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作為中國曆史上封建帝國時代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期 不僅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空前發達 漢代中韓交流的最新實物例證——韓國慶山陽地裏漢鏡及相關問題 - 趣味新聞網

漢代作為中國曆史上封建帝國時代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期，不僅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空前發達，而且中外交流也空前高漲。伴隨著漢王朝開啓國門、走嚮世界的曆史腳步，漢朝物産也隨之嚮世界各地尤其是周邊國傢和地區傳播，成為漢文化走嚮世界的重要物質載體[1]。

在此過程中，銅鏡作為漢朝的物産之一也隨之大規模嚮域外傳播，成為當時中外交流的重要“使者”。韓國慶山市陽地裏墓群漢代銅鏡的齣土，作為韓國境內漢鏡的最新發現，成為漢代中韓交流的最新實物例證。

一

慶山市地處韓國慶尚北道的南端，西接大邱廣域市，東與慶州市為鄰。陽地裏墓群位於慶山市河陽邑西沙裏一帶，附近分布有陽地裏遺址、西沙裏墓群、島裏裏遺址和墓群等。2017年，韓國聖林文化財研究院對陽地裏墓群進行瞭發掘，其中的1號木棺墓齣土有3件銅鏡以及其他珍貴文物，成為21世紀以來韓國重要考古發現之一。對此，2018年齣版的《2017年韓國考古新發現》做瞭簡要報道[2]；2018年6月，在國立大邱博物館舉辦的“琴湖江之路”特彆展上，對其部分齣土文物進行瞭展齣[3]；2020年，《慶山陽地裏遺址》考古發掘報告齣版[4]；2020年12月，國立大邱博物館等聯閤舉辦瞭“飛翔吧！支配者――新發現的慶山陽地裏木棺墓探訪”特彆展，並齣版瞭圖錄（簡稱《陽地裏木棺墓探訪》）[5]。

陽地裏1號木棺墓地處低緩丘陵前一個海拔62～70米的西北―東南走嚮的衝積扇前端，位於陽地裏遺址群的Ⅱ-5發掘區的南部，海拔64米。發掘時編號為6號墓，後調整編號為“陽地裏1號木棺墓”。該墓結構為長方形竪穴土壙，長約3.18、寬1.5、深1.21米，墓嚮大緻為東西嚮；從墓葬填土中發現的U形朽蝕痕跡判斷，其葬具為圓木製成的獨木棺，木棺長約2.73、寬約0.84米。墓口中部發現模印紋（打捺紋）短頸陶壺和黏土帶陶器，東西兩側發現大量陶器殘片等。在墓壙上部的填土中，墓室西端發現短頸陶壺和牛角形把手陶壺各1件，東端發現小型陶�Y1件。墓室下部齣土闆狀鐵斧19件；木棺內齣土細形銅劍和劍鞘1組，漆扇子柄部殘片，銅馬具、銅泡和銅鏡3件。墓室底部的頭端鋪有鑄造鐵斧2排，足端發現平鋪的鑄造鐵斧1排；中部有一個長方形腰坑，腰坑長0.8、寬0.46、深0.2米；腰坑東北側上部齣土劍柄飾2件；腰坑中隨葬銅矛1件、銅鞘2組、鐵矛1件以及銅矛的漆鞘，漆鞘長0.47、寬0.27、高0.12米，漆鞘裝飾五銖錢13枚。3件銅鏡均發現於人骨下麵，推測在埋葬時是先在木棺底部放置銅鏡，然後再於其上安放死者（圖一）。發掘者認為，陽地裏1號木棺墓的年代大緻在公元紀年前後，並推測墓主人是這一地區的首領級人物。

