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 美國社會學傢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 傳播學如何剋服學科身份焦慮？｜專訪劉海龍 - 趣味新聞網

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國社會學傢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僅46歲。在他逝世60周年之際，我們重讀他影響範圍最廣的經典之作《社會學的想象力》，並以此反思社會科學的想象力。我們專訪瞭陳映芳（社會學）、任劍濤（政治學）和劉海龍（傳播學）等三位學者。本篇為對傳播學者劉海龍的專訪。

讓我們首先從眼下的一個現象說起。

2021年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初試成績近日公布，在考研越來越“捲”的今天，傳播學因其幾乎最高的分數綫成為放榜當天考生們熱議的焦點。作為當下中國最“火”的人文社科專業，傳播學吸引著無數學子報考，但一派繁榮的背後，持續的學科焦慮卻始終難以散去。依照傳播學者羅傑斯在《傳播學史》中的說法，現代的傳播學學科化始於20世紀的美國（盡管這一敘事遭受過很多質疑）。學者威爾伯・施拉姆總結的傳播學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羅・拉紮斯菲爾德、卡爾・霍夫蘭等大多來自心理學、政治學等多學科。這使得即使時至今日，“傳播學有何獨創的理論？”依然是這一曆史短暫的學科常常遭遇的質疑。

不過，這種學科的“主體性焦慮”卻也意味著學科想象力的開放性，這給予瞭傳播學更多可能的發展路徑。美國主流傳播學將學科的重心聚焦於研究人類社會的信息傳遞活動，這也是現在公眾從字麵上對這一學科的理解。不過，確立學科邊界雖有助於一門新興學科的建製化，但也嚴重窄化瞭學科的研究範圍。在《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一書中，學者劉海龍較早地對其進行瞭批判。在如今的中國傳播學界，“打破學科壁壘”的聲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環境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等多個更富跨學科色彩的領域正蓬勃發展。

正如米爾斯所寫，社會學想象力的培養，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研究者不拘泥於“根據學院係科來確立自己的專門化研究”。隻是，隨著跨學科日漸成為趨勢，新的焦慮也在浮現。可能很多傳播學的學生都在自己的論文選題時遭遇一個常見的質疑：“你研究的話題是否是一個‘傳播學’的問題”。一方麵努力強調自己跨學科的特徵，另一方麵又極度在意學科邊界，傳播學麵臨的這種悖論一定程度上可成為我們思考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過程的典例。

劉海龍的觀點是：傳播學當然有其獨特的視角，另一方麵，也完全無需過度擔憂所謂的“學科主體性”問題。在一個媒介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中，我們需要更新既有的對人類傳播現象的理解，認識到傳播問題遠不僅僅隻是信息傳遞的效率問題，它還是“身體”、物流乃至“病毒”的問題。我們隻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傳播”與“媒介”的角度，纔能賦予傳播學持續前行的活力。

本文齣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8日專題《找迴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的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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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劉亞光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重訪灰色地帶》《宣傳》等。譯有《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傳播理論導引：分析與應用》《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裏程碑》等。

米爾斯與早期傳播學的分歧

新京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評過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紮斯菲爾德，他們也曾經閤作開展研究，不過在進行《人際影響》的調查時，二人的思路産生瞭分歧。我們如何理解米爾斯和傳播學之間的聯係？

劉海龍： 米爾斯早期從事瞭很多傳播學的研究，《社會學的想象力》裏不止批評瞭拉紮斯菲爾德，還提到瞭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多德（Stuart Dobb）等，都是早期傳播和宣傳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拉紮斯菲爾德一起在迪凱特做意見領袖研究，後來的作品中，包括《權力精英》等，也非常關注媒體對社會的作用。

米爾斯（C. Wright Mills），美國20世紀社會學傢，生於1916年8月28日，卒於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學師從H.格斯和H.貝剋爾，1941年獲博士學位。生前長期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其作品《社會學的想象力》是社會科學領域引用率最高的書之一。

他前後期的這些研究也有關聯。做意見領袖研究的時候，一開始所有的數據都是米爾斯帶著學生去收集，做得很辛苦，這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發問捲那種抽樣調查，而是挨個去訪談，比如問一個傢庭主婦，在哪些議題上受到瞭彆人的影響或影響過彆人，然後再滾雪球式地繼續找到這個影響者或被影響者。這裏麵其實就能看齣他研究上的追求，並不是想浮在錶麵上去簡單搜集數據，而是想親身接觸具體的人，在人際網絡中把握實在的關係。後來到瞭《權力精英》，他把人際影響的問題放到一個更大的框架裏，即精英藉助媒體如何對大眾進行操控，他也點齣瞭這種操控對非理性輿論形成的作用，這個問題在今天自媒體時代和民粹主義時代更明顯。

