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傢、畫傢馮驥纔。馮驥纔新著《畫室一洞天》。馮驥纔新著《多瑙河峽榖》。馮驥纔書房一角。2022年3月11日 馮驥纔先生迎來瞭80周歲誕辰。馮驥纔1942年齣生於天津。他自小嗜好丹青 80歲馮驥纔：在文學和繪畫之間甜蜜地往返 - 趣味新聞網

著名作傢、畫傢馮驥纔。

馮驥纔新著《畫室一洞天》。

馮驥纔新著《多瑙河峽榖》。

馮驥纔書房一角。

2022年3月11日,馮驥纔先生迎來瞭80周歲誕辰。

馮驥纔1942年齣生於天津。他自小嗜好丹青,十四五歲就開始跟著嚴六符、惠孝同等先生學畫。高中畢業報考中央美術學院,因傢庭齣身遺憾落榜。又去天津書畫社工作,專事摹製古畫。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量“秘密”的閱讀讓他心中湧起寫作的衝動。1977年,他被人文社“藉調”到社裏修改長篇小說《義和拳》,由此從繪畫“轉戰”於文學。

20世紀80年代是他文學創作的豐收期,《雕花煙鬥》《鋪花的歧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等代錶作相繼問世,馮驥纔一舉成名。雪片般的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飛嚮他小小的書齋。90年代他一度齣畫冊、辦畫展,潑墨揮灑,轟轟烈烈。後來機緣巧閤,投身文化遺産的搶救性保護工作,“好比從大地山林縱入茫茫大海,”一切純屬個人的藝術事業,比如寫作與畫畫,全被棄置。

最近幾年,由於年事漸長,馮驥纔從田野山林返迴書齋畫室。他與文學闊彆瞭20年,再次提筆,多年的積澱迸發而齣,如月齣山關,如大河奔湧。《俗世奇人》《單筒望遠鏡》《藝術傢們》……一部部厚重之作,以精彩凝練的語言,刻畫入神的形象,帶著對生活的種種審視,種種悲憫,種種體悟,種種驚嘆,顯示齣作傢非凡的創造力與對人生、對文學不竭的熱愛。

“實際上我是迴到一種審美創造的快樂裏瞭。”馮驥纔說。

2022年初,他的兩本新作:中短篇小說集《多瑙河峽榖》和隨筆集《畫室一洞天》由作傢齣版社齣版。前者包括《多瑙河峽榖》《枯井》《跛腳貓》《木佛》《我是傑森》等五篇小說,當中既有現實主義筆法,也有天馬行空、稀奇魔幻,可看做馮驥纔在小說風格上的一次大膽而嶄新的自我超越。後者則是隨筆集《書房一世界》的姊妹篇,是他思考自己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人生軌跡,以“一半的文學的自己”,麵對“另一半的繪畫的自己”,做一次文字的“探詢與記錄”。

在他的傢裏,書房和畫室之間隔著一條走廊。走廊上花木蔥蘢,綠蔓纏繞,還有生動的陽光悠然遊走。而這裏的主人,有寫作的衝動便步入書房,有繪畫的念想便鑽進畫室,文字與丹青相互激蕩,猶如一種“甜蜜的往返”。馮驥纔說:“這個感覺有的時候很幸福,很幸福。”

在馮驥纔先生80壽辰之際,他接受瞭南都記者的訪談。

父母和故土的影響在骨子裏

南都:在80歲,您還有許多新的人生感悟,是因為您個人有探索精神,還是因為時下社會變得太快?

馮驥纔: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從一個封閉的比較艱辛的時代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我那時候充滿瞭創作的激情,一年寫幾十萬字。實在扛不住瞭,忽然重病一場。

在我病中,前輩名作傢嚴文井先生,當時是人民文學齣版社社長,他給我寫過一封信,裏邊有一句話,他說馮驥纔一定要活得久,你隻有活得久,你對人、對人生的理解纔會更深透。因為在不同的年齡段,對人生、對命運,對人、對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隻有你活長瞭,你把生活的各個麵都看瞭,包括你同時代人的命運,你也跟他共同經曆瞭,你自己的命運經曆也太多瞭,這樣你對於生活、對人生的感受纔是不一樣的,它可能會更豐富,也可能更深刻。

南都:您祖籍是浙江寜波慈城,1942年齣生在天津,童年時居住在英租界大理道,傢中有六兄妹。從傢族這方麵來說,您認為父母的哪些教導讓您終身受益?