陽地裏1號木棺墓齣土銅鏡3件，分彆為昭明連弧紋銘帶鏡、君忘忘連弧紋銘帶鏡和星雲紋鏡。

昭明連弧紋銘帶鏡（原編號“陽地裏1號木棺墓2號鏡”，以下簡稱“陽地裏昭明鏡”），屬於“異體字銘帶鏡”的一種。該鏡製作精良，保存良好，通體呈鐵灰色，局部泛黃色。半球形紐，低台狀紐座，紐座周圍環繞分布八條短弧綫紋和一周凸帶紋；凸帶紋外側是由八個內嚮連弧紋以及連弧紋之間的指甲紋組成的連弧紋帶，其外側為兩周斜綫櫛齒紋帶和兩者之間的銘文構成的銘文帶。銘文字體為“非篆非隸的篆隸式變體字”，即所謂的“異體字”，右鏇讀：“內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不泄”，字間大多隔以“而”字形符號，另在“夫”字後麵隔一短橫。鏡緣為扁平素緣，稍寬。直徑10.2厘米（圖二）。

君忘忘連弧紋銘帶鏡（原編號“陽地裏1號木棺墓3號鏡”，以下簡稱“陽地裏君忘忘鏡”），同樣屬於篆隸式變體字銘帶鏡的一種。該鏡製作精良，齣土時斷裂，已修復，通體呈鐵灰色。半球形紐，並蒂十二連珠紋紐座，紐座周圍依次環繞一周斜綫櫛齒紋帶和凸帶紋；凸帶紋外側是由八個內嚮連弧紋以及連弧紋之間的指甲紋、短弧綫、渦紋、射綫紋等組成的連弧紋帶；其外側為兩周斜綫櫛齒紋帶以及兩者之間的銘文構成的銘文帶。銘文字體為篆隸式變體字，右鏇讀：“君忘忘而矢誌兮，愛使心耆，臾不可盡行，心汙結而獨愁，明知非不可久處，誌所不已”，計33字[6]。鏡緣為扁平素緣，稍寬。直徑17.4厘米（圖三）。

星雲紋鏡（原編號“陽地裏1號木棺墓4號鏡”，以下簡稱“陽地裏星雲紋鏡”），製作精良，保存完整，整體呈銅銹色，局部呈鐵褐色。連峰紐，周圍依次環繞四組短弧綫、凸弦紋一周和十六內嚮連弧紋帶。主紋區內外兩側為凸弦紋，其間均勻布列四組八連珠紋座乳丁，乳丁之間是由七個乳丁及其連綫組成的星雲紋。鏡緣為十六內嚮連弧紋緣。直徑9.6厘米（圖四）。

二

陽地裏1號木棺墓齣土的3件銅鏡，均為漢代銅鏡中的常見鏡類，無疑都是漢鏡（以下簡稱“陽地裏漢鏡”）。這裏首先分彆就其年代略作討論，然後通過要素的分析比較和整體風格的觀察，運用考古遺物産地推定法[7]，就其産地略作探討。

昭明連弧紋銘帶鏡作為連弧紋銘帶鏡的一種，以其銘文首句的“內清質以昭明”而得名，簡稱為“昭明鏡”，是“齣土最多、流行範圍最廣的西漢銅鏡”[8]；在長安地區約“占同時期齣土銅鏡總數量的五分之一”，其流行年代為西漢中晚期，即武帝以後至新莽時期；“鏡銘在西漢中期以變篆體常見，但隸化已相當明顯。西漢晚期和新莽時期流行篆隸式變體，鏡銘中也多加‘而’字”[9]。據此，陽地裏昭明鏡的製作年代應為漢元帝以後的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約當公元前1世紀後半。

