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原創唯有民族主義者願意看嚮未來 納粹的幽靈纔能真正被清除殆盡。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2月24日的講話中 風聲｜俄烏戰爭中，為什麼納粹的幽靈又被提起？ - 趣味新聞網

鳳凰網原創 唯有民族主義者願意看嚮未來，納粹的幽靈纔能真正被清除殆盡。

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2月24日的講話中，他將烏剋蘭的“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作為采取“特彆軍事行動”的理由。如果說“非軍事化”涉及到以米爾斯海默為代錶的所謂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傢所關注的地緣政治，那麼“去納粹化”乍聽起來更像是一個藉口：在希特勒的德國覆滅77年之後，與柏林直綫距離1200韆米的基輔，如何與似乎成為曆史記憶的這個名詞糾葛不清？

新納粹組織，或在廣義上對納粹和法西斯言論有所崇拜的極右翼組織，的確仍是睏擾東歐各國的夢魘。 今日烏剋蘭和被阿爾弗雷德・盧森堡稱為“奧斯蘭”（Ostland）的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地區，曾是納粹德國夢寐以求的生存空間；在這些地區，碎片化的民族分布、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的民族主義在蘇德東綫殘酷冗長的戰鬥中糾葛發酵，其幽靈在今日的曆史敘述或政治實踐中，仍時隱時現。

強硬民族主義者與納粹的短暫蜜月

1941年，當納粹大軍進入蘇聯領土的時候，在希特勒本人和阿爾弗雷德・盧森堡這樣的納粹理論傢的世界觀中，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德意誌人和斯拉夫人平等存在的“生存空間”，但烏剋蘭民族主義組織在反對蘇聯和波蘭統治中的錶現和力量，讓納粹德國當局相信，他們是可資利用的對象。

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因此同納粹德國産生瞭復雜曖昧的聯係，這也使得烏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黨局的互動、成為後續曆史敘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當時，烏剋蘭人對納粹德國的理解，更多基於“德意誌人的統治”而非“納粹主義”的視角。烏剋蘭曆史上，雖然存在著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反猶主義，但彼時在烏剋蘭生活著超過100萬猶太人，沒有充分的證據錶明，異常尖銳的反猶主義在烏剋蘭民族主義運動中發揮著主導色彩。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烏剋蘭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利沃夫就受到過奧匈帝國的統治，由於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國采用相對懷柔的方式對待烏剋蘭的民族主義敘說和觀念，與彼時的俄羅斯帝國形成瞭鮮明對比，因此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對德國人的曆史記憶，是以維也納的溫和統治為坐標的；這部分解釋瞭當納粹軍隊進入烏剋蘭的土地時，他們所錶現齣的歡迎態度。

在德軍剛剛進入烏剋蘭境內時，西烏剋蘭與波蘭當局鬥爭不斷的民族主義領袖斯捷潘・班德拉，便積極支持利沃夫成立獨立的“烏剋蘭國”；然而，當班德拉意識到德國人並不打算讓一個完整獨立的烏剋蘭誕生時，他和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就轉而阻撓納粹當局的行動，並因此被投入集中營。強硬民族主義者和納粹當局之間的蜜月，如此迅速地結束瞭。

直到1944年蘇軍反攻的時候，納粹占領當局已經失去大部分烏剋蘭人的認可，其部分原因在於反猶主義在內的暴行在三年占領中頻繁發生，而許多烏剋蘭人基於貪婪（而非反猶主義）的動機，放縱他們的猶太鄰人被迫害。絕大多數烏剋蘭人還成為瞭德國當局急需的廉價勞動力。

| 1965年3月14日，俄羅斯莫斯科，前蘇聯總理赫魯曉夫。

因此，當紅軍迴到基輔的時候，在赫魯曉夫迴憶中，是一副感人的歡迎場景。

烏剋蘭民族主義者，並非全都加入到歡迎紅軍的隊伍中。以班德拉為首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不願意使烏剋蘭隻能在德國和蘇聯統治之下二選一。在長達三年的集中營生活後，班德拉竟與納粹黨局冰釋前嫌，重新組織起反抗蘇聯紅軍的活動，即便他此後未曾重新踏上烏剋蘭的土地。

