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許會問 山西地處華北 絲綢之路，穿越山西 - 趣味新聞網

有人也許會問，山西地處華北，遠離西陲，與絲綢之路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乍一聽有道理，但其實山西在古代特彆是北朝時期與絲綢之路關係很緊密。

絲路東端不斷轉移，北魏遷都洛陽前在平城

山西和絲綢之路的關係由來已久，先秦就有明確的物證。2002年在上海舉辦瞭晉侯墓展中，就有西來的紅色菱形瑪瑙。民國，山西靈石縣曾齣土16枚羅馬（兩漢時期）古錢幣、廣靈漢墓齣土陶鬍人俑、朔州漢墓齣土銅質鬍人俑，均可證漢代山西與西域的聯係。

然山西與絲綢之路保持最密切關係的時期，莫過於北朝。北朝山西與絲綢之路的關係，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對全國乃至隋唐都有極大影響。

在北朝時期，平城（今山西大同）作為北魏都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更為密切，超過瞭長安和洛陽。

公元398年，鮮卑拓跋氏遷都平城，翻開瞭平城曆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太武帝攻滅北涼，再次開通東西方交往之路，平城派齣使節遠赴西域，西域人也成批東赴平城。平城成為該時期唯一的絲綢之路東端。在古代史傢心目中， 北魏王朝所在的平城纔是北魏早期絲綢之路的東端 。

太武帝打通西域後不久進行瞭滅佛運動，剛剛興起的中西關係遭到壓製，但文成帝繼位後馬上重新開通和絲綢之路的關係，一方麵重新重用佛教，開鑿瞭著名的雲岡石窟，建立瞭僧官製度，另一方麵大批鬍人樂舞都通過絲綢之路進入。自此，平城成為絲路東端最重要城市，中西交通和交流登上一個新的階段。

絲綢之路的大緻路綫是， 進入新疆，穿過甘肅河西走廊和寜夏、 陝北，渡過黃河，登陸山西河麯、保德、偏關諸縣或從內濛古君子渡登岸進入托剋托縣 ，這些地區，在北魏均屬京畿地區。

在平城遺址和晉陽（今太原西南）城遺址及其周圍，至今遺存著大量有關絲路或者西方文明的遺跡和遺物，最著名的當屬雲岡石窟，是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證，中西因素相互結閤，氣勢恢宏，獨一無二。在平城遺址內，還齣土許多外來器物，如 鎏金高腳酒杯、仿波斯銀盤、 琉璃碗、銀質耳杯、鑲寶石金戒指、波斯銀幣，外來造型的四獅環立石燈、各種中亞伎樂俑和牽駱駝的俑、絲綢之路東傳樂器 等，充分顯示齣絲綢之路與平城的重要關係。這些器物，件件都與絲綢之路有直接關係，如在大同市博物館展齣的四獅環立石燈，其獅子造型，在印度桑奇塔附屬建築中就有類似原形，剛齣土，我們就議論，此物可作為 平城的 logo （徽標） 。另在新發現的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解興石堂壁畫中，居然發現 箜篌演奏圖 ，它的意義在於，這是 北魏考古中發現最早的絲路器物東傳的證據 。根據以往的考古發現，結閤雲岡建造時間，前兩年我們認為絲路文化被平城較廣泛接受的時期當是 文成帝和平年間 ，所舉例證，都是文成帝和平年間的，現在看來，還可以提前到文成帝太安時期。環視黃河流域，在此時期，沒有哪個城市遺址齣土過如此豐富的外來器物。

可以說，平城開創瞭絲綢之路的新時代，漢代的絲綢之路主要與官方發生關係，而平城以後的絲綢之路，不僅把中斷多年的絲綢之路再度恢復，而且來往的深度、 廣度與長度上都超越瞭兩漢，深入到民間和社會諸階層，延續到唐五代之後。

另外，東魏北齊時期，晉陽為北方軍政中心，“齊氏彆都”，鬍商輻輳，商貿發達，自然成為絲路東端之一，留下許多鬍人活動的記錄與遺物。據碑刻墓誌資料記載，北朝以降，晉陽定居著許多粟特人，見於墓誌的粟特人就有翟娑摩訶、翟突娑父子、安吐根、翟楷、虞弘及其父親等。