就迄今所見篆隸式變體字銘文的昭明鏡來看，其鏡紐主要是半球形紐，個彆為連峰紐；紐座與銘文帶之間或有凸帶紋、連弧紋帶、凸弦紋，或多種兼有之；鏡銘字間或隔以“而”字符或沒有；其他裝飾紋樣也是或有或無。因此，其鏡背裝飾可以說韆差萬彆。如果基於陽地裏昭明鏡半球形紐、低台狀紐座、紐座外短弧綫紋和凸帶紋、八內嚮連弧紋帶、篆隸式變體字“昭明”銘並間隔以“而”字符等鏡背裝飾要素及其整體風格的比較觀察，大緻相似者甚多，但近似者少，與之雷同者（指鏡背裝飾紋樣、銘文及字體接近且整體風格相同者，下同）更少。據檢索，與陽地裏昭明鏡雷同者有：《長安漢鏡》收錄2件（M8∶15、M108∶1）、洛陽燒溝漢墓齣土1件[10]、洛陽勞改磚瓦廠M444鏡[11]以及洛陽地區的另外2件[12]、大連魯傢村窖藏鏡[13]、南陽地區16件（原報告Aa型之一部分）[14]、安徽六安經濟技術開發區1件[15]、淮南市謝傢集1件[16]，以及湖南常德1件[17]等，直徑7.5～11.5厘米，但其鏡緣、細部裝飾及銘文等仍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山東臨淄地區齣土的121件昭明鏡中，鏡銘為篆隸式變體字者有81件，大多與陽地裏昭明鏡近似，而與之雷同者有4件，即徐傢墓地M283鏡、永流墓地M292鏡、山王墓地M88鏡和南馬墓地M877鏡，直徑9～10厘米（圖五）[18]。臨淄的4件昭明鏡雖然其細部仍略有差異，但無論是紋樣構成、銘文還是整體風格，都與陽地裏昭明鏡如齣一轍，應當産自同一個鑄鏡作坊，而後者製作精良，直徑10.2厘米，顯然是其中的精品。鑒於這種昭明鏡的分布狀況並運用考古遺物産地推定法判斷，其産地很可能在漢代臨淄一帶。

君忘忘連弧紋銘帶鏡同樣是連弧紋銘帶鏡的一種，隻不過其鏡銘內容較為罕見。它因其銘文首句的“君忘忘而矢誌兮”而命名，可簡稱“君忘忘鏡”。鑒於連弧紋銘帶鏡主要流行於西漢中晚期，那麼，君忘忘鏡的流行年代也大緻如是。如果考慮到其鏡銘字體的隸化程度稍高，或可認為其製作年代是漢元帝以後的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即公元前1世紀後半。迄今所見，這種銅鏡主要齣土於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的墓葬，可為佐證。

連弧紋銘帶鏡是漢代廣為流行的鏡類之一，但君忘忘鏡卻發現甚少，迄今為止，我國境內僅檢索到10件。它們的紋樣裝飾、銘文內容和字體、鏡體大小以及整體風格，大都相近，如半球形紐、並蒂十二連珠紋紐座、環繞紐座的櫛齒紋帶和凸帶紋、八內嚮連弧紋以及連弧紋之間的裝飾構成的連弧紋帶、兩周櫛齒紋帶以及兩者之間的鏡銘構成的銘文帶、銘文右鏇讀、篆隸式變體字鏡銘，扁平素緣等，僅其細部略有差異。陝西曆史博物館收藏5件，或為舊藏，或為陝西省內徵集品，直徑16.5～18.7厘米[19]。考古齣土品5件，即河南三門峽立交橋M5∶26鏡[20]、山東麯阜花山M90∶12鏡[21]、山東滕州封山M36∶14鏡[22]、江蘇揚州姚莊M102∶16鏡（圖六）[23]、湖南常德南坪原種場M4鏡[24]，直徑14.8～17.8厘米。上述各鏡之間以及它們與陽地裏君忘忘鏡之間盡管存在些許差異，包括鏡銘也略有增減，但無論其紋樣構成、銘文內容及字體還是整體風格，都錶現齣高度的一緻性，說明它們應産自同一個鑄鏡作坊。盡管迄今所見這種銅鏡在地域分布上較為分散，但考古齣土品主要發現於魯南蘇北地區，並且具有揚州漢代銅鏡的地域風格，而揚州又可能是漢代銅鏡産地之一[25]，推測其産地應當在漢代的廣陵，即今揚州一帶。

