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曾講到：作為新女性的形象代錶 娜拉從傳統傢庭中齣走之後 石評梅《棄婦》：自由戀愛興起，傳統婚姻下的原配妻子注定被拋棄 - 趣味新聞網

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曾講到：作為新女性的形象代錶，娜拉從傳統傢庭中齣走之後，隻有兩條齣路，要麼在社會上墮落，要麼迴到傢中來。

他對她們的命運錶示悲哀：“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瞭無路可以走。”

民國時，夢醒瞭的女性都無路可走，那尚沒有夢醒或者沒有機會夢醒的女性又該何去何從呢？又有多少人去關注過她們呢？

這類女性仿佛是時代的塵埃，擺脫不瞭被掃除的命運。但是她們與覺醒瞭的女性一樣，同樣是女性，同樣也是舊製度的受害者。

這是一個矛盾糾結的問題。當民國的先行者們想要用新思想喚醒女性們去試圖掌控自己的命運時，他們永遠隻會喚醒其中的一部分女性。

在地域上，新思想的傳播更多集中於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像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而信息傳播不是那麼順暢、傳統思維更加牢固的地區的女性，不僅很少有機會接觸這類新思想，而且也很難接受這類思想。

在教育上，新思想更多集中於在新式學校中讀書的女性，或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年齡層次上，新思想更多的提倡者和接受者，都是年輕女性。

這樣一來，民國時新思想的傳播讓女性從內部齣現瞭分化。相對來說，接受瞭新思想的女性更受到人們的關注。畢竟她們代錶瞭一種時代發展的潮流。而沒有接受新思想洗禮的女性則不是被忽略，就成瞭先行者及這些新女性們的批判對象或者是最大的阻礙之一。

這是一種曆史推進下帶來的命運摺疊，時代運行中不可避免的悲劇。可是她們同樣有他們存在的價值，同樣有她們存在的意義。她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曆史。而在這類女性群體中，接受過新思想的男性們的發妻，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類女性。

這些明媒正娶的妻子按照傳統的規矩是名正言順、來曆最正、最為傢族所承認。但是在新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戀愛思想下，她們卻成瞭丈夫追求自由愛情最大的桎梏。於是擺在她們麵前的命運隻有被拋棄一種。

在中國近代史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魯迅非常關注娜拉一類的新女性，但是他同樣有一個明媒正娶的發妻。他對待她的態度是反感，是冷漠，是遠離，甚至是不承認。

袁世凱同樣有一個明媒正娶的發妻於氏，他在一生中除瞭婚後的一段時間外，幾乎沒有與她同房過，甚至與她說話都是偶爾奉行公事。國民黨要員陳誠更是用權力逼迫發妻同意離婚。

張愛玲在小說《五四遺事》中也曾提到過這一類女性。但是她的關注點更多的還是接受過新思想洗禮的新青年男女們。而石評梅的小說《棄婦》則是直接針對這一問題進行發聲。

其實事情也是有些詭異。石評梅本身在當時的新舊思想交替的環境下，她就屬於娜拉一類的新式女性。她曾為瞭逃離傳統桎梏，離開老傢，隻身來到北平發展。而石評梅的選擇也是研究五四新女性的曆史研究者們主要關注的對象。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石評梅先後有過兩任愛人，他們都有明媒正娶的發妻，也都曾成為瞭她愛情道路上的阻礙。

第一位愛人名叫吳天放。他是一位曾經留學過美國的新青年。當然他也是一個風流纔子。石評梅齣色的纔華和氣質讓吳天放無法自拔，於是使盡各種方式追求石評梅。兩人前後交往瞭三年。

石評梅這纔在無意中發現，吳天放竟然有妻子。兩人之事也就不瞭瞭之。這甚至讓石評梅悲痛欲絕，以至於將自己比作“枯萎的花籃”。

石評梅的第二任愛人名叫高君宇。

他同樣在傢中有一位妻子。不過他的處理方式與吳天放不同。他為瞭錶達對石評梅的愛意，花費瞭很大的代價與原配妻子離瞭婚。不過石評梅被傷害得太重，無法接受這樣的婚姻。雖然兩人有很深的感情，但是先後兩位愛人的妻子之事還是讓她心中悲痛。

這樣的經曆深深影響瞭她在女性問題上的觀點。她對他們的發妻心中不可避免會有一點嫉恨的情緒，但是更多的應該還是對她們的一種同情。

新女性的代錶關心舊禮製下的傳統女性，這在民國新女性中可以說是一枝獨秀。可見她的關懷是一種對於所有女性命運的關懷，而不是有門戶之見。

《棄婦》是石評梅的一部短篇小說，於一九二五年發錶在《京報副刊・婦女周刊》的周年紀念號上。篇幅非常短小，但是內容卻很犀利。

自由戀愛思想的傳播一方麵確實帶來瞭一些思想上和風氣上的改變，但是同樣有些男人卻隻是將其當作是一種時髦。

這也是新思想傳播不可避免的情況。像張愛玲在《五四遺事》中的主角羅姓青年其實隻不過是喜歡密斯範那樣的新式女性而已，並不真正是因為踐行新思想，不過是欲望的推動罷瞭。很多男人便打著自由戀愛的口號，實際上隻是為喜新厭舊尋找藉口。包括石評梅經曆過的兩位男朋友本質上也無外乎於此。

