何等樣人，就說要繼其宗傳，這不是你的肆無忌憚麼？”
宣稱是孟夫子投胎，侮辱聖人，還不是最嚴重的。可怕的是，居然欺負到聖天子頭上來瞭。
尹嘉銓另撰有《多病徒傳》，文已不傳，想來無非自憐自艾，自吹自擂。偏偏其中一句“子欲為帝者師”，犯瞭大忌。審訊官曰：“你是何等樣人，敢公然欲以帝師自待，難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師傅麼？”尹嘉銓讀書不少，但道德境界並未因此有所提高，文人惡習倒全有瞭。大概他身體不太好，而極富傳奇色彩的西漢開國名臣張良，據說也多病。有關張良的神話，焦點之一是他得到瞭神秘的黃石公的兵法，從而開啓瞭帝王師的道路，所以《漢書·張良傳》中有“學此則為帝者師矣”一句。尹氏魂牽夢繞的，大概是如何享受帝者師的榮耀。現實中沒有希望，那就藉助手中的筆，意淫一把。殊不知，在清代，關起門意淫，也要付齣慘痛代價！
現在大難臨頭，尹嘉銓認罪態度非常堅決，“我糊塗該死，更有何辯？”但乾隆並不滿意，後來在判決書中仍憤憤不平，認為是對自己的巨大侮辱：尹氏居然要當我老師。君臣大義，尊卑分定，臣下怎麼可以自居師傅呢？這姑且不論，“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昔韓愈尚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應在弟子之例。’尹嘉銓將以朕為何如主耶？”
還有更讓人驚掉下巴的指控。案發前一年，正值皇上七十壽辰。乾隆和尹嘉銓一樣，很喜歡寫文章。杜甫詩雲“人生七十古來稀”，膾炙人口，他就在生日當天，撰作瞭一篇《古稀說》，頒示中外。巧的是，尹氏與皇上同庚，居然也自稱“古稀老人”。審訊官質問：“這不是你的狂妄麼？”尹嘉銓辯稱，去年皇上的《古稀說》實未寓目。當然，“今大人們問我，實在覺得不是已極瞭！”雖然認罪，顯然認識一點兒都不深刻。
於是在乾隆授意組織的二次審訊中，三寶等聲色俱厲，不容分辯地怒斥曰：“上年皇上已有禦製《古稀說》，你斷無不看見的，就不該仍留此稱。……如今將禦製《古稀說》令你恭閱，內中所指前古秕政（即弊政），如強藩外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現在有麼？我皇上臨禦四十六年，勵精圖治，這纔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稱呢？”
明代張弼書杜甫《麯江二首之一》，中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事已至此，尹氏終於明白，皇上一騎絕塵，臣下望塵莫及，所有皇上用過的，大臣都不能用：“皇上聖德神功，愛民勤政，這纔自古所稀有。我不該仍留此稱，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塗，毫無可辯。”
尹嘉銓的臭文人習氣，還帶來瞭更可怕的後果：第二項罪名，是惡毒攻擊盛世。
他的書中有這樣的話：“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說治理國傢最怕的，是高層不瞭解底層狀況，不清楚老百姓的疾苦與真正需求。審訊官質問：“如今遭逢聖世，民情無不上達，有何不通可慮之處？你說此話，究竟有何意見，據實供來。”尹氏供稱：“我說的‘天下大慮’，原是大概泛論的話。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隱，並無下情不通之處。我這兩句話，並非議論如今的時勢，亦非彆有意見。然我書內妄生議論，就是我的該死處，還有何辯？”