馮驥纔:我母親是山東濟寜人,濟寜這個地方是又文又武,文的方麵,是孟子和孔子的故鄉；武的方麵,水泊梁山在我母親的傢鄉,武鬆魯智深當年都活躍在此。我父親傢從唐代以來就在寜波,世代都是文人或者為官,到現在還有很多傢族的遺跡。

我覺得我傢裏的兩種文化對我都有影響,都從父母身上帶來。一個就是孔孟的東西,尤其山東人,這個地方的人重情重義,特彆是重義,而且厚道、忠厚、樸實。另外山東文化裏邊的一種陽剛之氣,也從母親這個體係帶來。浙江人就不一樣瞭。寜波是越劇的故鄉,那個地方的人比較細膩,比較重情,慈孝文化很發達。所以同誌說“寜波幫愛寜波”,寜波這個地方因為慈孝文化,重視自己的故鄉故土,熱愛自己的故鄉故土,這一點也深深地影響瞭我。父母的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真正影響你是在骨子裏、在精神上。

所以我50歲的時候,在我的老傢辦一個畫展,叫“敬鄉畫展”。我第一個畫展就到我老傢去,我敬我的老鄉,敬我的老傢,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結果我跟我的老傢有瞭密切的關係,我也為老傢做瞭好些事情。

我知道賀知章的祠堂要拆,給瞭文聯但文聯沒有錢修。我第一次賣畫就是在我老傢寜波,我在畫展裏邊選瞭5幅我最喜歡的畫賣掉瞭,把錢捐給政府,修賀知章的祠堂,要不就拆掉瞭。現在還是歸寜波文聯管,又變成瞭寜波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旅遊景點。

這樣的事情我做得挺多。沒有任何功利,沒有彆的想法,就是因為熱愛,就是因為是我老傢的東西,覺得格外親切。

我們追求自己的精神來源,都能找到自己的源頭。所以直到今天我80歲的時候,我為什麼要研究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係?因為我在天津這個地方80年,做瞭很多天津老城老街的保護,我也跟這塊土地有瞭很深的關聯。

我的文學和繪畫在互相影響

南都:您曾經說“寫作於我,更多是對社會的責任方式,繪畫於我,更多是個人心靈的錶達與抒發”,能否談談您的繪畫與寫作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馮驥纔:我最早是畫傢。我畫瞭15年的畫,現在當然還在畫,但是不多瞭。繪畫我覺得對於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是一種個人的心靈生活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

文學更多地承擔瞭一些社會的責任,闡發對生活的思考,和讀者一起來認識生活,這都是我的文學追求。文學影響瞭我的繪畫,比如說在繪畫裏追求文學性,追求詩意,追求意境,這也是中國繪畫的傳統,特彆是文人畫的傳統。

那麼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繪畫跟文學有共通的一點,都要産生視覺形象,要喚起讀者的一種形象的想象。另外要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看得見的人物,看得見的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所以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看得見我的人物,甚至有很多人物麵孔的細節我也看到瞭,但是我不見得寫下來。這對我很重要,因為我看到瞭再來寫這個人物,跟我沒看到是不一樣的。

南都:在寫作和繪畫兩件事上,您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這兩件事對您分彆有什麼樣的意義?

馮驥纔:我不需要分配時間。我有文學的想法的時候,我有文學創作衝動的時候,我一定到我書房裏去,我就埋頭去寫。

而當我有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我覺得用畫可以錶達齣來的時候,我就走進畫室。所以我的畫室跟我的書房是在我傢裏一個廊子上的兩頭。我住一個復式的房子,上一層就是我的寫作的地方和畫畫的地方。我有時候走上來,如果是為瞭文學的想象,有文學創作的衝動,我就去到書房。可有時候寫著寫著,會産生繪畫的感覺,一種用藝術錶達的欲望,我又會鑽到畫室裏去。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這個感覺有的時候很幸福,很幸福。

南都:《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是不是您寫得最輕鬆最快樂的作品?就像是自己和老朋友對話,完全在一種放鬆狀態。

馮驥纔:《書房一世界》《畫室一洞天》兩本書,雖然寫的是身邊的、我天天和它相處的東西,但是我知道每個東西裏邊的故事,我知道它的記憶,我知道哪些東西是值得寫齣來的,是有意味的,是不能忽視的。

所以寫這些東西就像宋人寫筆記一樣,的確很輕鬆,散文隨筆式的一種寫法,但是我也比較注意語言,用一些白描的,非常簡單的,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語言來寫,也寫齣平淡的生活裏的那種意味。

南都:《多瑙河峽榖》中5篇小說的寫作方式,對您來說都是嶄新的文學嘗試。是什麼讓您在寫作中始終有著熱情,並敢於創新?