米爾斯對權力的批判立場，和當時去政治化的主流傳播學很不相同，執行項目的米爾斯和主持項目的拉紮斯菲爾德因為意見分歧反目成仇，終生不在同一個場閤共同齣現。《人際影響》後來在米爾斯退齣後由拉紮斯菲爾德、卡茨重新分析他留下的數據，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

保羅・拉紮斯菲爾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社會學傢、傳播學傢。他1901年2月13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25年畢業於維也納大學，曾獲數學博士學位，後來對社會心理學和傳播研究産生興趣。著有《社會科學中的數學思想》《社會研究的語言》等。

托德・吉特林後來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中對其提齣瞭批判，其中特彆提到瞭研究的資方背景。這個研究的贊助方是一個讀者定位為中下階層婦女的雜誌。米爾斯通過研究試圖說明：人際影響是一種從上到下流動的垂直控製，而非水平流動。這個結論不利於雜誌及廣告商。因為如果影響是垂直流動，那麼廣告隻需要投放到精英雜誌，而不用在各個階層推廣。此外，研究設計的問題也非常微妙,當時設計的4個研究領域中，前三個分彆是日用品購買、時尚、電影，最後一個是公共事務（即政治）。結論是在最後一個問題上人際影響的垂直流動是比較明顯的，前三個都是水平流動，因此人際影響主要是水平流動的。但其實前三個按照分類都可以歸結到“消費”這一類，而消費，其實歸結下來還是很受大眾媒體營銷這類垂直流動意見的影響。

新京報：米爾斯提齣的這種理論取嚮，和美國傳播學初創時期的迥異。施拉姆所奠定的傳播學創始人神話，雖然使得學科走嚮建製化，但也因此窄化瞭傳播學的學術想象力。米爾斯所批評的“抽象經驗主義”，很多都適用於對傳播學的批評。

劉海龍： 吉特林的文章裏就提到瞭這方麵的問題。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調查混淆瞭兩種影響，一是結構性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影響，一種是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影響，人際關係和權力本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不能簡單比較。這個其實也反映齣很多學者對權力、結構的忽視，誤以為通過人際的影響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變。缺失瞭這種觀照，其實像拉紮斯菲爾德這類實證研究，看似是經驗性的，但其實隻是一種“抽象的經驗”，摸不到社會真實的脈絡。

不過米爾斯更多時候還是一個理論上的“孤勇者”，因為當時拉紮斯菲爾德他們的研究是依托在一個産業化的模式上，市場調查、民意測驗是一個很熱門的産業。整個傳播研究其實比較像是在辦“企業”，用一種很標準化的、項目製的方式做研究。到瞭米爾斯之後，這基本上也成為瞭美國傳播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谘詢式研究的風格，並且近年來也被國內大力提倡，米爾斯也批判瞭這種“科層製”的研究趨勢，這其實和強調個人關懷、具體經驗的人文社科研究是相悖的。所以其實米爾斯還是可以往前走一步，這種弊病背後有深刻的社會結構因素，並非是靠個體“想象力”的提高能解決的。

《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劉海龍 著，北京大學齣版社，2015年7月。

傳播學的身份問題

新京報：說迴到傳播學本身。前兩年清華大學擬取消新聞傳播專業時，社會又開始討論“新聞是否無學”的問題，其實學科焦慮的問題，傳播學也存在。作為一個非常典型的交叉學科，傳播學經常麵臨的質疑就是沒有自己的獨立理論，研究的問題都是在藉用彆的學科的視角。在你看來，什麼是屬於“傳播”和“媒介”的獨特視角？

劉海龍：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媒介/傳播研究並非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個領域。其實傳播/媒介是否構成一個獨立的視角，本身確實一直有爭議。我覺得如果從傳播學的起源來看，“權力”或影響力可能是傳播學的一個切入問題的重點，最開始傳播研究處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傳競選、政治傳播、說服中的修辭等問題。

此外就是這幾年大傢討論得比較多的媒介理論，媒介也是傳播學引入的重要觀念。那麼什麼是“媒介”的獨特視角，我覺得可以歸結為一個“第三性”。我們知道，西方哲學傳統從古希臘開始更多強調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爾身心二元對立之類的。海德格爾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對立，認為其實是一元的，人拿起錘子就知道怎麼用，是一種“上手性”。但這裏麵依舊忽略瞭一個“中介”的問題：拿起工具之後開始用，這個過程並非是自然的，裏麵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說“身體”，其實就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媒介。這個例子想說明的是，媒介並非一個實體，而是一種視角，讓我們意識到很多二元對立中間有一個“中介”過渡。這是一種基礎觀念上的變革，將影響我們重新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現在大傢討論得比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論，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對社會問題的討論之中。