山西古代絲路遺存的分類

山西古代絲綢之路遺存的種類分為三種：一是西方的生産器物，比如金銀銅器、石刻繪畫陶瓷器、玻璃器和珠寶；二是引進的工藝技術；三是佛教和絲路藝術。

從具體的分類來看又可具體分為以下幾類：金銀錢幣、日用器物、珠寶玻璃、人物衣著、商人貿易、葬具碑刻、工藝製造、佛教信仰和舞蹈音樂。

金銀錢幣 ：在山西的一段漢長城土洞中發現瞭一個布袋，布袋中藏有49枚波斯銀幣，當屬北魏孝文帝太和期間。可能是當時為瞭暫時存放，結果再也沒有取迴。後來這些銀幣由文管所收迴。

日用器物 ：這類文物在平城遺址、大同、太原都有發現。比如發現的高腳杯這種器形，其實並不適閤中國的黃酒，而是為瞭葡萄酒所製的，其上往往會有葡萄紋飾或是慶祝葡萄豐收時的舞蹈紋飾。另外銀碗、銀盤等金銀質器具均為西方所喜愛，它們的工藝圖案風格與漢魏以來的中國傳統大相徑庭，但同羅馬風格非常接近。

玻璃珠寶 ：我們所發現的玻璃器上，聯珠紋是西方好用的，蓮花紋和忍鼕紋則是由佛教傳過來的。另外在大同北魏墓葬中齣土的下頜托殘件，在吉爾吉斯國傢博物館中藏有一件工藝上非常接近的同形製金飾，這種工藝方法在青銅器上都很少見到。而在太原齣土的北齊徐顯秀墓中的戒指經考證就是通過鬍商送來的，其圖案完全沒有中國風格，而更近於希臘羅馬的眾神之王宙斯。

人物衣著 ：主要見於鬍俑與墓葬壁畫中。我們曾發現一張北魏墓葬的武士圖，從畫有三目來看，應該是一位神，從麵目衣裝錶現來看與新疆剋孜爾等石窟的菩薩很相似，從繪畫技法來看，也應該是一脈相承。使人強烈感到，該墓壁畫的畫師很嫻熟於西域繪畫。

鬍商貿易 ：所謂“商鬍”之類的稱呼，開始主要是指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外商，時間久瞭，逐漸推廣到泛指所有外國商人。《後漢書》捲八八《西域傳》記載，“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鬍販客，日款於塞下。”這裏提到的“商鬍販客”，就是指外商。東漢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東來人數驟增，他們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及其帶來的文化，對中國産生很大影響，構成當時社會的鮮明特色之一，是當時東西文化交流和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入華鬍商齣土的物證有三類：一類是直接物證，如平城地區北魏墓葬齣土的鬍人牽駝俑，或者是其他地區齣土的鬍商繪畫、雕刻等，象徵著絲路商隊或商人；一類是間接物證，如通過絲綢之路販運而來的西域器物，錶現的是絲路貿易的內容，前兩類在山西的很多墓葬中都有。而第三類是鬍商文書或書信，記載瞭鬍商的境況、入華手續以及貨物價格等。第三類在山西沒有發現，而在新疆已經齣土瞭很多。在有的墓中，幾類物證一起齣現；而在多數墓和遺址中，往往隻有一類物證。鬍人手牽雙峰陶駱駝的隨葬品或單個的陶駱駝，在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雁北師院2號墓，甚至其他墓葬都齣現過。該時期錶現絲路來的鬍人商隊，以人和駱駝組閤為特徵，不需要在駱駝背上添加貨架或者囊袋。這是北魏早期鬍商的錶現形式，也是早期的特徵。那種在駱駝背上添加馱架或囊袋的錶現手法，主要齣現在東西魏以後，是鬍商象徵物演化的又一形式。

歸納鬍商俑或鬍商圖，可以得到以下認識：

1. 鬍商俑、牽駝俑和載貨陶駱駝的組閤以及鬍商圖 ，隨著時間發展，有自身演變興衰的過程。從時間上看，牽駝俑和陶駱駝的組閤大規模興起於北魏定都平城前後，在內濛古自治區北魏墓、大同司馬金龍墓和大同師院北魏墓群已齣土有鬍俑及陶駱駝，在遷都洛陽後，諸多北魏墓又齣土載筐駱駝和載貨臥駝。北齊墓中，又齣現瞭騎駝俑。進入隋唐，鬍商俑與載貨駝的數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載貨駝上騎一隻猴，馱袋的形製與種類也成瞭多種多樣，反映瞭隋唐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晚唐以降，隨著社會的變化，鬍商俑及載貨駝在隨葬品中越來越少。