顯然， 在班德拉所代錶的民族主義者心中，同納粹的閤作，並不是對德國納粹主義的信奉，而是利用德蘇矛盾而尋求民族獨立機會的機會主義行為。

爭取獨立機會，為何選擇納粹？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廣袤的東歐地帶為奧匈帝國、德意誌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所占。而建立獨立民族國傢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西歐民族主義的舶來品，受一戰中理想化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鼓舞加以實現。

在民族分布極為混雜的東歐新國傢中，沒有一個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傢：波蘭第二共和國，容納瞭一韆萬白俄羅斯和烏剋蘭人；捷剋斯洛伐剋在占據主導地位的兩個民族之外，還包含兩百萬德意誌人和數十萬匈牙利人；未能獲得獨立的烏剋蘭，更是在事實上為1921年的蘇聯-波蘭邊界所分割。

當人們看到今日烏俄的激烈矛盾時很難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烏剋蘭民族主義的中心利沃夫其實是波蘭的領土，而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反抗波蘭統治者使用的激烈手段，包括暗殺波蘭內政部長。

在這種背景下，納粹主義不可能是包括烏剋蘭在內的東歐國傢所誕生的原生思想，而是一種伴隨著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改變所産生的連帶衝擊。

一些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在對抗波蘭當局統治的時候，便傾嚮於尋求魏瑪德國和捷剋斯洛伐剋的支持，而隨著前者被納粹德國所替代，基於現實利益考量的友誼關係，二者之間的曖昧關係延續瞭。 包括班德拉在內的烏剋蘭激進民族主義者，與其說選擇瞭納粹主義的學說作為烏剋蘭民族主義的底色，不如說他們選擇瞭一個強大的盟友來尋求本民族的獨立，而這個強大盟友所信奉的，恰好是一種最邪惡、最具有侵略性的意識形態。 納粹主義，是一套包括而不僅限於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要素的整全意識形態；烏剋蘭人對納粹主義的理解，卻並不很深刻。

1939年蘇聯進入西烏剋蘭後進行的土地重分配，贏得瞭烏剋蘭下層農民的支持，因而後來許多人認為，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可以為他們同時帶來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

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蘇聯，對烏剋蘭的視野，也同樣不可避免地戴上瞭曆史和意識形態的濾鏡。即便在1944年的敗局中，納粹當局仍然選擇用“加利西亞師”而非“烏剋蘭師”的名義、招募西烏剋蘭的民族主義者對抗紅軍，他們仍以舊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的分野來理解烏剋蘭，認為“加利西亞”是一個更加文明的概念。烏剋蘭民族主義者為是否加入該師而發生分裂，那些對德閤作派，斷然拒斥蘇聯的政治觀念。

作為一個想象共同體，民族概念的起源，基本來自於精英的倡導與說服。此後，敵對行為就可以“同仇敵愾”的方式，深化民族主義的影響。 從民族的視角來看，一部分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加入瞭“納粹陣營”，就意味著烏剋蘭民族主義成為蘇聯衛國戰爭的敵人，即便曾有700萬烏剋蘭人加入紅軍、投入到和納粹德國的戰鬥之中。

對烏剋蘭民族長期的懷疑，成為蘇聯後續曆代政權的既定政策。直到1980年代，烏剋蘭人仍要在自己的檔案中填報自己及其傢人是否曾在德占區居住。

而德國的統治策略，更增加瞭烏剋蘭人犯下“納粹式暴行”的幾率。 諸如基輔軍事長官庫爾特・愛伯哈德少將，在兩天內槍殺33761名猶太人的巴比亞爾大屠殺，便得到瞭當地警察的幫助；而納粹當局的理由就是警惕“蘇維埃的間諜”。

在遊擊戰和民族主義情緒發酵的過程中，仇恨演化為屠殺，野蠻的行為似乎加劇印證瞭烏剋蘭民族主義“納粹化”的指控。

班德拉的幽靈

二戰的落幕與納粹德國的失敗，重新審定瞭戰後的民族敘事。以主流的世界輿論看，即便是齣於機會主義考量，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同德國當局間的閤作，也不應再置入烏剋蘭民族主義的框架，而隻能基於反法西斯的立場加以審判。

瓦圖京元帥纔是烏剋蘭人民的朋友，而班德拉則是納粹欲孽。盡管班德拉在1941年之後從未迴到烏剋蘭土地上，以他為名義的那隻軍隊也幾乎沒有受到他的實際指揮，“班德拉分子”還是成為瞭法西斯主義的代言詞。

| YALTA, USSR.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of Great Britain,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mier Joseph Stalin of the USSR (L-R) pictured before the Crimea conference session.