尹嘉銓是個愛賣弄、好聲名的可鄙文人，隻會做東嶽大帝為自己背書的美夢——即便在夢中，也絕不會有不計個人安危，為民請命的勇氣。不論“天下大慮”並非評論現實政治的說法是否屬實，他絕對無意挑戰今上權威，無非是抄襲古人成句，東施效顰，藉文字自我妝點，希冀青史留名而已。這樣的人，這樣的話，曆代屢見不鮮。但似乎隻在清代，這會變成正兒八經、堂而皇之進行指控的罪狀！
尹嘉銓的下一個罪狀，是泄密。
他在編纂的傢譜中，收錄瞭自己的奏摺。所謂奏摺，是清代獨有的一種上行文書，通俗點說，就是給皇帝打小報告。小報告的存在，古今中外都未能免俗。大清王朝的獨特性在於，將小報告——君臣間的秘密通信——發展為處理政務的主要手段，成瞭製度。
清代奏摺
大清君主青睞奏摺，個中關鍵，是奏摺可以幫助天子擺脫官僚體製的束縛——正式公文的日常處理，需要經過層層官僚之手。奏摺的秘密性，意味著對官僚集團中嚴格的上下級關係的超越。所有有資格上奏摺的官員，都可以直接與皇帝溝通，這使得君主最大限度地實現瞭對整個官僚群體的直接掌控。獨裁的基礎，是秘密政治。所以，清廷一嚮高度關注奏摺的保密。但另一方麵，隨著奏摺的不斷推廣，保密越來越難。尤其是很多時候，奏摺涉及的隻是普通、正常的事務，完全沒有保密的必要，臣下往往會放鬆警惕。尹氏在傢譜中刊刻自己的奏摺，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不過，皇上不這麼想。在尹案爆發的前兩年，福建巡撫、八旗漢軍黃檢就因刊刻祖父已故內閣大學士黃廷桂的奏摺，被革瞭職。乾隆為此發布瞭數道冗長諭旨，不憚反復言說，詳細解釋：“我朝祖宗以來，恩澤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斷。及朕侍皇考，親見十三年中，深仁善政，並不由於臣下之奏請，而下情亦毫無不能上達之處。朕臨禦四十四年，所辦之事亦然。”而臣下刊刻奏摺，不就等於誤導民眾，炫耀自己的功績嗎？
兩年後的尹案，刊刻奏摺成為罪狀，也是因為這有與皇上爭功的嫌疑。尹嘉銓在大理寺卿任內，曾就一份死刑判決，力主由“立決”改為“緩決”（即緩刑），為此上瞭奏摺。這一奏摺齣現在瞭傢譜中。
主審官質問：“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該辦的，難道都要載入傢譜？即如刑部司官嚮堂官（指刑部尚書、侍郎）論事，難道都要記載麼？”
尹氏定罪宣判後，皇上意猶未盡，專就此事發布諭旨——乾隆特彆就其中的兩項罪名，分彆頒發詔書，詳加說明，以統一思想：指責尹嘉銓記載自己力主減刑一事，是為瞭博取名聲，刻意將自己打扮成寬厚長者，同時抹黑同事，將他們醜化為酷吏；更何況，明明辦的是公事，居然迴傢私自記錄下來，“其心尚可問乎？”——古往今來，哪朝哪代，官員在私傢著述中記載不涉密的行政事務會遭遇這樣的責難？
前麵說過，誹謗盛世是罪狀。沒想到，尹嘉銓歌頌盛世，也付齣瞭慘痛代價。
尹氏仿效硃子《八朝名臣言行錄》——是書采擇北宋太祖至徽宗八朝大臣言行有益世道人心者，編纂而成——撰有《名臣言行錄》，相應收集清代大臣的嘉言懿行。按理說，這是為打造盛世添磚加瓦——盛世的標誌之一，不應當是名臣輩齣嗎？還有哪個時代，錶彰名臣會成為罪狀？
《名臣言行錄》收錄者，包括聖祖玄燁的弄臣高士奇，雍正朝大學士高其位、蔣廷锡、張廷玉、鄂爾泰，還有在雍正朝已崛起，但於乾隆初始拜大學士的史貽直等——當然，還有其父尹會一。審訊官員皆加以反駁，認為這幾人都不夠格。
硃子《名臣言行錄》
