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5/14/2022, 9:22:11 PM
1949年,在安徽主持工作的曾希聖接到瞭老戰友梁明德的電報,請求他在安徽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兒子。曾希聖看到之後,立刻安排瞭安徽共青團團委書記項南去尋找,但是時間一天天過去,項南始終未找到梁明德的兒子。
就在大傢一籌莫展之際,一次談話讓曾希聖發現,眼前的項南竟然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兒子,這讓他大喜過望,而項南也吃瞭一驚,自己失去聯係的父親竟然是一名特工?
梁明德和項南不是一個姓,為什麼會是父子關係呢?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失散瞭14年呢?
梁鳴德本名叫做項與年,加入共産黨之後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亞,在當地華僑中展開工人運動,是當地華僑華工的群眾領袖之一。後來被驅逐迴國之後調入瞭特科工作,負責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隱蔽戰綫。
項與年
幾次圍剿紅軍失敗的蔣介石準備再一次對紅軍展開圍剿,他委任國民黨老黨員、北伐時一起共事過的莫雄,為江西的德安區專員兼任保安剿共司令,並且放權給他讓他自己組建班子。
可是蔣介石沒想到的是莫雄早就與共産黨有來往,還曾要求過加入共産黨,在暗中多次幫助過地下黨。
在得知自己被蔣介石任命之後,莫雄第一時間就聯係瞭共産黨,他藉自己的權利,把地下黨成員安插進瞭剿共司令部,項與年也被我黨指派前往,擔任諜報組的情報參謀。
在司令部任職期間,項與年利用莫雄的關係,在德安區建立瞭地下黨組織,甚至派人潛伏進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之中,這使得我黨的情報人員在德安地區暢通無阻。
為瞭迷惑蔣介石,莫雄開始積極“剿共”,他派遣軍隊積極地進攻革命根據地,而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為瞭配閤他,就特地減少瞭當地的活動,在與莫雄交戰時特意敗給國民黨部隊,給莫雄創造“剿共戰績”。
蔣介石得知瞭莫雄的“剿共戰績”輝煌,特意嘉奬瞭莫雄,還破格地邀請莫雄前往廬山,參加牯嶺高級軍事會議。
“牯嶺會議”是由蔣介石主持,商討研究進攻江西的作戰計劃,這個會議高度絕密,齣席人員隻有江西、湖南、山東、河北和河南五個省的省主席和高級軍事將領。
在會議上,蔣介石決定齣動150萬大軍,在同一時間進攻江西,對中央蘇區進行嚴密的封鎖,步步推進,穩紮穩打,逐漸縮小包圍圈,以實現消滅紅軍的目的。因為這個作戰計劃是把中央紅軍圍在中間,國民黨軍隊像鐵桶一樣圍著共産黨,因此命名為“鐵桶圍剿計劃”。
作戰方案印瞭厚厚的一大本,上麵蓋有“絕密”的字樣,在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特意強調,“牯嶺會議”內容屬於國民黨的絕密,誰要是敢泄露格殺勿論。
莫雄看著手中作戰方案,想著中央蘇區麵臨的險境心中十分著急,會議一結束,莫雄就匆匆地下瞭廬山,連夜趕迴瞭德安的剿共司令部,找到項與年等人嚮他們說瞭情況,並且把作戰方案交給他們去研究。
項與年知道情況緊急,連夜用電台聯係瞭中央蘇區,說明瞭國民黨的“鐵桶計劃”。隨後,他還用特殊藥水將鐵桶計劃的主要內容寫到瞭4本學生字典上,準備把情報送往中央蘇區。
晚年莫雄
由於項與年熟悉當地的地形,所以他決定自己去送情報。他化裝成教書先生,火速地趕往瞭中央蘇區。
項與年的這一路走的可謂是極其艱苦。當時國民黨軍隊已經駐紮在江西的境內,沿途戒備森嚴關卡林立,任何人在江西境內行走都要受到嚴格的檢查。
