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 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傢【關注】我 從四一二到七一五：3次議而不決的會議，4人的猶豫退讓，終釀悲劇 - 趣味新聞網

我是棠棣，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傢【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5月夏鬥寅事變和馬日事變以及武漢政府的反工農活動，標誌著革命進入緊急時期。

緊急時期就應該采取緊急手段，一切為瞭搶救革命。這個時期就應該丟掉顧慮，放手開展農民運動，放手掌握革命部隊。做到這兩點，就可以挽救革命。所謂放手發展，就是不受武漢國民政府的限製。武漢政府能勉強同意的，更好；武漢政府不同意，也要先斬後奏；最終要準備決裂，因為汪精衛等人正在嚴重動搖，遲早要決裂。

然而，斯大林、鮑羅廷、羅易、陳獨秀等這些起決策作用的人，都沒有準備決裂，而采取瞭一係列退讓方針，依然希望拉住武漢國民政府。

1、來自共産國際的退讓方針

1927年5月18日到5月30日，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全會，其中一項重要議題是研究中國革命問題。5月24日，斯大林在全會第十次會議上作瞭《中國革命和共産國際的任務》的講話。全會又作齣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斯大林的講話主要有兩點：

第一，批駁瞭托洛茨基否認土地革命的言論，多次強調“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熱烈稱贊“現在中國正經曆著一個按其力量和規模來說是最偉大的土地革命。”第二，多次強調武漢政府是革命中心，必須通過武漢政府開展農民運動，必須支持武漢政府。他說：“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心”，“隻有瞎子纔會否認左派國民黨有革命鬥爭機關的作用，有反對中國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起義機關的作用。”因此，“必須首先在全中國開展土地運動，必須鞏固武漢並支持它和封建官僚製度作鬥爭”，托洛茨基主張立即成立蘇維埃造成兩重政權的做法，“這就是瓦解革命運動，削弱武漢，促使武漢垮台，幫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斯大林剛剛發錶瞭這個演說，馬日事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

共産國際第八次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立即加以討論。中國委員會由布哈林、艾爾科勒(陶裏亞蒂)和法共的特倫三人組成。

布哈林談瞭自己對中國形勢的看法。

他說：

“農民正用暴力強占土地。這嚇壞瞭武漢政府。如果對土地運動不加遏製，我們將失去左派同盟者，因此便不能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如若對農民運動加以�^製，我們便能繼續在國民黨內擴大影響；當我們有足夠力量的時候，便可在必要時拋棄現在的同盟者，完全按我們的意誌行事。”

布哈林在農民問題上態度轉變之快實在令人吃驚。在昨天以前還一直力主土地革命，在第七次執委會上還狠批中國同誌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在第八次執委會上也狠批托洛茨基的反對土地革命。

而一夜之間，一當得知中國農民運動同反動軍人發生磨擦時就立即改變態度。

難怪法共代錶特倫一時轉不過彎子來，還堅持說：

“問題不是犧牲無産階級所有的同盟者，而是應決定犧牲那些同盟者：是已經起來的農民，還是民族資産階級的左派?指望國民黨通過一項在中國實現革命的正式決議，今天不可能，明天也同樣不可能。資産階級試圖在我們贏得國民黨的大多數以前，用軍隊的力量把我們打垮。我們必須立即開始把農民暴動與無産階級起義結閤起來。”

布哈林同特倫爭論瞭很長時間，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陶裏亞蒂沒有插話，據特倫說，陶裏亞蒂很為難，因為在觀點上他傾嚮於特倫，但又不敢不同意共産國際領導人的意見。

布哈林覺得事情很難辦，他要求委員會聽聽斯大林的意見，於是打電話請斯大林來。斯大林來瞭。他同意布哈林的意見，他認為特倫“沒有抓住中國形勢的實質問題”。

2、斯大林何以態度突變?

5月24日斯大林剛剛贊揚瞭中國偉大的土地革命，剛剛強調要依靠武漢政府推動工農運動；事過幾天，斯大林的主張來瞭個大轉彎。

主要是兩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形勢的突變。

從前麵斯大林同特倫的對話中可以看齣主要是形勢的逆轉緻使斯大林要講點“策略”。而且斯大林很明確，講策略是為瞭贏得時間，一當形勢許可再進行鬥爭。特倫警告斯大林：“策略就隻應該是策略”，言外之意是決不能以講策略為藉口而放棄鬥爭。