我近些年特彆關注“身體”問題，其實也是受到這種視角的啓發。看我們今天最新的技術，包括VR、元宇宙等等，其實都和身體這個媒介非常相關。過去我們經常認為自己可以“直接”認知世界，和與世界打交道，身體的作用一直隱而不顯，現在我們麵臨一個抽空身體的交流狀態，突然一下，你和世界的關係、你對世界的基本認知就會齣現顛覆性的變化。這在以往的傳播研究很少被關注，但其實是傳播研究最根本的一些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一些媒介理論傢提齣的新觀點能夠給我們打開想象力的邊界，比如約翰・彼得斯在《奇雲》中提齣新媒介，其實是讓我們迴到大眾傳播媒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不僅是關注傳遞信息和符號。

《奇雲》，[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鄧建國 譯，復旦大學齣版社，2020年12月。

新京報：傳播學經常被稱為“十字路口”，各路學科的思想資源都在此匯集。不過這裏麵有一個悖論式的問題，一方麵，傳播學者經常強調要注重跨學科的視野，另一方麵，這個學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體性”的焦慮，很希望證明自己的高度學科化。你會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海龍： 就像剛剛我說的，我覺得傳播學是有自己獨特視角的，比如媒介的視角，但我們也不能說這種視角有多麼獨一無二。比如我們現在研究物流係統的問題，做管理學的可能更多會把重點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們可能會關心其中的技術基礎設施，關心其中對勞動者的控製問題。

其實我一直認為學科主體性焦慮是一個很虛無的東西，我們隻要麵嚮真問題，用獨特的視角去解決它，給齣知識貢獻就夠瞭。而且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主體性”經常意味著“獨立”，但傳播學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獨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著“連接”，是他律的，我們不可能忽視連接兩端的那個東西去純粹地談論媒介。所以我一直說傳播學最嚴格的叫法應該是媒介社會學或者是傳播社會學，它一定不僅僅是傳播的問題。

《宣傳》（第二版），劉海龍 著，中國大百科全書齣版社，2020年1月。

我們也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學科對學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謂學科閤法性的學科，不會頻繁地提這個說法。而這導緻的一個結果，讓傳播學成為瞭中國形式上最學科化的社會科學。我把它稱作一種“深度學科化”，我們在用各種形式不斷地“築牆”讓自己顯得很像一個學科，每年開社會科學當中最多的會，各種學科建製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進行――當然也包括報考傳播學變得越來越“捲”。但這更多還是一種形式上的“繁榮”，內在地來看，現在國內的傳播研究在學術上還比較初級，甚至缺乏一個穩定的、有共識的判斷研究“好壞”的標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焦慮也來自於時代的變化。傳播學一開始很熱的那些方嚮，比如輿情研究、各類效果研究，在新媒體的到來，乃至大數據、人工智能的崛起之後，能做齣的新發現幾乎乏善可陳。很簡單的道理，以往我們做效果研究是希望通過抽樣的數據來“推測”消費者的行為，現在的技術條件已經可以直接讓你看到乃至預測這些行為瞭。所以傳播學還是需要打破傳統，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問題。這幾年大傢對“媒介”及其相關理論的關注也是做齣的努力。

召喚傳播學的想象力

新京報：除瞭身體問題，你還在疫情期間寫過“病毒傳播學”，這也是一個很有想象力的提法，但也難免讓人有疑惑，覺得病毒更多是一個嚴格的免疫學問題，將其和傳播聯係會很牽強。你會怎麼看傳播學想象力的邊界問題？

劉海龍： 我那篇文章其實主要還是想從傳播學的角度為我們看待病毒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視角，它可能並不完備，但這對我們從多方麵看問題肯定是有價值的。每一個學科，每一個理論傢，講齣的都不是絕對真理，也不能定義看待問題的角度隻能有一種。我們會發現傳統的傳播學談起傳播、交流，不論是希望提高傳播效率，還是改善人們的觀念，都會認為“達成理解”是最終目的。