高士奇人品卑汙，世所共知，無所不能的聖祖仁皇帝當然不例外。但高氏能詩文，擅書法，精考證，善鑒賞，是玄燁附庸風雅的得力助手，所以聖祖優容，始終加意保全，甚至禦書“忠孝節義”四字相贈，得以享盡榮華富貴而善終。
但這次，亦步亦趨模仿其奉為天神的祖父的孝孫皇上，不惜敗壞偶像名譽，也要揭穿高士奇的真麵目。主審官質問，“高士奇的行私納賄，人人多知道的”，你怎麼把這種人也收入書中？
而其他人呢：“高其位由提督擢為大學士，並無政跡可稱。其餘蔣廷锡、張廷玉、鄂爾泰、史貽直等，亦豈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錄》內，如何一並列入，是何意思？”尹嘉銓供稱：“這《名臣言行錄》，是我看見宋代硃子、司馬溫公等論本朝人物，采取極寬，苟有一言一行，無不采入。是以糊塗主見，也仿照此例，錄載我朝諸臣。但其中文字，亦並非我杜撰，或將誌書（地方誌）、行述（即行狀，死者生平的全麵介紹，匯集相關素材，供墓誌、傳記的撰寫者參考）或墓碑上采取來的。今大人們指齣高士奇行私納賄，髙其位不過由提督擢授大學士，毫無政跡，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蔣廷锡諸人，也並無好處。我也自悔無知妄作，任臆記載。至我故父尹會一也一並列入，尤屬錯謬該死，彆無可辯。”
這一指控，是尹案最主要的焦點，事後乾隆也專門頒布瞭一道長篇諭旨，比斥責尹氏私自記載力主減刑一事的詔書，還要長不少。所以，如此輕描淡寫的解釋，自然不會讓聖上滿意。第二次審訊繼續追問：“你做的《名臣言行錄》，據你說是仿照硃子，采取本朝人物極寬，故做此書。但你曉得，硃子身處的南宋，乃偏安之小朝廷，而你尹嘉銓遭逢的，是三代以降未有的盛世。你這麼比方，是何意思？”
尹嘉銓終於意識到，自己觸犯禁忌，最核心的一點，是本朝臣子蓋棺論定，隻允許存在官方鑒定結果。任何私人評論，不管是褒是貶，皆在禁絕之列。官方意見，即代錶“公論”。而所謂官方結論，不過是皇上的金口玉言罷瞭。
不過，再往深裏追究，《名臣言行錄》的根本問題，甚至也不在於具體大臣的褒奬與欽定結論有齣入，而是更高層次的一個原則性錯誤。此案乾隆最核心的關切，是那道專門批判此書的冗長上諭中的這句話：“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
無奸臣，好理解。當年鰲拜多囂張，還不是被年輕輕的聖祖拿下瞭？大清天子聖明，燭照萬裏，奸臣稍一露頭，必覆滅無疑，是之謂無奸臣。但這秦漢以降僅見、直追三代的盛世，怎麼會沒有名臣呢？
在那道皇皇近韆言的詔書中，皇上首先指齣，尹嘉銓將內閣大學士稱為宰相，甚為荒唐，因為本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一切決策皆由皇上獨力製定，大學士不過是高級秘書罷瞭。從聖祖康熙爺、父皇再到朕，無時無刻不在為天下蒼生的福祉親自辛苦忙碌，難道有什麼事，還需要仰仗大學士的協助不成？朕在位期間，傅恒做大學士的時間最長瞭，也不過是執行朕的命令，盡職盡責，不打摺扣罷瞭。現在他去世十多年瞭，難道離瞭他，朕就沒法讓國傢運轉起來啦？
清代官帽上的翎子
這等齷齪的話，齣自金口玉言，不僅在審訊中反復強調，且在上諭中廣而告之。為瞭徹底打翻尹氏，踩在腳底，永不翻身，乾隆已顧不得皇上的體麵瞭，甚至嚮主審官透露，尹氏“當時學作女人聲音狀貌，懇切乞恩”，讓其以此羞辱尹嘉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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