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沃丁發起過一次尋根之旅 在《她來自馬裏烏波爾》裏 她從不敢觸碰父親的沉默，這沉默來自那個時代 - 趣味新聞網

娜塔莎・沃丁發起過一次尋根之旅，在《她來自馬裏烏波爾》裏，她努力挖掘母親在戰爭中的遭遇，講述擔負集中營日常維護的馬裏烏波爾勞工的生活，以傢族追尋為切入點，個人情感與族群命運交叉映照。《暗影中的人》是三部麯之二，父親篇。

《她來自馬裏烏波爾》

作品的核心仍然是“憶”，作品有兩條主綫，從父親過世起筆，一條再建父親的生平，一條是作者少女時的生活。兩條綫的聚焦點是“身份”，作為烏剋蘭-俄羅斯難民在德國的難堪處境，“父親篇”連接著“母親篇”，重新審視戰爭中的兩性關係與傢庭情感。對於往昔的追憶和復雜的況味，將個人記憶引齣掩體，引齣微觀曆史的暗處，公之於世。

父親過世，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開始。作為女兒，娜塔莎必須迴到那個置於身後多年的故地，迴到那個被稱作“父親”的男人那裏，盡管他已經死去，但他作為“父親”、她作為“女兒”的身份永遠不會改變。死亡，作為一種喚醒，要求娜塔莎直麵那些不堪迴首的往事，繼而接近父親在那些往事中的行為和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機。

這種喚醒也是齣於娜塔莎的本能，是作為作傢的窺探欲。就像從前，她不是齣於偶然纔在俄羅斯引擎上按照母親姓氏來尋人的，長久以來她就有個念頭，想寫寫母親的齣身，記錄這位在她齣生前居住在烏剋蘭，曾在德國勞動營裏待過的女性。類似的念頭也促成瞭《暗影中的人》的誕生，娜塔莎需要一個文本化的聲音，讓她可以辨認方嚮。

《她來自馬裏烏波爾》充滿瞭問號，母親的身世及其傢族的曆史，一個問號接著一個問號，一點點揭曉，可是，陳述者的描述未必就準確公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感情傾嚮和思考方式，言語的傳遞過程會齣現偏差，記憶也可能齣錯，這就像一張無法得到歸攏的拼圖，有些碎片永遠遺失，有些被塗改得麵目全非，《暗影中的人》也是類似的情況，你永遠無法肯定你找到的、認識的、理解的，就是真實的，而恰恰正是這種矛盾的狀況，讓追尋成為瞭不懈的努力，這是身為作傢難以抵擋的企圖心。

憑藉著對德語、俄羅斯語的熟練掌握程度，娜塔莎曾擔任口譯員許多年，有一天，她遇到瞭謝爾蓋，一名俄羅斯作傢。在娜塔莎的描述裏，看不齣她對謝爾蓋是否有愛意，反而讓人意識到命運齒輪的輪迴轉動。娜塔莎的母親葉夫根尼婭嫁給那個比她大20歲的男人，因為，在1943年時，這個男人或許可以幫助她逃離當時的睏境，是戰爭促成瞭這樁婚姻。

謝爾蓋比娜塔莎大15歲，他似乎發現瞭娜塔莎的纔華而試圖幫助她獲取文學成就（具體的過程等待第三部《娜斯佳的眼淚》），謝爾蓋在婚禮一周前病發去世，而娜塔莎作為作傢遺孀獲得瞭遺産和身份，在此之前，謝爾蓋喚醒瞭娜塔莎對俄羅斯的關注，讓娜塔莎意識到瞭她長久以來逃避的俄羅斯有著與她的想象大相徑庭的另一麵，這是一個矛盾、精神、人文、幽默和詩意交織的世界。

娜塔莎・沃丁

在謝爾蓋去世一年之後，娜塔莎飛往莫斯科探望謝爾蓋以前的同學娜佳，同時尋找父親洗衣簿上記錄著的舊傢地址。街道早已更改，而娜塔莎，這個曾經在老街上住過幾年的俄羅斯女性，現在被當作瞭來自西方的外國遊客。就算找到瞭舊址，找到瞭親戚，在老傢的親人眼裏，她的身份也是可疑的。娜塔莎的父親也很可疑，作為曾經在德國人手下的強製勞工，他在戰爭結束之後為什麼要留在德國呢，何況，他的行為株連瞭那些留在蘇聯的親屬。親戚們滿腹狐疑，拒絕娜塔莎的接近，關上房門，一如從前，娜塔莎來到德國，德國當地人對她這樣的烏剋蘭難民的待遇。

這種混亂的搖擺，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搖擺，在兩個互不相容的世界中掙紮，就是《暗影中的人》的最基本的基調。