瑜是小說《棄婦》中的女主角，徽之是她舅舅傢的錶哥。小說主要是以瑜的視角來講述徽之背叛瞭妻子，在外麵有瞭新歡，並極力要求與妻子離婚，結果導緻妻子服毒自盡的故事。

小說多數篇幅是在描述徽之給瑜的一封信，其他的部分則是講述瑜及其他人對這件事的看法及其妻子的悲慘命運。兩部分形成瞭鮮明的對比。

徽之在信中構想瞭一個充滿罪惡的醜惡傢族。罪惡的源泉是他的奶奶。他覺得自己的母親在她的麵前已經受夠瞭苦楚，他實在不忍心讓自己的妻子再受這樣的摺磨，於是他覺得必須要放她自由。自由的方式就是與她離婚。

中間他還錶達瞭自己對妻子是多麼的熱愛，多麼的關心。並一再告訴瑜不要相信那些所謂的他在外麵有瞭新歡的傳言，一定要相信自己。

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徽之就像是一個花言巧語的小醜。他與其妻子的情況，瑜的心中是一清二楚。

徽之傢與其妻子傢乃是世交，都可以說是書香門第。古代像這種通好之傢聯姻的情況非常普遍。徽之的妻子十年之前就嫁給瞭徽之。可是徽之在結婚後立馬就齣去上學、工作瞭。其妻子與他隻是拜過堂，成過親，之後的十年就一直處於守活寡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徽之很少迴傢看望妻子，甚至都沒有寫過信，與之交流過。他都沒有認真瞭解過其妻子。

雖然接觸不多，但是兩人已經是實打實的結婚瞭。其妻子在他傢居住，天天照顧他的母親及祖母。這也是這類特殊女性群體的主要特點。丈夫外齣求學、忙事業，發妻在傢照顧公婆。丈夫幾乎不怎麼迴傢。

張愛玲筆下的羅姓青年的妻子就是如此。她們一心照顧傢中，免去丈夫的後顧之憂，在她們看來，這是她們對丈夫最大的幫助。

可是十年的苦守換來的是什麼呢？徽之畢業之後，喜歡的女性類型也發生瞭很大的變化。按照傳統來說，像徽之妻子這就屬於能文識字的大傢閨秀，是最為理想的妻子。可是徽之到瞭大城市中接受瞭新思想、新知識的洗滌，他更喜歡“又會跳舞，又會彈琴，又會應酬，又有名譽，又有學問”的“時髦女學生”。

其實也不是因為知識的緣故，倒更多是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腐化瞭他的心，放大瞭他心中的欲望而已。

在這種傳統保存的比較完整的傢庭中無緣無故地與妻子離婚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古代雖然對於女性有七齣之條，但是這也同樣是對女性的一種保護，防止丈夫喜新厭舊，隨意拋棄妻子。

徽之這次離婚，其實就是為瞭正式迎娶他在城中交往的新歡。就像陳誠為瞭譚祥與妻子離婚是一樣的。眼看事情不可行，他擔心受到嚴格的祖母的懲罰，一溜煙跑迴瞭城裏，隻留下一個韆瘡百孔的爛攤子。

徽之的妻子經他這樣一鬧，心中受到瞭莫大的傷害。悲痛之餘，她毅然服毒自盡瞭。其實她能有什麼樣的選擇呢？

徽之要求離婚，雖然其祖母、母親不同意，但是這也使她們將大部分罪過都發泄到其妻子身上。她們不可能真正懲罰自己的兒子，過錯隻能留給其妻子。而且其妻子的名聲在當地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齣門就會被彆人戳脊梁骨。

雖然過錯並不在她，但是丈夫犯的錯也都要她一個人承擔因此而産生的道德問責。

這還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名傳統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女子，徽之的妻子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何相夫教子，如何得到丈夫的喜愛，如何忠誠於丈夫。

她沒有彆的求生技能，習俗也不允許她在外麵獨自求生。她唯一的依靠就是丈夫。與丈夫離婚無異於被趕齣傢門。

她以後又該如何生活呢？還有誰會娶這樣的女子呢？她又該如何麵對眾人的眼光呢？

瑜對錶嫂十分憐惜：“環境禮教已經承認她是錶哥的妻子瞭――什麼妻。便是屬於錶哥的一樣東西瞭。錶哥棄瞭她讓她如何做人呢？她此後的心將依靠誰？”這也是石評梅的心裏話。

她對當時打著自由戀愛四處追求女人的舉動十分痛恨：“多少男人都是棄瞭自己傢裏的妻子，嚮外邊餓鴨似的，獵捕女性。自由戀愛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憐的怨女棄婦踐踏著！同時受騙當妾的女士們也因之增加瞭不少。”

可見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多麼普遍。石評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這部小說有一部分其個人經曆的內容，隻是她主要是站在那些可憐的發妻們的立場上來看待問題。

思想的本來目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卻往往被人利用，成為達成個人目的的藉口。“僞君子”就是這樣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