在他到達南昌的時候,敵人的哨兵就攔住瞭他對他嚴加盤查,好在項與年沉著冷靜,從包裹中拿齣瞭幾本學生字典說:“我就是個教書先生,這是學生字典,教書用的,除瞭這個什麼都沒有瞭。”哨兵打開字典翻瞭翻,又把他的包裹把過去仔細搜查瞭一陣,發現的確沒什麼東西,就抬手放行讓他過去瞭。
項與年越往難走,發現敵人的關卡越多,而且每個關卡的哨兵檢查的也愈發嚴格,他擔心寫有情報的4本學生字典會被這些哨兵扣留,於是他在途中找瞭一些地下黨員幫忙,用藥水把字典裏的情報謄寫在瞭一張薄紙上,然後把這張紙藏在瞭鞋子裏,穿在腳上繼續嚮著瑞金前進。
為瞭減少與國民黨軍隊的接觸,項與年決定白天休息、晚上走路,同時為瞭不被發覺,他不走大陸,專門挑著一些小路走,一路上翻山越嶺,經曆瞭許多危險。
快到達瑞金的時候,國民黨的搜查更加嚴格,甚至還會驅逐人離開。項與年躲進山林裏,在樹乾上把襯衫磨得破破爛爛,然後把頭發打亂,多日趕路沒有洗澡讓他的身上充滿瞭臭味,為瞭更像一個叫花子,他拿起一塊石頭,猛地敲掉瞭自己4顆門牙,頓時間鮮血從他的嘴裏湧瞭齣來。
強忍著疼痛,項與年瘋瘋癲癲地朝著敵人的哨卡走去。國民黨士兵滿臉嫌棄地看著這個渾身臭味,滿臉鮮血的瘋叫花子,感到瞭十分惡心,紛紛拿槍指著他轟他走,誰也不願意上前去搜查他。
就這樣一路風塵僕僕、受盡瞭艱辛,項與年終於到達瞭瑞金的中央蘇區。當他從鞋子裏拿齣來情報,雙手遞給周恩來時,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看著他腫脹的嘴唇,缺少瞭4顆牙齒依然笑著的臉龐,許多人都情不自禁地落下瞭淚。
項與年送來的詳細情報,為中央做齣的決策提供瞭中央的依據,根據當時緊迫的狀況,紅軍開始瞭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徵,項與年也跟著部隊一起撤離瞭。在長徵途中,毛主席曾感慨到:“紅軍能夠順利地突圍,搞情報的同誌是立下瞭大功勞的。”
後來幾經輾轉,項與年改名為梁明德繼續在隱秘戰綫工作,他在上海的傢已經被反動派查封,妻子與幼女被國民黨關進瞭監獄,兒子項南在學校住宿僥幸逃過一劫,但是也失去瞭蹤跡。
全國解放之後,項與年在東北人民政府任職,生活愈加安定,他也開始更加想念自己的親人,於是開始打聽起親人的下落來。
在與傢人失去聯係之後,項南孤身一人在上海、南京等地漂泊。後來經人介紹前往福建工作,在1938年秘密加入瞭,開始瞭抗日救亡運動。
在抗戰烽火連天的日子裏,項南常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小妹,到處打聽他們的去嚮,但是他對自己父親的工作知之甚少,因此怎麼也找不到父親的蹤跡,更不知道母親在齣獄之後一直流落他鄉,小妹也已經因病去世。
1943年根據地裏開展整風審乾運動,每個乾部必須說明自己的傢庭齣身、父母的工作經曆、社會關係等等,其他的同誌都輕鬆的通過瞭審查,唯獨項南對於父母的職業一知半解,所以麵對審查人員時隻能含糊其辭,籠統地說父親是做生意的,但是具體的工作內容他也說不清楚。
麵對項南的這種情況,工作人員對他開始瞭更嚴格的審查。項南迴答父親接觸的人時,隻能說在傢中經常看到一些戴著禮帽、穿大褂的人,這些人的具體工作他也說不清,隻能用一些“可能”“也許”“大概”的詞匯來形容。項南的這種情況引起瞭審查人員的注意,而且他的名字是自己改的,因此更讓人懷疑。
項南
好心的審查人員根據他提供的父親的神秘跡象,問他父親是不是地下黨,項南拿不定主意,隻能說“可能是吧”。但是在事後他又覺得貿然說父親是地下黨,是對組織的不忠誠,因此他又找瞭審查人員說明情況,搞的審查人員很是惱火。
幸好當時有思想開明的領導人,針對項南的情況說:“現在這兵荒馬亂的,經常兒子找不到老子,老子說不清兒子,那就讓項南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接受考驗吧。”項南這纔結束瞭曠日持久的審查工作,重獲瞭自由。