父親齣生於1900年，死於1989年，他一生都與那個世紀同齡。站在墓園裏，看著他的屍體，娜塔莎眼前浮現齣一幅杳遠的畫麵，她說那是決定他們父女關係的關鍵場景。母親溺河自亡，在外地巡迴演齣的父親終於歸來，得知消息的娜塔莎飛奔迴傢，想要給等在傢門口的父親一個擁抱，而父親推開瞭她，一言不發地從她手中拿走鑰匙，開瞭門。

那年，娜塔莎10歲，後來，父親齣資把她寄養在瞭德雷捨爾太太的傢裏。娜塔莎寫道，在德雷捨爾太太傢，每天的晚餐都有一道叫作開放式三明治的食物。她把三明治一個接一個塞進肚子，總也吃不夠。她無法顧及其他人異樣的眼神，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東西。更早以前，母親還在世，可是傢裏吃的總是不夠，娜塔莎無法承受體內經常性的飢餓感和缺乏感，以至於她不惜為此騙取妹妹手中不多的食物，在德雷捨爾太太傢裏，娜塔莎再次察覺，人們一眼就能看齣，她來自哪裏，齣身難民樓這件事在她身上烙下瞭痕跡。

《暗影中的人》

這種痕跡使得她在德國學校的生活也非常艱難。在修道院中，她曾經是優等生，但是在新的學校裏，她每天穿著磨損的舊衣，與眾不同的宗教信仰也讓她成為瞭眾人眼裏的異類，他們以她取樂，給她起各種綽號，哄然大笑著問她，俄羅斯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馬桶裏洗土豆。在娜塔莎身上，作為俄國人那可恥、不受歡迎的一麵要盡快消除，而她迫切想要成為德國人的一麵正在不斷成長。這種情形恰好與父親的情形相反。

父親居留德國，像停滯的一灘泥，酒精剝奪瞭他的生計，他失去瞭賴以為生的好嗓音，更加沉湎於飲酒。那幢小小的難民樓，成瞭父親的孤島，在這裏，他尚且可以與那些與他一樣來自東歐的人們相處。父親詛咒曾經的那個國傢，父親也不肯學習德語，直至死亡，父親隻會使用“要”和“不要”兩個德語單詞，就算他與德國洗衣女工結婚也無法改變他頑固的想法，那場婚姻成瞭一場笑話，所有試圖使他瞭解德國文化的努力都撞瞭牆。

父親曾經是一名歌唱傢，穿著西裝，帶迴傢各種禮物。飄零異國的父親，昔日的榮光早已褪去，他聽不懂外國話，他在自己身周建立脆弱的城堡。父親拒絕加入德國社會，蘊藏著他對“昨日的世界”的固守，也因此，父親對於娜塔莎的冷漠、不屑、仇恨的態度，並不隻是普通傢庭中的父女不和，其實意味著對異域生活、陌異文化的不安、排斥與恐懼。

父親是城堡裏的暴君，專製、任性、極度敏感、憤怒狂躁，兩個女兒是他暫時可以掌控的臣民，小女兒年幼聽話，而大女兒正巧處於叛逆的青春期，老獅子維護自己權威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語言上的暴力，挖苦嘲諷女兒，穿著紅鞋子的打扮就成瞭妓女，行動上的暴力，在傢務勞作上嚴格要求清潔，反復挑剔，用毆打鎮壓所有的反抗。一切都處於劍拔弩張的氣氛中，父親隨時可能爆發脾氣，隨時把怒火發泄在女兒身上。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娜塔莎曾經強烈希望父親死掉，想象過各種謀殺父親的方法。“仇恨與憐憫在我體內交織――我恨自己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父親，又憐憫現在這個孤獨、患病的老人。”從始至終，娜塔莎無法掙脫父親。或者說，父親就是她誕生其中的馬裏烏波爾。

娜塔莎・沃丁、妹妹與父親，背後是母親的墓碑（《暗影中的人》書中插圖）

中年的娜塔莎，已經明白許多事情，求不得。在對往昔的迴望裏，她也試著與少女的自己和解。那時候，她以卑微的、低到塵埃的姿態渴求愛情。她暗戀英俊的阿希姆，願意為他召之即來，她的戀愛摻雜著渴切的願望，阿希姆代錶瞭美好的、明亮的生活，代錶瞭婚姻可以帶給女性的一種從原有的泥沼生活裏解脫的可能性。一如從前，葉夫根尼婭曾經的幻想，現在，宿命般地來到瞭娜塔莎這裏，所以，娜塔莎無法接受格奧爾格的喜歡，格奧爾格代錶著一眼可以望到邊的寡淡人生，而阿希姆是少女的瑰麗美夢，娜塔莎寜願放逐自己成為乞討女，與陌生人的危險交往，遭到囚禁、強暴的對待，她孤身躲在地下室用鈎子探入體內、挖齣瞭那個未成形的胎兒。有過這樣遭遇的女人，有誰可以苛斥她在夜裏的哭泣、悲鳴與呐喊？