星雲紋鏡作為漢代廣為流行的鏡類之一，全國不少地區都有所發現，但齣土地點和數量各地之間差彆較大。譬如，《長安漢鏡》收錄的336件銅鏡中有18件，洛陽燒溝225座漢墓齣土6件，洛陽西郊217座漢墓齣土2件，南陽地區467件兩漢銅鏡中有68件[26]，其數量遠少於連弧紋銘帶鏡等鏡類。關於其年代，在長安地區是“齣現於漢武帝時期，流行於昭宣時期”[27]；在南陽地區“最早見於西漢早期，流行於西漢中、晚期，延續使用至新莽時期”[28]；北京大葆台1號墓齣土1件，墓葬年代在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或稍後[29]。總體上看，其主要流行期是西漢中晚期，即公元前2世紀後半至公元前1世紀中葉。

就星雲紋鏡的基本特徵來看，主要是連峰紐或少量的半球形紐，以四個乳丁將鏡背分隔成四分式布局，四乳丁之間飾以數量不等的小乳丁及其連綫構成的星雲紋，十六內嚮連弧紋緣等，但其紐座及其周圍裝飾、乳丁座、星雲紋等紋樣及其結構多有差異，這從《長安漢鏡》將18件星雲紋鏡分為二型六式可見一斑。如果基於陽地裏星雲紋鏡的連峰紐、鏡紐周圍有短弧綫和凸弦紋以及十六內嚮連弧紋帶、八連珠紋座乳丁、七個乳丁及其連綫組成的星雲紋以及十六內嚮連弧紋緣等特徵進行檢索，可知大緻相似者不少，但近似且風格相同者甚少。據檢索，與陽地裏星雲紋鏡雷同者，《長安漢鏡》《洛鏡銅華》以及洛陽地區齣土漢晉銅鏡的調查中未見[30]；南陽地區齣土的68件星雲紋鏡中有4件（即Aa型），但整體風格多有差異[31]；揚州市平山養殖場M3∶54鏡[32]、揚州市儀徵三裏村齣土鏡[33]、揚州市揚廟鄉鏡[34]、浙江龍遊齣土鏡[35]、安徽六安城東開發區齣土鏡以及壽縣776號藏鏡[36]等，與陽地裏星雲紋鏡雷同，直徑9.4～10.5厘米，隻是各鏡大小和鏡紐周圍裝飾略有差異，顯示齣其産地可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山東臨淄地區齣土的34件星雲紋鏡中，與陽地裏星雲紋鏡雷同者有6件，其中範傢墓地M92鏡、西關南墓地M85鏡和山王墓地M44鏡（圖七）更為接近，直徑為12.2～12.5厘米，唯鏡紐周圍的裝飾略有差異[37]；臨淄齊故城齣土有星雲紋鏡的鑄範[38]，其鑄件特徵與範傢墓地M92鏡等相同，可知後者是産於臨淄當地。總體來看，雖然與陽地裏星雲紋鏡雷同的銅鏡在多地有所發現，但臨淄地區相對集中。基於考古遺物産地推定法並考慮到星雲紋鏡是漢代臨淄産銅鏡的種類之一，或可認為，陽地裏星雲紋鏡以及與之雷同者，其産地應在臨淄一帶，甚至可以推測它們産自同一鑄鏡作坊。

三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麼大緻可以推知，陽地裏昭明鏡和星雲紋鏡産自漢代臨淄，君忘忘鏡産自漢代廣陵（今揚州）。同時，盡管這三種銅鏡作為西漢中晚期的常見鏡類流行時間較長，但鑒於星雲紋鏡的齣現和流行年代要早於連弧紋銘帶鏡，或可推測陽地裏3件漢鏡並不是一次性傳入的，至少可能分兩次傳入，即星雲紋鏡的傳入時間是公元前2世紀後半葉或公元前1世紀前半葉，而昭明鏡和君忘忘鏡則是在公元前1世紀後半葉傳入的。盡管陽地裏1號木棺墓的埋葬年代為公元紀年前後，但墓中隨葬的3件漢鏡的傳入時間要遠早於該墓的埋葬時間，因為，韓國境內齣土的漢朝文物，“一般是製作後不久就從其製作地傳入的，並不是在製作地使用或存放幾十年乃至上百年後再傳入”[39]。

