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資治通鑒》作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全書共294捲 史學大傢司馬光的傳奇人生（三）：編寫通鑒，鞠躬盡瘁！ - 趣味新聞網

導語：

《資治通鑒》作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全書共294捲，約300多萬字，作為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齣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

“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傢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資治通鑒》這部編年體通史論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鳴盛的一句話來概括：

“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在這部書中，司馬光闡述瞭他對中國曆朝曆代的曆史和帝王的看法，《資治通鑒》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傢評論，以篇數看來，《唐紀》所占篇幅最多，其次為《漢紀》。

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瞭國傢統一，恢復和發展瞭社會經濟，繁榮瞭學術文化，同時內政多弊，積貧積弱，局勢不穩。

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

當時，君主將相、誌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齣路。

於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誌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睏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

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彆是曆史學傢，如歐陽修、司馬光、範祖禹等人，往往麵對現實而迴顧曆史，企圖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藉鑒曆史，為瞭有資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

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為突齣，也最具代錶性。

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不僅講述瞭當時的曆史事件，而且還細緻的分析瞭當時曆史背景下整個國傢的狀況，不但記事而且寫人。

另外，司馬光還在書中從不同的角度發錶瞭屬於自己的一些比較新穎的觀點和看法，大膽的總結瞭統治者統治過程中的一些曆史教訓和經驗。

其次，《資治通鑒》的文字錶達、事件情節描寫都采用瞭獨特的手法，給後人寫作具有藉鑒意義。

《資治通鑒》裏麵詳細的寫瞭很多故事，記述事件文采飛揚、字字珠璣，堪稱經典。

如在《玄武之變》一文中寫道：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

文章隻是用幾個簡單的詞語連接在一起就說明瞭一件精彩的事件，十分精闢。

另外，《資治通鑒》最大的價值應當體現在他的“鑒”字上麵，書中雲：

“前事不忘明是非得失，以史為鑒知盛衰興替。”

本書的特色也顯現於此。

就如書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比如圍魏救趙、鴻門赴宴、房謀杜斷、聞雞起舞、安史之亂等等，這些都是曆史遺留下來的文化，對曆史有鑒證作用，即“前世之事，後事之師也。”為曆史積纍經驗，為後人開闢明鏡。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曆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傢、思想傢、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

作為曆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媲美。

宋高宗趙構說：

“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

南宋學者王應麟說：

“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對《資治通鑒》一書評語是：

“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

清代民初的思想傢梁啓超說：

“《資治通鑒》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

雖然一直在洛陽埋頭讀書，但是司馬光仍然心係朝廷，對於新法帶來的種種弊端他也是親眼所見，在《道傍田傢》詩中，司馬光描寫瞭當時的農傢之苦。

道傍田傢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翁攜�`索嫗攜箕，自嚮薄田收黍稷。靜夜偷舂闢債傢，比明門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示議縣官租稅足。――《道傍田傢》

新法實施不久，司馬光無法自抑，給王安石寫瞭一封長信《與王介甫書》，主張有些祖宗之法是不可變的，對新法帶來的侵官、生事、徵利、拒諫、緻怨五個方麵進行瞭嚴厲的批判。

王安石看後，迴瞭一封著名的短信《答司馬諫議書》，針鋒相對。

至此，兩人的政治分歧轉化為公開的論爭，乃至攻擊。

蘇軾曾在《司馬溫公行狀》中對司馬光反對變法及其遠見作瞭簡要的記載：

“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

司馬光痛批王安石變法的弊端，最終在十年後一一應驗。

熙寜七年，天下大旱，蝗災肆虐，神宗無奈之下嚮全國“詔求直言”。

司馬光於心不忍，自食“絕口不復論事”的誓言，公開提議罷黜青苗法、保甲法等六條新法。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資治通鑒》成書，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不久之後，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後臨政

此時的司馬光已是經曆瞭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的四朝元老，頗具威望，被太皇太後招至朝廷主國政。

於是，上書奏事的人數以韆計，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

時光鬥轉星移，命運似乎和司馬光開瞭一個玩笑。

司馬光在政壇上無法阻止王安石的變法，一心歸隱洛陽，研究史學編著，誰又能想到他在六十八歲之時還能重新迴到朝廷，擔任宋朝宰相。

司馬光重新迴到朝廷，瀏覽瞭王安石具體的變法措施，他從中找到瞭變法的不足之處。

而朝廷上就有人以懷疑的目光，等著看司馬光如何收拾變法的爛攤子，以“三年之內不能改變先皇的政策”為理由，有意為難司馬光。

司馬光便上書直言：先帝推崇，製定的良策，曆代百世也不能改變，而王安石等人實施的變法已經成為天下的禍害。

晚年的司馬光已是疾病纏身，可是為瞭廢除新法，他隻能強忍著病痛，為瞭完成宋神宗的遺願，司馬光更是廢寢忘食。

在廢除王安石變法措施的同時，司馬光也感受到瞭身體的疲乏和無力。

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注入到《資治通鑒》這本厚重的曆史中，盡管後來官居丞相，可誰也禁不住歲月的流逝和年華的老去。

司馬光對於朝廷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帶病處理各種事務，不分晝夜地工作。

司馬光去世後，太皇太後和哲宗親自去吊唁，追贈司馬光為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

司馬光去世之前，已自感來日無多，他預留下喪事不可奢華的遺囑。

他死後，殮入早備好的薄棺，遺體僅蓋一舊布被，隨葬的隻是一篇專門頌揚節儉的文章《布衾銘》。

前來吊唁的太皇太後、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蕭然，滿屋圖書，床上鋪一領舊竹席，都感慨不已。

朝廷送來2000兩喪葬銀，其子遵父遺命全部退迴，此種情景在盛行厚葬陋習的封建社會可謂罕見。

如今，在山西夏縣城北15公裏的鳴條岡上，司馬光的墓園已經在那裏矗立瞭數百年。墓園十分簡陋，一通石碑，幾縷枯草，讓人根本無法想象這就是一代大儒司馬光的墓地。

在司馬溫公祠前，還有一座高約十米的杏花碑亭，司馬光去世後，宋神宗命侍讀學士蘇軾撰寫碑文，並親自題寫瞭“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碑額。

元佑三年，在司馬光的墓前竪起瞭一幢巨大的神道碑，並蓋瞭一座碑樓

這是一塊堪稱國寶的碑刻，也是司馬溫公祠內最具價值的一塊碑刻，該碑“文既宏肆，琳琅甚音，書法端謹，大存唐晉遺法，文忠第一妙跡也。”

而這些，既是帝王對人臣的奬掖，也是對司馬光一生的肯定。

近韆年過去瞭，作為史學傢的司馬光可以安心地駕鶴西去，作為政治傢的司馬光卻一直沒能蓋棺論定，有關司馬光的政治地位還將爭論下去，但司馬光的人格品行毋庸置疑。

韆百年來，司馬光之所以被人們所敬仰，除瞭因為他編著瞭鴻篇巨著《資治通鑒》外，更是因為他的人格魅力。

那麼，司馬光的人格魅力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麵，為什麼能授予“文正”這一最為嘉美的謚號呢？

參考資料：《宋史》、《資治通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