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初 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離開皖南涇縣雲嶺時 她是新四軍留在皖南唯一幸存的孩子，陳毅夫人親自為她取名皖留 - 趣味新聞網

1941年1月初，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離開皖南涇縣雲嶺時，為方便行軍，將8個新四軍後代留在瞭雲嶺老百姓傢中。皖南事變後，這些孩子成瞭國民黨頑軍捕殺的對象。當地百姓不惜流血犧牲，全力保護孩子。但最終這些孩子或被抓被殺，或因病夭摺，隻有一個孩子活瞭下來，她就是文中的孟皖留。

北移前留在瞭雲嶺

我的親生父親孟星野、母親李辛渠是新四軍軍部的乾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在縣城讀中學的父親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産黨員，後受黨組織派遣參與上海互濟會、上海學聯、中央特科等的活動；母親李辛渠也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們二人結婚後同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特科工作。父親的妹妹孟非在組織安排下，也調入中央特科。1933年春，父母和姑姑三人在上海八仙橋開瞭一傢炒貨店，作為秘密聯絡站，為黨的地下工作作齣瞭貢獻。1937年，新四軍組建，父母親調到新四軍軍部工作。

孟皖留生父孟星野

1938年春，新四軍軍部進駐涇縣雲嶺，中央東南局、政治部、戰地服務團等也分駐在雲嶺山腳下的幾個村子。父親在政治部，母親在戰地服務團，1939年生下瞭我。母親忙於革命工作，不能很好地照顧我。組織上經過調查，選中瞭雲嶺農民詹順子傢。詹順子的孩子在齣生7天後因患麻疹不幸夭摺，妻子詹劉氏剛好還有奶水。於是組織就同詹順子商量，能否請他的妻子給我喂奶。詹順子痛快地答應瞭。

我在詹順子夫婦精心喂養下，一天天長大。父母親喊詹順子夫婦“大哥、大嫂”，一有空就來看我，並幫著詹傢乾活。詹順子兩口子開始喊我父母親“孟同誌、李同誌”，後來就喊“老孟、老李”，兩傢親如一傢人。

1941年1月初，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奉命北移。考慮到北移途中危險重重，父母決定把還不到兩歲的我留在雲嶺老鄉傢。母親與陳毅夫人張茜等商量後，給我起名“皖留”，既有新四軍把孩子、把心、把情留在皖南之意，又有皖南幾十萬父老對新四軍撤離的依依不捨、“挽留”之情。因當時情形緊張，養父母沒聽準，把“皖留”聽成瞭“萬牛”。為安全起見，替我改姓詹，喊我“詹萬牛”。

1月4日深夜，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依依不捨地離開瞭雲嶺。

成為捕殺的重點對象

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行軍到涇縣茂林時，遭國民黨重兵包圍阻擊，日寇飛機以12架的大編隊，飛臨茂林上空，為國民黨頑軍反共行徑助威。新四軍奮起反擊，激戰七天七夜，直到彈盡糧絕後纔分散突圍。

蔣介石調重兵搜捕突圍的新四軍，新四軍留下的孩子也成瞭其重點捕殺的對象。當年新四軍留下的孩子幾乎都難逃厄運。新四軍戰地服務團乾部馬蓮珍在軍部北移前把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托付給瞭傢住雲嶺董村的婦抗會成員餘來娣。皖南事變後，餘來娣帶著孩子東躲西藏，逃過瞭敵人的多次搜捕。過瞭一段時間，看國民黨軍撤走瞭，纔帶著孩子迴傢。但剛走到村裏就被人齣賣瞭。餘來娣抱起孩子就往村外跑。國民黨反動派趕到她傢，撲瞭個空，就放火燒瞭她傢房子。餘來娣帶著孩子流浪外地，靠討飯度日，擔驚受怕，飢一頓飽一頓。孩子5歲那年，因飢餓、生病，最終還是夭摺瞭。

新四軍軍部舊址

有位老大爺受新四軍托付，照顧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國民黨頑軍知道後，把他抓去百般摺磨，逼他交齣新四軍的孩子。老大爺寜死不交，頑軍佯裝放瞭他，暗中派人監視。一日，頑軍包圍瞭老大爺的傢，從屋子裏搜齣瞭兩個孩子，要他指認。老大爺謊稱新四軍的孩子是自己的親孫子，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親孫子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為躲避風險，養父把我送到中村鄉郭峰村的妹妹傢暫養。郭峰村再往裏就是深山老林，交通閉塞，外麵人很少去那裏。等國民黨軍隊逐漸撤走瞭，養父纔去郭峰村把我接迴瞭雲嶺自己的傢。但那時的雲嶺已成為國民黨的天下，反動派及密探並沒有停止活動。

一天，國民黨軍警突然封鎖瞭通往村外的所有路。養父聽到消息後，趕緊把我藏到小閣樓。不久，反動派就闖進瞭詹傢，勒令詹傢把“小新四軍”交齣來。一番搜查後，一無所獲，便把養父吊在房梁上抽。養父幾次被打得昏死過去，但堅持說孩子是自己親生的。養母在一旁哭著苦苦哀求，但反動派不為所動。養母跑到村裏挨傢挨戶跪求鄉鄰。鄉親們憤怒瞭，跑到詹傢用自己的腦袋作“聯保”，說孩子確實是詹傢的。反動派怕犯瞭眾怒，悻悻收場。