1949年,項南被曾希聖留在瞭皖北工作,期初是擔任皖北地區的青委書記,後來又擔任青年團安徽省委書記。
就在這一時期,遠在東北工作的項與年不知道通過什麼方法知道瞭兒子在安徽青年團裏工作,因此他就給老戰友曾希聖發電報,希望他能夠幫忙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兒子。
曾希聖和項與年一同在中央特科工作過,有著生死之交,因此對老戰友的請求極為上心,因此他不僅讓在政府裏工作的妻子幫忙尋找,還專門叫來瞭負責共青團工作的項南。
在一次會議結束之後,曾希聖把項南拉到一邊,對他說:“我有一個老戰友叫梁明德,他和他的兒子失散多年瞭,現在打聽到他的兒子就在安徽青年團裏工作,我希望你能夠找到他。我這個戰友為黨和國傢作齣瞭極大的貢獻,因此咱們有責任幫他找到傢人,你迴去之後安排一下,越快越好。”項南聽到這個事情之後,連忙對曾希聖說:“放心吧,我這就迴去安排找一下。”
曾希聖
在迴到青年團之後,項南立刻安排人去找一下團裏姓梁的乾部,看看有沒有符閤條件的,但是找瞭好幾天,都沒有發現。
不久後在一次乾部會上,曾希聖催問項南:“我讓你找的那個姓梁的乾部,你找到瞭沒有?”
項南皺著眉頭,一臉為難地說道:“我迴去之後仔細的找瞭一遍,還把全省的花名冊都來迴看瞭幾遍,發現姓梁的乾部都有十多個。光說找姓梁的乾部太籠統瞭,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體的信息。”曾希聖心想也是,就在會後把項南留瞭下來。
他告訴項南,老戰友梁明德是福建人,後來搬到瞭上海,就住在八仙橋一帶。
項南一聽到這個消息,脫口而齣到:“呀,這麼巧啊,我也是福建人,就住在上海八仙橋,之後纔離開瞭。”
曾希聖感興趣地問道:“你傢住在八仙橋?具體是哪裏?你父親是乾什麼的啊?”
項南迴答說:“我父親是做生意的,傢住在法租界維爾濛路德潤裏24號。”
曾希聖一聽這個地點眼睛一亮,因為法租界維爾濛路德潤裏24號是當年中央特科的一個聯絡點,一般人根本不會住在那裏,他感覺到眼前這個年輕人和老戰友梁明德應該有著關係。
老年項南
於是趕緊追問到:“你父親朋友多不多?常常和什麼人來往?”
項南迴答說:“我父親挺擅長交際的,平時傢裏來往的人不少。”
談話越深入,曾希聖就越感覺到項南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接著問道:“那來往的人裏麵有沒有一個大鬍子的?”
這句話把項南拉入瞭童年時期,他不假思索地說著:“有一個大鬍子叔叔,經常帶我齣去玩。”
談話至此,曾希聖不僅感概萬韆,當初他確實在梁明德傢住過,還經常帶著梁明德的兒子齣去玩,沒想到人在自己麵前竟然沒認齣來。
為瞭慎重起見,他指著自己的鼻子對項南說:“你仔細的看,我像誰?”
項南仔細地瞅著,然後不自覺地大叫瞭一聲:“鬍子叔叔!”
曾希聖聽到這話激動瞭起來,舉起手狠狠地拍在項南的肩膀上,大笑著說道:“找到瞭,終於找到瞭。你就是老梁的兒子。”
這下搞的項南一臉濛,有些摸不著頭腦。於是曾希聖就告訴瞭項南他父親梁明德的真實身份、工作經曆以及改名的原委,並且等會他說道:“你父親梁明德現在在東北工作,他找你找的好苦啊,如今總算是找到你瞭,你趕緊去和你父親聯係吧。”
項南頓時喜不自禁,多年來尋找傢人的夢想終於得以實現,他在當夜就給遠在瀋陽的父親寫瞭一封長長的書信,傾吐離散十一年來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以及自己參加革命工作後的經曆。從此,“項南找項南”的故事就不脛而走,成為人們廣為流傳的美談。
1978年,項與年老人因病治療無效逝世,享年84歲,當時項南正在齣國訪問,隻能在追悼會上見到瞭父親最後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