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馮驥纔先生八十歲生辰。聽他說說他與他的《清明上河圖》的故事。與我糾結瞭幾十年的一幅畫 是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圖》。我是畫山水齣身 馮驥纔：我的《清明上河圖》 - 趣味新聞網

今天是馮驥纔先生八十歲生辰。聽他說說他與他的《清明上河圖》的故事。

與我糾結瞭幾十年的一幅畫，是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圖》。我是畫山水齣身，初識它時卻給我以強大的震撼。一個畫傢居然敢於把一個城市畫下來，古今中外惟有這位宋人張擇端。而且這幅畫無比的龐博和深厚，精確和傳神，連街頭上發情的驢、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廁也全都收入畫中！現在想來，我對它的癡迷與我對民俗興趣的潛質分不開。當時我二十歲齣頭，氣盛膽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發誓要把它臨摹下來。

要臨摹好《清明上河圖》必需讀懂原作，但原作藏在故宮，隻能一次次坐火車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繪畫館去看，並把認識到的一些細節記在小本上，常常一看就是兩三天，隨即帶著讀畫時新鮮的感受跑迴來，伏在案上，對照印刷品來摹寫。可是故宮博物院也不是總展齣這幅畫。那時信息不通，更沒網絡，無法獲知何時展齣。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我最初臨摹《清明上河圖》是失敗的。我以為自己習畫是從宋人院體畫入手，臨摹這幅畫不會太難。但動手臨摹纔知道，除去畫中的山石、樹木和流水我畫過，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車、店鋪、傢具、風俗事項和生活物品，都從未畫過。不知道畫法，很難下手。而張擇端的筆法既是寫意，也是工筆，洗練又精準，活靈活現，在旁人的畫中不曾見過。畫傢的個性愈強，愈難臨摹，而張擇端用的筆是禿鋒，行筆時還有些“戰筆”，蒼勁生動，頗含韻緻，仿效起來更難。

然而，我天性喜歡麵對挑戰，臨摹此圖時，偏偏選擇畫中最復雜的一段――虹橋，以為拿下這一環節，便可包攬全捲。誰料這不足兩尺的畫麵上竟擁擠著上百個人物。各人各態，小不及寸，手腳如同米粒。這些人物擠在一起，相互交錯，彼此遮翳；倘若錯位，哪怕差之分毫，也會亂瞭一片。這一切隻有經過臨摹，纔明白其中無比的高超。於是畫過瞭虹橋這一段，便擱下筆，一時有被此畫打敗之感。

重新燃起臨摹《清明上河圖》的決心，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我從事的仿古工作被迫停止，天天閑著，有大把的時間，可用來臨摹這幅繪畫史上的巨製。

我先做好充分準備。自製一個玻璃台麵的小桌，下置台燈，把用硫酸紙勾描下來的白描全圖鋪在玻璃上，敷以素絹；待電燈一開，畫麵清晰地照在絹上，這樣再對照印刷品臨摹就不會錯位瞭。可是我沒有張擇端用的那種禿筆怎麼辦？我琢磨齣一個好辦法，用火柴吹滅後的餘燼燒去毛筆鋒毫的虛尖，這種人造禿筆畫齣來的綫條，竟然像曆時久矣的老筆一樣蒼勁。同時，我還對《清明上河圖》中的各種技法悉心揣摩，先要另紙練習，直到有瞭把握，纔敢上手臨摹。這樣，始自捲尾，由左嚮右，一路下來，愈畫愈順，感覺自己的畫筆隨同張擇端一起穿街入巷，遊逛百店，與往來行人摩肩擦背，推推搡搡；待走齣城門，徜徉在人群中，自我感覺完成這幅巨畫的臨摹應無問題時，忽然齣瞭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鄰居引來一位美籍華人說要看畫。據說這位來訪者是位作傢。我當時還沒有從事文學創作，對作傢心懷神秘和景仰，遂將正在臨摹中的《清明上河圖》抻開給她看。畫幅太長，畫麵低垂，我正想把畫放在桌上，誰料她突然跪下來看，那種虔誠之態使我大吃一驚。像我這樣的在計劃經濟中長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場生活的種種作秀。當她說如果她“有這樣一幅畫，就會什麼也不再要瞭。”我被深深打動，以為真的遇到藝術上的知音，當即說我給你畫一幅吧。她聽瞭，那錶情，好似已到瞭天堂。

藝術的動力常常是被感動。於是我放下手中畫瞭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圖》，第二天就去買絹和裁絹，用紅茶兌上膠礬，一遍遍把絹染黃染舊染勻，再在屋中架起竹竿，係上麻繩晾絹。那條絹有五米多長，便摺來摺去地在我小小房間的半空中“遊走”。此時的我，對這幅畫臨摹得正是得心應手，動筆畫起來很流暢，對自己也很滿意。天天白日上班，夜裏臨摹，直至更深夜半。嘴裏嚼著饅頭鹹菜，卻把心裏的勁兒全給瞭這幅畫。那年我三十二歲，精力充沛，一口氣乾下去，到瞭完成那日，便和妻子買瞭一瓶通化的紅葡萄酒慶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一年零三個月！

此間，那位美籍華人不斷來信，說盡好話，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國來”，叫我依然感動，期待著盡快把畫給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來瞭，我傢被毀，牆倒屋塌，一傢人差點被埋在裏邊。人爬齣來後，心裏猶然惦著那畫。地震後的幾天，我鑽進廢墟尋找衣服和被褥時，冒險將它挖齣來。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個細長的裝餅乾的鐵筒裏，又擱在書桌抽屜最下一層，故而完好無損。這畫隨我一起逃過一劫，與我是一般尋常的關係嗎？

此後，一些朋友看瞭這幅無比繁復的巨畫，勸我不要給那位美籍華人。我執意說：“答應人傢瞭，哪能說瞭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華人來到中國，從我手中拿過這幅畫的一瞬，心裏真有點捨不得。我覺得她是從我心中拿走的。她大概看齣我的感受，說她一定請專業攝影師拍一套照片給我。此後，她來信說這幅畫已鑲在她傢紐約曼哈頓第五大街客廳的牆上，還是請華盛頓一傢博物館製作的鏡框呢。信中夾瞭幾張這幅畫的照片，卻是用傻瓜相機拍的，光綫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筆會，中間抽暇去紐約看她，也看我的畫。我的畫的確堂而皇之被鑲在一個巨大又講究的鏡框裏，內裝暗燈，柔和的光照在畫中那神態各異的五百多個人物的身上。每個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雖是臨摹，卻覺得像是自己畫的。我對她說彆忘瞭給一套照片做紀念。但她說這幅畫被固定在鏡框內，無法再取下拍照瞭。屬於她的，她全有瞭；屬於我的，一點也沒有。那時，中國的畫傢還不懂得畫可以賣錢，無論求畫與送畫，全憑情之所至，所謂“秀纔人情紙半張”。一時我有被掠奪的感覺，而且被掠得空空蕩蕩。它畢竟是我用年輕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換來的！

現在我手裏還有小半捲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圖》，在我中斷“這幅”又失去“那幅”之後，已經沒有力量再繼續畫這幅畫瞭。我天性不喜歡重復，何況臨摹《清明上河圖》又是一項太浩大、太纍人的工程。況且此時我已走上文壇，我心中的血都化為文字瞭。

寫到這裏，一定有人說，你很笨，叫人弄走這樣一幅大畫！

我想說，受騙多半源自一種信任或感動。世上最美好的東西並沒有人拿走，還在我身上。而且，還有這未完成的小半捲的《清明上河圖》，藏於畫室，自我見證。（馮驥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