養父母冒著風險撫養我長大。可那年月，天災人禍、地租苛稅，全傢人實在活不下去瞭，養父就把14歲的大女兒送給人傢當童養媳，把比我小兩歲的三女兒也送瞭人。一鍋野菜粥，全傢人喝稀湯，把有限的幾粒米留給我。敵人一來，養父就背起我上山，藏到雲嶺的深山老林中。在詹傢人的精心嗬護和全村父老的掩護下，我活瞭下來，並迎來瞭雲嶺的解放。

尋找親生父母

解放後，曾有一個穿軍裝的人到雲嶺打聽當年新四軍留下的孩子的情況，可養父對來人不摸底，不敢把我隨意交給陌生人。

後來，局勢穩定瞭，養父確認是當年的新四軍迴來瞭，就擱下農活，7次到鄰村尋訪當年跟著新四軍去打鬼子的人。又藉款上路，領著我到處打聽我親生父母的下落，每到一處就說“我傢詹萬牛是新四軍老孟、老李夫婦的孩子”。還通過當年婦抗會主任張媽媽的關係，找到蕪湖軍分區，後又去瞭省城閤肥，在《安徽日報》刊登《尋親啓事》，可惜把“皖留”寫成瞭“萬牛”，所以一直沒有音訊。

孟皖留

從此以後，我繼續叫詹萬牛。養父母按照當地的習俗，還打瞭一個銅項圈戴在我脖子上，為的是把這顆“掌上明珠”永遠“套”住。1951年，養父母全傢省吃儉用，6個兄弟姐妹都下地勞動，唯獨讓我去上學。這時，中央老區訪問團來到雲嶺，養父又把我的情況嚮訪問團講瞭。訪問團迴到北京後，通過陳毅夫人張茜等當年在雲嶺戰鬥過的老同誌迴憶，基本確認我就是孟星野和李辛渠的孩子。

當時訪問團告訴我們的情況是：父親孟星野在軍部北移時轉戰到瞭江北，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在皖北解放區擔任公安局局長。1946年，國民黨軍嚮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孟星野率地方武裝堅持敵後遊擊戰爭，在盱眙縣遭敵人圍睏，突圍中壯烈犧牲；母親李辛渠在皖南事變中也成功突圍，但下落不明。

1952年春節剛過，兩名蕪湖軍分區的軍人就來到詹傢。他們告訴養父，已確認我是革命烈士孟星野的孩子，應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可以去南京乾部子弟學校讀書。那天晚上，養父母輾轉反側，老兩口最終下瞭決心，拿齣我親生母親李辛渠留下的相片、絨毯等，嚮我說明瞭一切。其實，我也沒有睡著。十幾年朝夕相處，這份情、這份愛，讓我如何割捨？

去供給製學校讀書

到南京後，組織替我改名“孟烈”。學校是供給製，吃住穿都是國傢發。雖去瞭南京，但我心裏仍牽掛著雲嶺的養父母，牽掛著那片養育瞭我十幾年的土地。那時學校每月發給我20元生活費，我隻留下8元，其餘的都寄給養父母，以貼補傢用。一到寒暑假，就恨不得立即飛迴到雲嶺的養父母身邊。

養父母也擱不下對新四軍孟傢兩口子和他們後代的牽掛。他們仍韆方百計地打聽我生母的下落。每逢學校放假或開學，養父總要親自接送我。接時，為閨女背行李；送時，帶上大包小包的土特産。那份樸實、深沉的愛，勝似血濃於水的親情！

再迴涇縣報養恩

初中畢業時，我本可以繼續讀高中或留在南京工作。可我總是想著養父母老瞭，需要有人照顧。最終，我決定迴雲嶺鄉村，迴到我長大的地方，迴到新四軍父輩們為打江山獻青春、獻骨肉的革命老區。

經學校領導批準，我迴到涇縣讀書。那裏離傢近，可以帶米帶菜到學校，這樣就可以省齣一些錢來接濟傢庭。初中畢業後，我早早就參加瞭工作，每月工資27元5角，我隻留13元錢、8斤糧票，其他全交給養父母，像當年詹傢撫養我一樣，迴報詹傢，迴報雲嶺的父老鄉親。

《人民日報》記者聽聞瞭我的事跡，來涇縣采訪我，以《父母》為題寫瞭一篇報道，刊在1962年8月3日的《人民日報》上。之後，我收到一封發自南京農業大學的信，寫信人正是我的親生母親李辛渠。

那時，母親已改名李辛，並與父親孟星野的戰友李寅生結婚。全國解放後，李寅生擔任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黨委書記。李辛擔任南京農業大學黨委委員、組織部部長兼人事處處長。當李寅生看到《父母》這篇報道後，告訴李辛，從報道的情況看，很像是她和老孟的孩子，就是名字不對（報道中我的名字寫的是“孟烈”，孟星野寫成“孟新月”，李辛渠寫成“李新素”）。母親立即給涇縣縣委寫信，查明相關情況後，纔知道自己的女兒還活著，給我寫來瞭這封信，讓我速到南京團聚。

1962年10月，養父送我到瞭南京，讓和我的親生母親李辛渠見瞭麵。戰爭中齣生入死的剛強的母親，拉著已長成大姑娘的親生女兒的手，再也忍不住淚水，堅決要把我留在身邊，彌補多年對我的虧欠。

生母、繼父都是高乾，條件相當好，和他們一起生活，我的前途可能會一片光明。雲嶺的養父母、大哥也都支持我留在生母身邊。可我總惦記著雲嶺的鄉親們，捨不下養育我近20年的詹傢。最終，和生母商量後，我又迴到瞭雲嶺，迴到瞭養父母身邊。

作者單位：安徽省公安廳

本文刊載於《炎黃春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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