實際上，陽地裏1號木棺墓齣土的3件漢鏡中除君忘忘鏡在韓國是第一次發現外，其他兩種銅鏡在韓國此前已有所發現。昭明鏡曾發現於慶尚北道慶州市朝陽洞38號木棺墓、慶尚南道密陽市校洞17號木棺墓以及大邱市池山洞等地。其中，朝陽洞38號墓齣土鏡與陽地裏昭明鏡雷同，銘文為“內而清而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月，心而不泄”，紐座外裝飾略有差彆，直徑為8厘米[40]，顯示齣兩者的産地相同。校洞M17∶8鏡的銘文比較完整，“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而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擁塞而不泄”，但銘文字間無“而”字符，並且其紐座是十二連珠紋，直徑10.2厘米[41]，其整體風格與陽地裏昭明鏡明顯不同。星雲紋鏡曾分彆發現於慶尚南道昌原市茶戶裏1號木棺墓[42]和慶尚南道密陽市校洞3號木棺墓，另在慶尚北道永川市龍田裏木棺墓齣土殘片1件[43]。其中，校洞M3∶4鏡，直徑9.9厘米，除紐座裝飾略有差異外，其紋樣、結構和整體風格與陽地裏星雲紋鏡如齣一轍[44]，顯示齣兩者産地的相同。如果上述分析無誤，那麼或可認為，陽地裏和朝陽洞38號墓的昭明鏡、陽地裏和校洞3號墓的星雲紋鏡，分彆是“同一批次”傳入的。

據文獻記載，兩漢時期的朝鮮半島南部分布有三個大的古國，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45]，故稱為“三韓時代”，在考古學上稱之為“初期鐵器時代”或“原三國時代”。漢王朝與三韓古國的交往，史書未見記載，但考古發現初步描繪瞭當時的中韓交往及其演變圖景[46]；陽地裏漢鏡的發現，使我們對漢代中韓交往的認識得到進一步深化。

首先，漢代的中韓交流從西漢中期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韓國全羅北道益山市平章裏戰國末西漢初的蟠螭紋鏡[47]、全羅北道完州郡葛洞戰國末西漢初的鑄造鐵鐮刀[48]、慶尚南道泗川市勒島貝丘漢初半兩錢[49]等的發現錶明，早在戰國末西漢初年，中國大陸的文物就已傳入三韓古國，說明當時兩地之間已存在人員的交往；完州郡上林裏戰國式銅劍的發現和相關研究錶明，早在公元前4世紀後半葉的戰國中期，曾有吳越地區的青銅工匠東渡到朝鮮半島南部一帶[50]。然而，韓國境內發現的銅鏡等漢代文物中，其年代大多是西漢中期及其以後，即使就整個朝鮮半島來看，“除個彆銅鏡有可能早到西漢早期外，絕大多數是西漢中期及其以後齣現和流行的鏡類”[51]。陽地裏3件西漢中晚期銅鏡的發現，進一步說明漢代中韓交流的快速發展是從西漢中期開始的。這一變化，應與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滅古朝鮮後在其地設置樂浪、臨屯、玄菟、真蕃四郡[52]密切相關。雖然樂浪四郡地處朝鮮半島北部，並且漢王朝的政治觸角並未到達朝鮮半島南部，但樂浪四郡的設立極大地拉近瞭漢王朝與三韓古國的距離，成為漢王朝與三韓交往的“前沿地帶”和“橋梁”，是為中韓交流齣現繁榮的重要契機。

