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當中 棚民群體被冠以“生態破壞者”與“治安擾亂者”的帽子 清朝的邊緣弱勢群體，被社會汙名化為破壞者，清政府做法值得點贊 - 趣味新聞網

無論是將棚民看作生態的破壞者，還是地方秩序的擾亂者，“棚民”完全呈現齣失語的狀態。人們大多將棚民的齣現視作一種“災禍”，卻沒有思考為何會齣現棚民，政府應該怎樣做纔能為棚民“去汙名化”，以減少棚民與自然、地方之間的衝突。而就在一場圍繞棚民的訴訟案件當中，清政府的舉動則開始改變瞭人們對棚民的看法。

徽州文風發達，十分看重“文脈”

棚民之所以被扣上許多負麵性的帽子，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根本無法發齣聲音，而政府也沒有為其辯護，以緻於問題愈發嚴重。嘉慶年間，一樁圍繞棚民的訴訟案錶明，清政府開始對棚民群體的形象進行正麵闡述。早在乾隆晚期，安徽徽州府休寜縣內的山林區域，就開始齣現大量的棚民群體，這些來自異地的棚民在休寜不斷挖山墾殖，緻使當地生態“山遭殘廢、砂石下泄、田被漲荒”。

休寜的山區

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大族首領程蒼華等人嚮縣政府提起訴訟，要求縣府禁止一切棚民的墾荒行為。在其影響下，當地衙門很快就下令禁止，並刻下石碑擺放在山林周邊。但事情顯然沒有這樣簡單，在利益的誘惑下，程氏族人紛紛開始突破禁令，偷偷地將自傢控製的山場租藉給棚民耕種，程金榖甚至通過租藉土地先後獲利2000多兩白銀。1804年，程氏族人偷租土地一事東窗事發，程金榖等族人在族內遭受“審判”時，被族內審判者意外“戳死”。命案的發生頓時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徹底引爆棚民群體與當地勢力之間矛盾的導火索。

在隨後的一段時間內，棚民與程氏族人之間展開一場激烈的博弈，盡管縣令要求程氏族人退還棚民租地租金，棚民則要退還所租藉的土地，但現實是拿到錢的程傢人始終不願吐齣吃到嘴裏的“食物”，棚民也始終不願放棄賴以生存的土地。雙方就這樣來來迴迴地展開一輪輪拉鋸戰，直到1807年，程氏傢族的首領將棚民一紙訴狀告入京城，原本的拉鋸狀況開始發生改變。

休寜的棚民案本是地方性案件，但現在卻隨著訴狀的進京而“上達天聽”，連嘉慶皇帝都開始介入。事實上，在當時的大清，因棚民群體引發的地方性案件不止休寜一地，而嘉慶正好要藉休寜一案徹底對棚民群體進行“定性”，藉以從根源上解決無窮無盡的棚民問題。

在皇帝的介入下，時任安徽道員楊懋恬被派往休寜偵辦案件，按照嘉慶皇帝的最高指示，處理棚民案的原則是“可以通過設立法令的方式，責令棚民遷移彆處或就近選址定居，地方既不能使當地聚集大量的飄無定所的人，但也不能驅趕太急以免引起民憤”。在皇帝的指示下，楊懋恬在當地展開詳細調查，他深知皇帝不想引發大規模民潮，以免齣現農民暴動等情況，但如何把握好這兩方之間的利益平衡，則成為最大的難題。

嘉慶皇帝

經過詳細的失地調查，楊懋恬首先就程氏族人對棚民的指控進行澄清，他認為在方圓數百裏的山區內，棚民耕種的土地是嚴格按照與程氏族人的契約來的，並無侵占土地一說。而原有的棚屋，也已經在楊懋恬的催促下全數拆除，並無程氏指控的棚民搭建木石堡壘的“謀反”跡象。其實就楊懋恬的處置來看，看似是拆除瞭棚民的房屋，偏嚮程氏傢族，但若仔細琢磨就會發現，程氏傢族不但要退還嚮棚民徵收的所有租金，還不得不自行吞下所有的損失，撤銷一切對棚民的指控。而棚民各自得到瞭一筆補償金，用作返鄉的盤纏，且就棚民的形象而言，楊懋恬在結案文書上明確錶明，棚民是“種地的良民”，絕非頻頻參與盜竊搶劫的“凶徒惡匪”。這看似僅僅是地方官對棚民的評價，但對棚民形象的“翻案”，很難說不是皇帝的指意。

清代社會的契約

說實話，在土地資源嚴重緊缺的清代，麵對無窮盡的棚民群體，政府僅僅依靠“驅逐”與“暴力”是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沒有人生下來就願意做飄無定所的棚民，誰都想擁有一個溫暖的傢與賴以生存的耕地，但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棚民群體生活的睏苦與不堪，是現代人難以想象的。而他們的貧弱又決定瞭他們根本不可能發齣自己的聲音，緻使社會對其汙名化愈發嚴重，也由此引發瞭一樁樁一件件棚民案件。

貧睏的生活使得社會齣現大量棚民甚至是乞丐

棚民的辛酸生活並不能歸結於他們自身，他們何嘗不想擁有自己的土地呢，但生産力的滯後與人口的膨脹，加之政府的缺位，卻“造就”瞭如此大規模的棚民群體。2020年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同時也是中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年。迴首看中國的韆年曆史滄桑變化，尤其是本文講述的棚民的故事，就可以看齣當今的中國在保障民生方麵有瞭多麼巨大的進步與發展。

趙贇：《強勢與話語：清代棚民曆史地位之反思》，《中國農史》2007年第3期。

陳瑞：《清代中期徽州山區生態環境惡化狀況研究——以棚民營山活動為中心》，《安徽史學》2003 年第 6 期。

我們會每天為大傢奉上精彩的曆史文章，懇請各位讀者朋友關注我們的賬號！您的點贊、轉發、評論，這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