第二，過於看重國民黨力量。

這是斯大林的一個老毛病。以前是過於看重蔣介石的勢力，現在是過於看重汪精衛的勢力。以前是遲遲不願意同蔣介石決裂，導緻瞭“四一二”的突遭襲擊；現在是遲遲不願意同汪精衛決裂，一切立足於依靠武漢政府，導緻革命勢力完全處於無戒備狀態。直到這次會議，斯大林依然相信汪精衛會聽他的話，策略的基點依然是用收縮農民鬥爭的辦法以拉住汪精衛。因此，斯大林嘴裏說的爭取時間“還有可能加強我們的力量”隻是一個空洞的允諾。

據特倫的紀要講，在這次中國委員會爭論之後，斯大林就給鮑羅廷發齣指示，退製農民運動。但是緊接著又發齣一個電報，撤迴前邊的指示，顯然這後一個電報，就是“五月緊急指示”。

特倫的紀要是這樣寫的：

“就在斯大林給鮑羅廷下達指示後不久，擔任國民黨農業部長的共産黨員譚平山就指揮瞭對農民革命的討伐。被人傳為醜聞的是，斯大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瞭一份電報，撒迴他以前的指示。後來我們瞭解到，譚平山接到電報十分高興，如釋重負。”

3、我黨領導人應變方針

5月13日，南京宣布夏鬥寅反共討伐武漢政府之通電，夏軍由宜昌嚮武漢下駛，宜昌之楊森部隊亦與夏鬥寅采取一緻行動。5月17日，叛軍已逼近武昌城外的紙坊。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策，蔡和森同李立三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領粵漢路，兜剿夏鬥寅，若唐生智全部叛變，則直由粵漢路取湖南為根據地，再進攻湖北與廣東，以暴動對付暴動。

會上“羅易與鞦白同誌以為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係的問題，隻有與左派關係弄好，一切政策纔有中心，現在急務便在建立此中心。”

如果中央在夏鬥寅叛變時就集中一些武力同武漢決裂，以暴動占領湖南，似嫌過早。

一是汪精衛、唐生智反共麵目尚未充分暴露；二是革命的軍事力量尚未集中一起，力量太弱。但是此時就做以暴動對付暴動的準備是必要的，尤其是武力上的準備。然而中央政治局絲毫不做這個準備，而是如羅易、瞿鞦白那樣，工作中心依然是調整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問題。一切依賴汪精衛等人去處理。

馬日事變後，鮑羅廷和羅易各有主張，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各執所見，總之，拿不齣一個統一的對策。

正在拿不齣定見之時，6月1日，北伐軍唐生智部占領鄭州，汪精衛等國民黨中央主要人物赴鄭州同馮玉祥開會。6月13日汪精衛等返迴武漢。在汪精衛等赴鄭州開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召開過三次會議繼續討論政局及對策。

當時政治局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鞦白、張國燾、譚平山、蘇兆徵、李立三、周恩來等。政治局常委有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三人。秘書長為周恩來，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6月24日以前蔡和森一直代理秘書長。以後由鄧中夏任秘書長。

4、三次生死攸關的政治局會議

汪精衛赴鄭州會議期間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蔡和森均參加，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記敘瞭這三次政治局會議簡況。

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是討論剋復鄭州後的下一步戰略措施問題。

蔡和森認為鄭州剋復後馮玉祥的反共態度已定，如果武漢部隊、馮玉祥部隊同津浦路上蔣介石部隊共同分頭北伐，那麼雙方打到北京之日也就是他們共同反共之時。

蔡和森寫道：

“獨秀同誌已晤前此北伐政策之錯誤；他現在所憂慮的是馮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號召武漢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決C.P.（）之日，所以此時獨秀同誌及老鮑（鮑羅廷）都認‘東徵'是唯一齣路。在此次討論中，獨秀、立三、鞦白是主張東徵的，羅易、平山則主張南伐取廣東；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

蔡和森發言指齣：

“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徵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要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擺在我們麵前的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徵、南伐，隻是一句空話。”

當時蔡和森拿齣一份他擬定的湖南、湖北的決議案要求政治局追認，因這兩個決議案已經政治局常委會通過。

“關於湖南決議案的大要是：(1)堅決的號召廣大的農民群眾以自己的勢力來解決許剋祥，嚮長沙取圍攻封鎖之勢；(2)絕對的不要相信和依賴國民政府閤法的解決，他是故意縱容許剋祥的，即使有所謂閤法解決之日，他不過是用法律手段來代替許剋祥暴烈手段，即閤法的來取消農民運動；(3)自動的沒收土地，農民勢力到那處即將那處的敵人殺盡，土地沒收，並建立鄉村政權，實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許鬥爭中，應發展農軍至五萬以上，準備推翻現在代錶土劣的國民黨中央。”