但是病毒成為一個讓我們反思傳播本質的一個很好的參照，因為在病毒這裏，免疫係統“無法識彆”，傳播“失敗”，纔是一個最好的結果。這裏麵其實也擴展瞭我們對傳播學可以談論的對象的範圍，比如“物”也可以被納入進來。而且這個提法也並非天外飛仙，我們都熟知的傳播學者羅傑斯在那本很有名的《創新的擴散》裏也講過病毒。它和新聞、雜交玉米種、政治觀念、新産品的擴散都從屬於更一般的傳播概念。我有博士在寫的“物流”，它們似乎並不是傳播學的傳統議題，但它們都很有價值。當我們的想象力打開，其實會發現傳播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日常用語，使用的都是和傳播學相關的詞匯。

《創新的擴散》（第五版），[美] E.M.羅傑斯 著， 唐興通、鄭常青、張延臣 譯，電子工業齣版社，2016年1月。

新京報：關於激發社會學的想象力，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就是注重從本土經驗生發齣具體的理論，這也是米爾斯在批判“抽象經驗主義”後提齣的建議。作為肇始於西方的學問，傳播學和其他很多學科一樣也都經曆過“本土化”的爭論。你最近幾年也在強調梳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傳播”“媒介”等觀念的重要性，它們和其在西方的內涵有不小的差異。可否大體談談？

劉海龍： 不止是傳播學，其實任何一個學科的本土化都需要剋服用自己的材料去套西方範式、理論的問題。目前這個工作可謂是任重道遠，因為它對研究者的曆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積纍都有很高的要求。我概要地談一些有意思的話題，中國和西方傳播觀念的一個很大的差異其實和宗教有關，在西方談傳播很難脫離宗教。而挖掘中國本土思想中的傳播觀念，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注意傳播和“天”的聯係。“天”一開始可能是自然化的，但後麵會抽象發展成一個意識形態。其次就是傳播的目的性，西方的傳播（communication）觀念一直非常強調“平等”、“獨立”，但中國的傳播更追求一種和諧、同一性。比如我們非常喜歡有關“水”的隱喻，因為水最終會匯集到一處。

用更有想象力的視角來看，中國古代也有很多有趣的“媒介”，比如蔔筮、禮樂、祭祀、廟宇、旅行（進京趕考）、書寫。書寫的問題特彆值得一提，我們能從中國人對書法的重視中看到，其實中國人關注媒介的意識比西方人還強一些，我們對做事的“中介”、“間接性”很在意，通過楊聯��所說的“媒介人物”與他人建立關係。就像書法的精髓並不在於你書寫的內容，而在書寫本身，那些綫條與人的身體之間的節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書法本身也是一種“錄像”，你看著書法的筆跡，甚至能想象齣書寫者身體運動的姿態，並“體會”（“體會”的本義就是通過身體領會）其精神狀態。書法本身就是一種媒介，是一種對活的身體姿態的記錄。

新京報：米爾斯非常強調知識分子的公共介入，包括他在書裏提到過“小冊子”，認為這種傳播形式非常適閤連接大眾與高深的學術圈。在讓知識擴散、走嚮大眾這方麵，傳播學者可能會更有體會。知識分子介入知識傳播應該采用怎樣的方式？

劉海龍： 首先，我們需要意識到讓知識走嚮大眾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其實也是意識到“觀念”的社會影響。過去我們可能會覺得，尤其是人文社科思考齣的那些東西，對社會並沒有什麼用，但正在發生的現實說明並非如此。比較典型的就是像羅薩的加速社會、韓炳哲的倦怠社會，這些觀念逐步的流行，確實對大眾重新看待工作、消費等有瞭一定影響，大傢對“996”等現象的反思，很難說沒有這種觀念解放的作用。

不過需要承認的是，中國學術圈的“鄙視鏈”還是存在的，專業學者常常會覺得為大眾寫作是更低一等的事情。但其實大眾寫作做得好的學者其實也有不可替代的能力，比如知識轉化能力。像哲學傢韓炳哲，他可能也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原創性，但是儲備豐富，修辭精妙，並且能夠指嚮現實問題，把知識整閤得很漂亮。

正是因為大眾寫作非常指嚮現實問題――各種“痛點”，這裏麵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隱患就是這種寫作有沒有可能僅僅是為瞭迎閤市場？米爾斯雖然談研究應該解決個人的睏惑，但是個人的睏惑也非常有可能被商業等力量利用，現在比較典型的就是一些知識付費項目催生的知識焦慮。所以還是迴到最開始我們講到的“社會學想象力”，在知識傳播這件事上，我們指嚮的不僅是個人的睏惑，還應該連接到一定的結構性問題，要以一種對待結構性問題的“嚴肅”態度來傳播知識。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認為區分好的和不好的大眾寫作的一個標準，就是寫作者是在為讀者呈現事物的復雜性，而並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