其次，漢代中韓交流的主要交通綫路是“環黃海之路”。考古發現並結閤文獻記載的研究錶明，5世紀以前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交通綫路主要有兩條，即“遼東―朝鮮半島”陸路和“環黃海之路”水路，並且是“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並存、並舉。但是，僅就半島南部的韓國來說，‘環黃海之路’海上通道可能作用更大，更為重要”[53]。“所謂‘環黃海之路’，是指沿黃海近海北上、東進、南下、東進又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綫”，即連接江蘇和山東東部沿海、渤海海峽、遼東南部沿海、朝鮮半島西部和南部沿海以及日本九州島北部的近海交通綫[54]。就陽地裏漢鏡來看，如果本文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麼，其産地分彆在漢代的臨淄和廣陵，而這兩地都地處漢王朝的東部，即黃海沿海地帶的西緣，臨淄和廣陵鑄造的銅鏡從産地輸齣到朝鮮半島南部，經由環黃海近海水路最為便捷，也最為可能。另一方麵，陽地裏墓群位於慶尚北道的西南部，地當朝鮮半島的東南部，由此南下即韓國東南部沿海地帶，經由南部和西部近海海上通道與中國大陸發生聯係也最為便捷和可能。慶州市朝陽洞38號墓的昭明鏡與陽地裏昭明鏡雷同，密陽市校洞3號墓的星雲紋鏡與陽地裏星雲紋鏡雷同，而這三地都地處慶尚北道南部和慶尚南道北部一帶，而韓國東南部的慶尚北道南部和慶尚南道一帶，又是韓國境內齣土漢代文物的集中分布區之一[55]，可作為陽地裏漢鏡經由“環黃海之路”傳入的佐證。換言之，陽地裏漢鏡的發現，從一個側麵再次證明瞭“環黃海之路”是漢代中韓交流的主要交通綫。

再者，漢鏡傳入三韓古國之後被視為域外珍寶，成為持有者社會地位和身份的象徵。在漢王朝境內，隨著銅器功能的生活化和銅器應用的平民化[56]，銅鏡成為社會各階層廣泛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其社會應用不存在身份等級的區彆和限製，但傳到域外之後，其性質和社會應用則發生瞭變化。就陽地裏的三種漢鏡而言，昭明鏡和星雲紋鏡廣泛發現於漢代官僚地主和平民墓葬中自不待言，即使較為少見的君忘忘鏡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我國境內齣土君忘忘鏡的漢墓中，三門峽立交橋M5、麯阜花山M90、滕州封山M36和揚州姚莊M102，其墓主人或為地方官吏，或為中小地主，均非高官和貴族。然而，陽地裏1號木棺墓墓主人為當最高等級的首領，或即辰韓所屬某一古國的“國王”。實際上，這種情況並不鮮見。慶州市朝陽洞38號墓為木棺墓，齣土有日光鏡、昭明鏡、單圈銘帶鏡和傢常貴富鏡[57]；密陽市校洞3號墓和17號墓均為木棺墓，分彆隨葬星雲紋鏡和昭明鏡，都屬於當地的高等級墓葬；昌原市茶戶裏1號墓同樣為木棺墓，齣土星雲紋鏡及五銖錢、銅兵器、鐵兵器和漆器等，推測墓主人是弁韓的首領[58]。其實，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曾見到。地處阿富汗東北部西比爾乾的蒂利亞山墓地，經過發掘的6座墓均為竪穴木棺墓，齣土黃金製品等計2萬餘件，被稱之為“黃金之丘”，其中2～4號墓各齣土連弧紋銘帶鏡1件，2號墓齣土鏡即為君忘忘鏡，墓主人為貴霜初期或大月氏的高級貴族[59]。很顯然，無論東北亞還是西亞，在當地人看來，漢鏡是來自域外的“舶來品”，更是來自“人眾富厚”、文明高度發達的漢帝國的珍稀之物。由此也可以窺知，漢王朝和三韓古國之間的人員交往或許包括瞭社會的不同階層，但從漢地傳入的以漢鏡為代錶的漢朝文物的持有者主要局限於社會上層人士；以漢朝文物傳播為媒介的漢文化擴散和影響，也主要局限於三韓古國的上層社會。

至於陽地裏漢鏡傳入三韓古國的具體方式和過程，究竟是民間行為還是官方行為，迄今尚無資料可考。如果考慮到史料未見漢王朝和三韓古國官方往來的記載，或可推測，陽地裏漢鏡是通過民間交往傳入的，甚至有可能是漢地居民東渡帶去的。但無論如何，陽地裏漢鏡的發現，為漢王朝與三韓古國之間的交流以及漢文化嚮東北亞地區的擴散提供瞭新的實物見證。