2.駱駝、馬、驢馱載的貨物種類主要有絲捲、錦帛、毛皮等 ，是鬍商俑組閤與鬍商圖中最常見的貨物，由大多數駱駝載有絲綢看，將東西方商貿之路定名為絲綢之路，是名副其實的。駱駝、馬、驢的馱載物除絲綢等外，還往往有水壺、氈帳、大雁、肉條、野兔等，此類物品不是商品，而是鬍商的旅途生活品。有一種駱駝所載的用木條製成的馱架，在夜晚住宿時，還可能被用來搭撐氈帳。大同北魏墓即與鬍俑陶駝共齣過陶製氈帳模型。

3.鬍商俑陶駝的造型也有個從呆滯到生動、由寫實到藝術化的過程 。不論是牽駝俑，還是陶駱駝和陶馬，早期主要錶現的是寫實性與象徵性，北魏前期的鬍俑與陶駝基本上就是如此。從北魏晚期和東魏開始，邁開瞭由寫實到藝術化的步伐。駱駝中齣現瞭臥駝，北齊時，又齣現瞭騎駝俑，發展到隋唐，導緻齣現瞭活靈活現、多彩多姿騎駝俑與三彩駱駝。

葬具碑刻 ：這一類型文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就是鬍商販馬圖，在山西北齊壁畫反復齣現，直到唐代墓葬還有鬍商販馬圖。唐代上至皇帝，下到各級官僚，都喜愛駿馬，不遠萬裏來獻馬的鬍人絡繹不絕。通過鬍商販馬，我們可知，一、西域良馬是絲綢之路的大宗商品，在戰爭時期，甚至是中國最需求的主要商品。西域良馬進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貢品外，主要是貿易，貿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物，以良馬換取絲綢。二、西域諸國齣産良馬，許多人牧馬為業，自然善於養馬馴馬，前文諸圖所見鬍商販馬圖就是證明。敦煌290窟中心塔柱西麵龕下方有幅北周《鬍人馴馬圖》，馴馬人身著鬍服，短發，手舉馬鞭，正在馴服一匹紅色烈馬，這個馴馬的鬍人就是粟特人。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鬃�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馴馬圖像。憑藉馴馬特長，許多粟特人成為中國馬場的官員，為中國繁育瞭品種優良的軍馬。三、北朝粟特人販馬圖以藝術的形式記錄下絲路貿易的重要方麵，提醒瞭對絲路馬匹貿易的重視，尤其是，這種形式延綿不絕，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該題材的圖畫陸續問世，從一個側麵展示瞭中國長期的馬匹需求和絲路貿易的軌跡。

舞蹈音樂 ：在雲岡石窟諸窟雕刻著西方傳來的琵琶、箜篌、篳篥等數十種樂器，多達數百件。雲岡石窟12窟因為樂器多，被稱為“音樂窟”或“佛籟洞”。這些絲路傳來的樂器，在北魏墓葬繪畫中也是屢見不鮮。舞蹈如“鬍騰舞”。

信仰習俗 ：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餘處。雲岡石窟諸窟是最好最早的物證。另一方麵，佛教的傳入為建築格局帶來瞭新的氣象。當時唯一能和皇傢相比的建築就是佛教建築，佛塔不僅成為當時中國的最高建築，而且壯麗輝煌，令人敬仰。

工藝製造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傳》載：“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至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2002年鼕季，大同北魏墓葬中齣土一個玻璃壺，形製與隨葬的陶壺接近，可視為本地生産玻璃器的物證。另外，《齊民要術》中記載的葡萄栽培技術，當源於北魏。

綜上所述，北魏時期，山西與絲綢之路的交往最為密切，平城作為當時絲綢之路的東端應該是確有根據的。而且該時期來自絲路文物種類數量最為豐富，超過長安和洛陽。所以說，古代山西既是民族融閤之地，也是文明互動的前沿，這種融閤與互動的結晶是，孕育瞭多民族的大一統觀念。

（作者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本文由陳詩悅、實習生盛逸心根據張慶捷2015年11月1日在上海博物館講座整理。）

來源：時空傢國

原標題：古代山西與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