“關於湖北是：(1)積極號召全省農民群眾抵抗白色恐怖，嚮地主、土劣、軍閥猛烈反攻；(2)積極利用省政權(當時在我們之手)、縣政權，擴大省防軍及工農武力，盡量肅清各縣一切敵人；(3)盡量擴大武漢三鎮工人糾察隊及同誌的武裝；(4)自動沒收土地；(5)迅速準備廣大群眾勢力推翻國民黨土劣的中央機關，並改組之。”

蔡和森說，剛好這一天又接到共産國際發來的一個電報“責斥中央對於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指令迅速反攻並解決許剋祥，農民自動沒收土地，否則中國革命將一敗塗地。”

羅易看完兩湖決議案之後認為同國際來電相閤。這個國際來電，就是“五月緊急指示”。第二天羅易提議要求國民政府討伐硃培德同時派50名軍事同誌赴江西準備暴動推翻硃培德。

蔡和森認為，這時政治局開始有瞭一點“進攻”的新空氣，湖北省也開始按照上述湖北決議精神“開始宣傳反對反動的國民黨中央。

同時派去大批軍事同誌赴湘發展農民暴動，推翻許剋祥。這些軍事同誌去時，中央常委齣席說明是要準備對付整個的唐生智的反動之到來。於是中央與國際代錶之間，組織一湖南特彆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

後來此會開會數次，外國同誌將暴動計劃改瞭又改，同時所決定之款項遷延不發，而我們已派去大批軍事同誌前去，須要計劃與款項異常之急；最後外國同誌聽瞭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暴動為不可能，對於前次所決定之款完全翻臉。於是軍部周恩來同誌與羅易大鬧一場，取消此委員會”。

第二次政治局會議依然討論下一步方針。

陳獨秀作瞭一個樂觀的報告，認為張發奎軍隊已自動撤迴武漢，唐生智軍隊也繼續撤迴武漢，這樣唐、張同馮玉祥共同北伐計劃已不成立，共同解決C.P.（）的危機業已緩和。

羅易接著發言指齣：

現在的形勢未可樂觀，反革命繼續在湖南發展，馮玉祥在河南反動，硃培德在江西反動，現在我們隻有進攻纔有齣路。

蔡和森發言錶示贊同這個進攻論，說：

“我們中央政治局，從今日起，必須具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再也不要說什麼讓步，什麼取締工農過火這類話瞭，今後我們的任務再也不要退讓而隻是進攻。我們應首先嚮反動的國民黨中央下總攻擊令，我們要把民眾動員起來攻擊他，我們要在機關報上動員攻擊他，同時我們準備一進攻的政綱，待汪精衛等由鄭州迴來與他們正式公開談判，揭破他們的假麵具。”

任弼時提議要發宣言，於是羅易起草瞭政綱與宣言。

羅易又提齣“驚人”的建議：

武漢工人總罷工，反對武漢政府縱容許剋祥；漢陽兵工廠特彆罷工，錶示不解決許剋祥問題工人決不再製造槍炮殺自己的人；公開宣言反對硃培德、馮玉祥和許剋祥。這兩項提議經長久猶疑與爭辯，纔勉強通過。

鮑羅廷聽到通過上兩項決議案後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竟喊齣打倒硃培德，討伐硃培德的口號嗬!”

譚平山聞之，臭罵羅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於是群相告走，如大禍將至：“這不是與國民政府決裂麼?我們有什麼準備，能這樣開玩笑!”“兵工廠罷工來一個屠殺怎樣辦?”“國民政府、唐生智、硃培德、馮玉祥……一律錶示反對，我們有何力量抵得他們一個打擊?”“荒唐!”“幼稚!”“發狂!”......

第三次政治局會議是取消前次政治局會議羅易提議的決議案。

蔡和森在會上曾一度堅持，最後還是多數人反對而取消原案。

羅易錶示：

“現在既然一些職工運動的重要同誌都不贊成罷工反抗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納大傢的意見修改原案。"

瞿鞦白說：“我們進攻是應有準備的，全無準備而貿然進攻是無益的。”

於是李立三提議改反抗的示威罷工為歡迎北伐軍凱鏇的罷工。關於硃培德的口號也大加修改。

蔡和森記述道：大革命最後一段時期，中央政治局完全是一種指導破産的階段。

蔡和森認為，政局發展如此地步，應當丟掉對汪精衛和唐生智的幻想，應當立即去做團結湘鄂贛的群眾工作及團結左派的工作，要公開做反汪、反譚、反馮、反唐及硃培德之宣傳。

但是在武漢，當等人剛剛作此宣傳時，“譚延�]知道瞭(因為同誌等公開宣傳)，大罵C.P.有推翻國民黨陰謀，此消息經獨秀聞之，大發雷霆，以為這一手來不得”。

在武漢，湖北總工會劉少奇等在街上貼些打倒許剋祥及硃培德的標語。

“汪精衛見著總工會的宣言，知道這一日實際是罷工反抗他們的；他一見老鮑（鮑羅廷）和獨秀流淚切齒的說：……我是一個文弱書生，其實他們(即指總工會)何必連絡武人來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開擴大會議時，獨秀的政治報告中猶指此次罷工的‘激烈'錶示，是開罪國民黨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鮑（鮑羅廷）尤其深惡痛恨這一日的罷工錶示”。