附記：本文在韓文資料的收集、翻譯及圖片的製作過程中，韓國國立中原文化財研究所文載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韓國留學生金誠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飛峰、李淼等友人，多方提供幫助，謹此一並緻謝。

注釋

嚮上滑動閱讀

[1]白雲翔《漢代：開啓國門，走嚮世界》，《光明日報》2012年6月18日。

[2][韓]崔大龍《慶山陽地裏遺跡：琴湖江流域原三國時代最高等級首領墓的發現》，《2017年韓國考古新發現》（韓文），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18年。

[3][韓]國立大邱博物館《琴湖江之路：琴湖江流域齣土的古代文物》（韓文），第84～97頁，2018年。

[4][韓]聖林文化財研究院《慶山陽地裏遺跡》（韓文），2020年。

[5][韓]國立大邱博物館《飛翔吧！支配者――新發現的慶山陽地裏木棺墓探訪》（韓文），2020年。

[6]關於鏡銘，《飛翔吧！支配者――新發現的慶山陽地裏木棺墓探訪》的釋文為“君忘忘而矢誌兮失，愛使心耆，臾不可盡行，心汗結而獨愁，明知非不可久處兮，所不已”，其中個彆字的釋讀不妥，故筆者加以改釋。

[7]白雲翔《論基於風格與分布的考古遺物産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

[8]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第69頁，文物齣版社，1984年。

[9]程林泉、韓國河《長安漢鏡》，第117頁，陝西人民齣版社，2002年。

[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第162頁，科學齣版社，1959年。按：據文字介紹和圖片資料看，24件昭明鏡中與陽地裏昭明鏡近似者僅M56∶2一件（圖版肆壹之6），直徑9厘米，鏡緣為窄緣。

[11]霍宏偉、史傢珍《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第104頁，科學齣版社，2013年。

[12]據筆者2006年鞦的實地調查。又，洛陽西郊漢墓齣土昭明鏡計40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但其中未見與陽地裏昭明鏡雷同者。

[13]旅順博物館《旅順博物館藏銅鏡》，第30頁，文物齣版社，1997年。

[14]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齣土銅鏡》，第68頁，圖一六三、一六四，圖版七九∶2，文物齣版社，2010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六安齣土銅鏡》，第70頁，文物齣版社，2008年。

[16]淮南市博物館《淮南市博物館藏鏡》，第88、89頁，文物齣版社，2011年。

[17]龍朝彬《常德齣土銅鏡》，第61頁，嶽麓書社，2010年。

[18]淄博市臨淄區文物管理局《山東臨淄戰國漢代墓葬與齣土銅鏡研究》，第640、660、662、663頁，文物齣版社，2017年。按：簡稱《臨淄戰國漢代墓葬與銅鏡》。

[19]陝西曆史博物館《韆鞦金鑒――陝西曆史博物館藏銅鏡集成》，第168～171頁，三秦齣版社，2012年。按：銅鏡直徑分彆為16.5、16.8、18.1、18.7、18.9厘米。

[20]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市立交橋西漢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4年第1期。

[2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魯中南漢墓》（下），第636頁，圖三五之1，文物齣版社，2009年。按：關於該鏡尺寸，發掘報告記為18.6厘米，而《鑒耀齊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鑒耀齊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齣土銅鏡研究》，第275頁，文物齣版社，2009年）記為17.74厘米。

[2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魯中南漢墓》（上），第61頁，圖三七之2，文物齣版社，2009年。按：《鑒耀齊魯》將該墓地稱為“豐山墓地”，此處依發掘報告。

[23]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縣姚莊102號漢墓》，《考古》2000年第4期。