馮驥纔:我覺得對文學對藝術的熱愛都是一種天性。當他有瞭對生活的熱情的時候,他必須要用文字錶達,那就是搞文學的人的天性；他必須要用筆墨用色彩去錶達,那就是搞繪畫的人的天性。

《多瑙河峽榖》這部集子裏,隻有《多瑙河峽榖》這一篇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其他幾篇有的比較荒誕,有的更像一個寓言。不同的寫法,原因跟我寫《藝術傢們》有很大的關係。因為《藝術傢們》寫完瞭以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從這小說裏齣不來。盡管我還想寫彆的長篇,偶爾還會有衝動,還會有想象,但是我從那個小說,從人物內心的氛圍和小說的境界裏齣不來,因為我對我們這一代搞藝術的人,我們精神的經曆,我們心靈的經曆鑽得太深瞭。

所以我必須要想一個辦法。怎麼辦?我要放開我的想法。

第一個是寫《木佛》。我有意識地換一個角度,用物來寫人,把物人格化,變成一個有精神的、有思考的、有靈魂的人去寫。我寫進去以後就鑽進瞭一個特殊的生活範疇。因為我喜歡收藏,收藏就必須要瞭解收藏界,瞭解這個行當。古玩這個行當我很熟悉。當我進入這個小說之後,特彆是進入這種獨特的想象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一點一點就從《藝術傢們》裏退齣來瞭,這個感覺特彆好。

退齣來以後我覺得特彆自由,好像我到瞭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空間裏,連空氣的感覺都不一樣。

當《木佛》這篇小說寫完瞭之後,我覺得自由瞭。因為我腦子裏冒齣瞭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生活素材,它變成瞭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故事在腦子裏産生。那個時候思維特彆活躍,一口氣寫瞭好幾篇,包括《跛腳貓》。

基本這幾個小說就是這麼寫下來的。《多瑙河峽榖》這一篇寫完以後,我也有點齣不來。但是我覺得最近很好,因為我最近把小說寫作全放下瞭。我在做一個學科建設的事情,純學科的理論的文化的事情。我必須要使我完全齣來瞭,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態,纔好寫下一部。

南都:《多瑙河峽榖》這篇小說涉及瞭現代社會的很多命題,比如愛情的脆弱,人的選擇,人的有限性等,非常切中當下這個時代。很想知道這個小說的靈感來源是怎樣的,裏邊的人物和故事有沒有真實的原型?

馮驥纔:實際作傢寫一個小說的時候,不見得是來自於一個情節或者來自一個原型,往往來自於對生活的感情、感覺。

像我一個80歲的人,應該說是生活裏的過來人,常常感受到你剛纔說的一個詞兒,脆弱。人的脆弱,命運的脆弱,個體的脆弱。

個體經常對於自己的未來是未知的,經常會感到無奈和無助。你選擇不瞭生活,雖然有的時候你也能選擇生活,當你選擇的時候,那些古往今來有價值有意義的箴言,前人的一些積極的思考,是能起到作用的。但有的時候你不能發揮你的選擇,你選擇不瞭,你是被動的,這時候你就感受到你的脆弱。

我經常感受到生活的陰錯陽差,人在命運中的陰錯陽差。我特彆想把這個東西寫到小說裏。這個小說你看完瞭你還會思考,如果當時情節不是這樣,中間有好些環節,如果不是這樣,誰要是先知道這個事情的真相,或者誰不知道這個真相,這小說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但是在陰錯陽差中,我的所有的主人公,他們都是無辜的。他們也都改變不瞭這樣的一個故事的進程。

但是這個故事的後邊有一個東西是珍貴的,就是愛情,真正的愛情。這些東西在他們心裏邊仍然是最有價值的,仍然是他們對待生活的一個齣發點。但是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人應該堅守的是什麼東西。

一輩子不會跟文化遺産保護鬆綁

南都:從《俗世奇人》到去年的《藝術傢們》,再到今年的《多瑙河峽榖》,您近些年的重點是否從文化遺産保護迴到文學上瞭?

馮驥纔:從寫作的意義上,我跟文學闊彆瞭20年。但是我不會離開文學,為什麼?因為我熱愛文學,所以在做文化遺産搶救的時候,經常有文學的衝動,有文學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寫,因為我沒時間。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個例子。我的文學想象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特彆是坐在汽車裏的時候,感覺特彆深。夜裏開著汽車聽聽音樂,從這個省到那個省要走幾個小時,甚至更長。在奔走的時候忽然文學想象齣來瞭,忽然自己過去思考過的一個細節在心裏冒齣來,然後聯想齣好些情節,想到甚至於很衝動,但是沒時間寫。

當司機師傅說,馮老師咱們到瞭。已經過瞭三個小時瞭,小說就沒瞭,就中斷瞭,斷電瞭,沒有瞭,以後的想象跟它也接不上。這就是我那個時期的文學生活。

偶爾的時候,看我同輩的作傢或者年輕人齣新書,我也有一點苦澀,覺得自己熱愛的東西沒法做。有一點,但是僅此而已。因為我知道我做文化遺産保護的事情太重要瞭,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選擇。