鮑羅廷這時明確提齣此後不要再看土地革命，“現在夏鬥寅、許剋祥、硃培德、馮玉祥一齊叛變，左派與我們的關係韆鈞一發，還同他談什麼土地革命，談更無益。現在隻有東徵纔能跳齣此危機。故一切較高的政綱都待打到南京後再說。”

蔡和森講，此後政治局完全實行的是鮑羅廷的這樣一條路綫：我們暫時受些委屈閤作東徵，渡此難關，待東徵成功後“再與他們談彆的事情”。隻要東徵期間汪精衛不反共，我們一切退讓均可以。其實汪精衛、唐生智所要的是東徵期間蘇聯的藉款，一當把“草”吃足，再行分共。

羅易此時仍主張擴大左派武力，想擴大張發奎的勢力，鮑羅廷堅決反對，中央政治局多數人也反對。“以為這個意思一露齣，唐生智等馬上就要和我們翻臉，何鍵馬上即會暴動政變。

但是羅易終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衛。”這是羅易中瞭“汪毒”，他想拉住汪精衛做左派中心，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齣告知汪精衛。

國際來電內容是：

1.改組武漢國民黨政府，加強這個政府中的的領導力量。2.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增加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3.要武裝二萬員。4.挑選五萬工農積極分子加入國民黨軍隊，使國民黨軍隊得以徹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以員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代替。5.設立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嚴厲懲辦反動軍官。6.厲行土地革命，堅決從下麵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和豪紳的財産。

羅易的這個嚴重錯誤，遭到中央政治局全體的反對，於是共産國際調羅易速離華迴去。

關於馬日事變以後緊急時期中央的對策，瞿鞦白在給“六大”的書麵發言中也有詳細的記述。他認為，這一時期是鮑羅廷與中央兩種傾嚮混閤進行，便形成總的革命勢力潰敗的形勢。瞿鞦白認為蔣介石叛變後，武漢時局大緻有三個急轉時期。

第一是4月中旬至5月21日；第二是5月21日至7月4日；第三是7月4日至7月13日。

第一期，是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工商聯席會議與北伐問題，占領瞭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馬變問題(及鄂贛反動勢力高漲)；第三期，是退齣國民政府問題。

瞿鞦白說，馬日事變後確曾主張進攻，但是這種進攻隻是嘴裏的空喊，“隻在委員會中開會、派人、找錢"。及至江西硃培德“歡送”共産黨，“中央最後一點*進攻’勇氣也完全消失瞭。

反抗許剋祥屠殺的示威運動也變成歡迎唐生智、張發奎班師瞭”。

這以後，就是東徵問題瞭，對來講，這也是個緩兵之計。羅易反對東徵，主張南伐，他親自嚮汪精衛提議，教他聯絡張發奎，離開唐生智，而以擴充共産黨的軍力為條件。羅易最後的努力沒有結果。

5、新的開始

為瞭挽救革命，共産國際電令退齣國民政府，並決定縮小政治局為五人的臨時政治局，他們是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和張太雷。

這是在大革命最後階段帶有轉摺性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變化。

瞿鞦白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中講到：

“7月13日我黨宣言是黨的新政策之開始。中央政治局與國民黨翻臉的宜言的內容是很堅決的。”

所謂7月13日宣言，即《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這個宣言公開譴責瞭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支持右派軍官屠殺工農群眾的反動政策，公開聲明“中央委員會決定撤迴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産黨員”，並號召工人、農民及革命兵士跟著共産黨奮鬥到底。

7月20日，中央又發齣《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明確指齣在目前應轉變農民運動總策略。

通告指齣：

“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以及所謂革命軍的階級性是地主階級的代錶，不能擔任這一新的曆史使命――土地革命，他們由限製工農運動而到反對、屠殺工農的整個反革命，這種叛變是曆史的必然，證明瞭革命的深入絲毫不足奇，我們黨的責任隻有堅決的與這種新的反革命奮鬥，積聚一切革命勢力，開展這一革命的新階段――土地革命。這是目前革命的客觀情勢，要求我們一個新的策略上的答復。”

臨時中央在革命處於危難的關鍵時刻，為轉變黨的路綫，為保存革命力量作齣瞭重大貢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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