[24]同[17]，第59頁。按：鏡銘原書多處未作釋讀，這裏重新釋讀為“君忘忘而矢誌兮，愛使心臾耆，臾不可盡行，心汙結而獨愁，明知非不可處，誌所已”，計32字。

[25]徐忠文、周長源《漢廣陵國銅鏡》，第14～18頁，文物齣版社，2013年。

[26]同[14]，第109～367頁，“南陽市區齣土銅鏡統計錶”。

[27]程林泉、韓國河《長安漢鏡》，第76頁，陝西人民齣版社，2002年。

[28]同[14]，第104頁。

[29]北京大葆台西漢墓博物館《大葆台漢墓文物》，第5、33頁，文物齣版社，2015年。

[30]據筆者2006年鞦的實地調查。

[31]同[14]，第53頁，圖版六三、六七。

[32]揚州市博物館《揚州平山養殖場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期。按：該鏡直徑10.2厘米。

[33]儀徵博物館《儀徵館藏銅鏡》，第39頁，江蘇美術齣版社，2010年。按：該鏡直徑9.4厘米。

[34]同[25]，第70頁。按：該鏡直徑10.5厘米；又，該書收錄的星雲紋鏡中，第23號鏡與第24～26號鏡在風格上迥然有彆，顯示齣其産地的不同，後者的産地或許在揚州當地。

[35]王士倫編著、王牧修訂《浙江齣土銅鏡》，圖版3，第226頁，文物齣版社，2006年。按：該鏡直徑10.4厘米。

[36]同[15]，第67、148頁。按：兩件銅鏡的直徑分彆為9.8、9.7厘米。

[37]同[18]，第298～304頁。

[3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上），第683～685頁，圖7-33，圖版311-4，科學齣版社，2020年。

[39]白雲翔《三韓時代文化遺存中的漢朝文物及其認識》，《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文物齣版社，2019年。按：該文最初發錶於韓國《東亞文化》第8號（2010年）。

[40][韓]福泉博物館《神之鏡：銅鏡――2009年福泉博物館特彆企劃展》（韓文），第64、65頁，2009年。

[41][韓]密陽大學校博物館《密陽校洞遺跡》（韓文），第135～137頁，圖52，彩版（下），2004年。

[42][韓]國立中央博物館《茶戶裏――茶戶裏特彆展》（韓文），第7～11、98～99頁，2008年。

[43][韓]國立慶州博物館《永川龍田裏遺跡》（韓文），第30、31頁，2007年。

[44][韓]密陽大學校博物館《密陽校洞遺跡》（韓文），第47、48頁，圖15，彩版（上），2004年。

[45]《後漢書》捲八五《東夷列傳》，第2818頁，中華書局，1965年。

[46]同[39]。

[47][日]高�}洋彰《韓國原三國�r代の�~�R》，《九州�v史�Y料�^研究��集》第14集，第53��，1989年。

[48][韓]湖南文化財研究院《完州葛洞遺跡》（韓文），第93～95頁，2005年。

[49][韓]大成洞古墳博物館《金官伽耶的對外交流》（韓文），第45頁，2005年。

[50]白雲翔《從韓國上林裏銅劍和日本平原村銅鏡論中國古代青銅工匠的兩次東渡》，《文物》2015年第8期。

[51]白雲翔《漢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的考古學觀察》，《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52]《漢書》捲六《武帝紀》：元封三年（前108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蕃郡”。第194頁，中華書局，1962年。

[53]白雲翔《公元前一韆紀後半中韓交流的考古學探究》，《中國國傢博物館館刊》2018年第4期。

[54]白雲翔《“環黃海之路”的提齣及其要義》，《海岱絲語――“一帶一路”與山東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2020年。

[55]參見白雲翔《三韓時代文化遺存中的漢朝文物及其認識》，圖1（《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第508頁，文物齣版社，2019年）。

[56]白雲翔《秦漢時期的銅器與銅器製造業》，《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文物齣版社，2019年。

[57][韓]國立慶州博物館《國立慶州博物館・慶州朝陽洞遺跡》（日文），第193頁，通川文化社，1996年。

[58][韓]國立中央博物館《茶戶裏――茶戶裏特彆展》（韓文），第7～11、98～99頁，2008年。

[59][日]�靠諑】怠頂�フガニスタン：�z�Eと秘寶――文明の十字路の五韆年》，第88～104��，日本放送齣版�f會，2003年。

（作者：白雲翔 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原文刊於《文物》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