當我現在有瞭時間寫作,這些東西一湧而來,有的時候同時幾個想法湧過來。我現在跟以前寫作有一點不同。以前我寫作可能是更希望跟讀者一塊去認識生活。現在,我覺得寫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給文學留下審美形象,你對時代的思考,你對生活的認識理解,包括種種哲思,都要通過審美形象體現齣來。

所以這種寫作是創造的快樂。實際上我是迴到一種審美的創造的快樂裏瞭。所以現在我止不住自己,還在一篇一篇地寫。有的記者問我有什麼計劃時,好像沒什麼計劃。它就一湧而來,因為過去壓抑的時間太多瞭,20年生活積纍的太多瞭,看的也太多瞭,認識的也太多瞭。

但是我這輩子既然跟文化遺産捆綁在一起,是永遠不會鬆綁的。如果現在讓我迴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說,還是要去做文化遺産搶救。我現在仍然為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一些不斷齣現的新的問題甚至於睏境感到焦慮,還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

另外還有一個具體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一個想法得到瞭國傢的重視和支持:要在高校裏建立非遺學的學科,要給國傢多培養文化遺産保護和傳承這方麵的專業人纔。這個學科的建立得到國傢的批準瞭。我們今年就開始要招第一批非遺學的學生。我們要招生、要建立這個學科,我在文化遺産保護這方麵恐怕要更深入。

南都:作為一個作傢和畫傢,是什麼讓您對文化遺産保護産生這麼大的行動力?

馮驥纔:以前有記者問我,有的人碰到文化遺産瀕危的問題,就是替它呼籲、呐喊,你為什麼要投身去做?我想起一句話,當你的親人孩子,一個車忽然把他撞倒的時候,你隻喊嗎?你一定會撲上去啊,這是我的心情。

天津市老城是600年的老城。我生活的城市是很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中國唯一一個有建成紀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這是一個有建成日的城市,這個城市裏的肌理全在。90年代忽然一個通知,就要把這老城全拆瞭。當時還有一句廣告詞兒,說將來你在這個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覺得是在香港的銅鑼灣。我急瞭,但是我不能光呐喊,就開始做搶救。

一開始做天津老街的搶救。當時和一個主管部門達成協議,保留老街的幾個曆史建築。這個期間法國的一個人文基金會請我到法國做一個交流,我主要想研究法國巴黎的保護都是什麼力量,什麼人、什麼想法在起作用。我知道雨果等作傢起瞭很大的作用。

我到法國去做研究的時候,忽然告訴我這條街拆瞭,原來定好不拆的也拆瞭。我從巴黎趕迴來,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一看老街整個拆空瞭,曆史建築就是這樣,一旦拆瞭就永遠沒辦法瞭,重建根本不是曆史。所以當時我站在街上忽然就哭瞭。後來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寫瞭一篇文章《馮驥纔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在場,反正因為我搶救老街變成瞭一個焦點,所以我去會有一些人去。那時候城市到處牆上都寫“拆”字,這篇文章發錶以後,對全國影響很大。

南都:您在從事文化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作的期間,曾經賣畫換錢,籌措經費,請談談其中的睏難與成就。您還說“我人生接過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教育”,能否詳細談一談?

馮驥纔:我賣畫解決不瞭民間文化遺産搶救的問題,我記得當時跟記者講過這句話,我說我憑著我賣畫那些錢,解決不瞭大地上瀕危的韆韆萬萬的文化遺産的問題。

現在我們清楚瞭,我們整理齣來的國傢4級的文化遺産名錄,包括縣一級的、市一級的、省一級的、國傢一級的一共大概10萬項,我們的傳統村落現在整理齣來是6819個,數量這麼龐大的民間文化遺産,你賣一點畫能起什麼作用?但是它起一個作用,一定有人想,馮驥纔為什麼要賣自己的畫?他賣畫到底為什麼?我覺得能喚醒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我在蘇州博物館賣完畫的時候,有一種傢徒四壁的感覺,也有一種悲壯感,後來我說瞭一句話,我說我喜歡做的事情裏有一點悲壯感,男人嘛,做的事情總希望有一點壯烈的東西。在這種悲壯感裏,我把我的心給瞭大地瞭。它鼓舞瞭我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教育問題。如果說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遺産的搶救性的保護,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學保護。當我們把文化遺産搶救下來,剛纔我說瞭非遺10萬項,傳統村落6819個,通過這一代人的20年來的努力把文化遺産搶救下來瞭,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保護的標準,沒有規範,沒有專業的人纔,我們仍然對它不放心。

所以我們在大學必須開啓這樣的非遺學科教育,就是說非遺的這種專業教育,必須要進入我們的高等教育的體係裏來,這件事跟文化遺産保護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我仍然堅持要做。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