但是，雅爾塔秩序未能永遠維係。蘇聯的解體，使白俄羅斯和烏剋蘭這樣的國傢重新贏得獨立。新國傢的閤法性構建，無法繞開曆史上的民族主義傳統；而新的俄羅斯國傢，也將重新定位俄羅斯民族在國族構建中的作用。 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訴諸曆史先例，這使得曆史細節將讓位於符號化的政治態度。

2011年，親歐的烏剋蘭總統尤先科追授班德拉為烏剋蘭英雄，這一行為在西方和俄羅斯都引發軒然大波。烏剋蘭民族主義者、歐美社會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這一符號式人物顯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對於歐美國傢而言，避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潮流沉渣泛起，乃是牽涉其內部政治的重要議題；在歐洲多個國傢本身受睏於極右翼乃至新法西斯主義政黨重新抬頭的議題中，區分班德拉和納粹閤作的動機毫無意義。即便是齣於機會主義的策略考量，同法西斯和納粹閤作仍然是不可容忍的。2018年，美國政府要求烏剋蘭國防部不得將援助用於對新納粹組織的武裝，便是這種態度的鮮明錶達。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則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班德拉的含義。在他們眼中，烏剋蘭民族和白俄羅斯民族的存在是相當存疑的，既然烏剋蘭兩次獲得獨立存在的機會，都是因為來自德國的侵略；烏剋蘭民族尋求獨立這一事態本身，便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與“帝國主義”或“納粹主義”的勾結。 對班德拉的強調，喚迴瞭納粹德國通過鼓動烏剋蘭或白俄羅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試圖肢解“俄羅斯民族”的曆史記憶。

而烏剋蘭的一部分民族主義者又會認為，如果因為反對納粹主義的理由而全盤否定班德拉為代錶的民族主義先驅，就是對另一方“侵略者”俄羅斯的屈服。

民族主義如何告彆納粹的幽靈？

曆史記憶和現實政治如此糾纏演進，使得極端烏剋蘭民族主義的準軍事組織“亞速營”，成為俄羅斯“去納粹化”的指定目標。

亞速營充斥著極右翼分子，並以反俄作為其使命，從而與曆史上的極右翼敘事重閤。在東烏剋蘭，俄羅斯支持的極端俄羅斯民族主義武裝和亞速營為代錶的烏剋蘭民族主義者，係統性地違背現代人道主義原則，犯下諸多罪行。

實際上，亞速營的存在所摺射齣的，更多是今日烏剋蘭在國傢整閤和武裝力量現代化上的無力，後者為寡頭支持的極端組織成立準軍事武裝提供瞭基礎，而2014年之後的國防壓力，迫使基輔政權大規模吸收民間準軍事武裝充實國防。

在烏剋蘭民族主義的波羅申科政權末期，基輔同亞速營的關係已經瀕臨破裂。至於作為俄語族群齣身的猶太人，澤連斯基總統本身更難以和納粹産生瓜葛。在烏剋蘭最高拉達中，極右翼的新納粹政黨僅能贏得1個席位；相比之下，極端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族黨，在俄羅斯國傢杜馬卻擁有22席。

但民族主義敘說繞不開曆史，“去納粹化”也應當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戰爭、仇恨和族群紛爭，不會讓産生極右翼勢力或曰新納粹勢力的土壤消失，而隻會促成更多的極端勢力。

相比之下，烏剋蘭族群曾在二戰中於加利西亞和利沃尼亞殺害瞭6-9萬波蘭人，如今的波蘭共和國卻選擇對烏剋蘭難民打開國門。

也許，唯有當現代的民族主義者願意看嚮未來，而不隻是懷念和擁抱過去的時候，與曆史幽靈纏繞的納粹夢魘，纔能真正在東歐的土地上被清除殆盡吧。

參考資料：浦洛基 《歐洲之門》；沃爾夫森 《滔天洪水》；斯奈德 《從投票到暴力》；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體》；麥剋福爾 《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夏依勒 《第三帝國的興亡》。

鍾道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