父親，尚且在世的父親，為何沒能成為女兒的靠山，而每當女兒滑落深淵時，他還要去重重地踏上一腳呢？

在娜塔莎與父親的關係裏，曾經有過溫馨的時刻。葉夫根尼婭懷孕時遭到瞭逮捕，而他用絕食抗議的方式換得瞭妻子的獲釋，並用歌唱的天賦取得瞭美國人給予的工作，那時候，他們一傢相互扶持、廝守，可是，苦難漫漫無邊，男人開始不斷傢暴，女人終於步入河中，孩子成為遺棄物被拋擲在這冰冷的人世間。“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去投河？”讀過《她來自馬裏烏波爾》的人，一定都記得這句天真殘酷的稚語。在《暗影中的人》裏，麵對年邁的鄰居去世，男孩睏惑地發齣疑問：“他是被毒死還是被槍殺的？”這就是他們對世界的認知。

而父親，父親對於世界的認知，在經曆那麼多的事情之後已經被扭麯。不說德國話，是父親最後的堅守，而娜塔莎，他的女兒，說著一口流利的德語，想要與德國男孩子交往，娜塔莎融入德國社會的舉動，是否讓父親感到背叛，感到最後一絲往昔生活在指縫間的流逝？

全書的高潮之一，是狂怒的父親毆打娜塔莎，把她關進瞭黑屋子，還釘死瞭門窗。這起事件的導火索，一是娜塔莎篡改瞭自己的成績單，二是租屋賬單的到期催繳，這兩個導火索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父親不懂德語，他不知道這些德語寫的文件是啥，很輕易就被女兒欺騙。這起事件，造成瞭父女關係的決裂。父親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父親作為人的存在的一麵被撕裂瞭，就剩下瞭獸性從體內咆哮而齣。這是父親對自己處境的絕望情緒的噴發。

多年以後，當娜塔莎站在父親遺體之前，她纔能夠放下一些怨恨，盡量平靜地想起那些悶熱的午後或陰森的夜晚，她悄悄溜迴傢中，躲在水槽或地下室的場景。

多年以後，當娜塔莎站在父親遺體之前，她纔感到瞭一些疑惑，父親的人生故事總是齣現斷點，在她不瞭解的生活的背麵，父親究竟承受瞭一些什麼呢？

娜塔莎意識到，父親對她的殘酷毆打，落在她身上的也許還有他在營地中的那段過往。曾經屈服於暴力的人，暴力因子也種進瞭他的心裏，從此信奉暴力為準則。忍受過屈辱經曆的人，渴望一種自身的優勢和復仇欲望，容易把自己塑造為一種權力的幻象。對父親心理的追問，不僅齣於女兒的理解願望，也是一項關於創傷後遺癥演變的詳盡而敏銳的批判性審視。

戰後，娜塔莎一傢成為流離失所者，娜塔莎成為“戰後的一代”，中文簡體書的內封就是一張流離失所者證件

娜塔莎寫道：“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兒，一有機會就爭取去瞭德國人那邊，對他來說難道不是叛徒，不是那些虐待、毆打、嘲弄他的人的盟友嗎？因為不理解一個孩子對其所屬環境的基本歸屬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試圖製服我，囚禁我，讓我成為他的財産，就像他本人曾先後被當作彆人的財産那樣？一個從未體會過自由的人，一個生活在兩大獨裁政權束縛之下的人，又如何將自由給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於他而言，自由可能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從未瞭解過自由的種種嚴苛之處，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擁有過的。”

在從前，娜塔莎從不敢觸碰父親的沉默，而現在，她知道瞭，這沉默無疑來自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說話本身就是一種危險，沉默成為人們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日常生活的習慣。娜塔莎明白瞭她就是在雙重沉默中長大的：來自俄國父母和德國環境的雙重沉默。她的父母跟德國人對不同事情保持著沉默，所以生活中存在著兩種那時候的她不得而知的真相。被這種沉默裹挾的父親，對女兒采取瞭高壓的管教，最終促使女兒成為瞭一名作傢。娜塔莎說，他的沉默始終是她拿筆抗爭的對象，從一開始就滋養瞭她的寫作欲望。

對父親來說，他少瞭一個女兒；對世界來說，它多瞭一名齣色的作傢。人們由於齣身被扣掛在曆史的鎖鏈上，因此，個人的故事變成瞭對曆史的實際迴應。深深嵌入娜塔莎記憶中的往事，與對父親生平的疑問，重新演繹東歐的苦難史，以一種並非毫無把握的方式與上世紀的一些重要事件建立起瞭內在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