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獲得經濟學碩士的第二年 即1983年 魏傑：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歲月 - 趣味新聞網

在我獲得經濟學碩士的第二年，即1983年，我國開設瞭博士學位教育製度，我有瞭攻讀博士學位的想法。當時我國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隻有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幾所名校，我最後決定報考當時作為中國經濟學界最高學府的中國人民大學的經濟係，導師是著名經濟學傢衛興華教授。在做齣考博決定之後，我全身心地投入極為艱辛的準備考試的復習工作之中。因為報考的是名校與名導師，而我又齣身於中國西部的高校，在學術地位及信息和思維方式的轉遞上，似乎無任何優勢可言，所以倍感壓力，幾乎是玩命地復習各類要考的科目，沒有瞭節假日，除瞭工作時間之外，所有能利用的休息時間都用於復習，晚上幾乎沒有在12點之前休息過，有時晚上就住在辦公室，幾張辦公桌拼起來就是床。現在迴想起來，那個時候真是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似乎渾身都是用不完的勁。雖然經過一年左右時間的認真準備，但我去人大參加博士生考試時，仍然感到很緊張。1984年人大剛剛開始招收經濟學博士研究生，考試製度極其嚴格。專業課不僅有筆試，還有麵試。外語考試也極其嚴格，不僅有筆試，還有聽力考試。經過考試與人大的反復審核之後，我終於考到瞭人大經濟係。與我同時考取衛興華教授博士生的，還有曾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的洪銀興教授、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的李連仲研究員，我們三人成瞭衛興華教授博士生的開門弟子。

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之後，入學報到時，有兩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一個是人大真是名師匯集的地方，這些著名學者的專著及論文早就影響過我，有的書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讀過，像由徐禾教授主編、人大許多教授參加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概論》，我1973年就看過；另一個是同時入學的各學科的博士研究生都很優秀，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入學前就已在學界嶄露頭角，發錶過不少有分量的論文，真是精英齊聚。人大在80年代中後期之所以在學術上極為活躍並處於前沿地位，實際上與這一時期入學的博士生有關，因為他們當時都是以人大博士生的名義發錶文章的，顯現齣的是人大的學術地位和水平。這些博士生畢業之後，大都成瞭自己所在學科的學術骨乾，直到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在本學科中有權威性。當然，他們中也有不少人進入政界與商界，成為政商兩界的精英。正因為人大具有良好的師資資源和學術氣氛，所以在人大攻讀博士學位的那幾年，我所處的學習環境甚好，既有名師的指點，也有同學之間的相互啓迪。迴想起來，那時的正能量的確很強，雖然生活很清貧，也少有娛樂活動，但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都很高漲。大傢經常熬夜到12點纔用電爐子煮點方便麵作為夜宵，而這個時候也正是同學們在學術及信息上相互交流的時候，大傢端著方便麵相互串門，邊吃邊聊，很是開心。那個時候，同學之間真是“比學趕幫”，大傢都感到不努力就會落伍，就會被淘汰，同學之間的帶動力確實很強。我深深感覺到強者之間的競爭，確實具有正嚮的推動力。

我在人大攻讀博士學位的那幾年，正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已經全麵且深入啓動的幾年，當時北京經濟學界的思想極為活躍，各種有影響的“沙龍”及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展，我們這些博士生也成瞭積極的參與者。我與中國經濟學界眾多人士的交往，大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迴顧1984―1987年在人大攻讀博士學位的美好時光，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的，是當時學校的良好學風及同學們的拼搏精神。學習期間似乎很少有人談論賺錢及畢業後的去嚮，大傢都是專心做學問，將做學問作為頭等大事，好像彆的事與自己都關聯不大，感到如果沒有論文發錶就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因而大傢在一起談論最多的就是學術上的事情，是改革實踐中的新動嚮及新信息。那個時候發論文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雜誌數量有限，所以論文一旦發錶，我就非常興奮，為自己的努力被認可而感到欣慰。尤其是在後期，隨著學術名氣的提升，加之改革的深入，論文發錶的數量越來越多，稿酬也相當豐厚。我到博士畢業時，雖然並不像有錢人那麼富有，但在生活中已經很少有缺錢的睏擾，當時深感書中真有“黃金屋”。但是，那時候做學問並不是為瞭掙錢，而是為瞭探索真理，所獲的稿酬僅僅是對自身努力的一種肯定而已。 為錢做學問並不是真正的做學問，受利益誘導的學問往往是僞學問，甚至會為某些利益集團的非正常利益進行辯護，因而做學問需要平常心和求實的精神 。良好的學習環境及社會氛圍，使得我在1987年9月順利地完成瞭博士論文，並於10月完成瞭答辯。已故的著名經濟學傢董輔�i先生是我博士論文的主要評閱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傢吳敬璉老先生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

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過程及後來的研究生學習實踐中，我慢慢悟齣瞭一個重要的人生道理，即在人權上人們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人與人實際上是有很大差異的，這種差異來自三個方麵：一個是人的自然稟賦，也就是由人的各自基因決定的天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自然稟賦的差異導緻瞭人的極大差異，在同等條件下，有些人可以考取名牌大學，而有些人甚至連大學都考不上；另一個是初始稟賦，即傢庭帶來的稟賦，包括傢庭在經濟生活、社會地位、文化素質等方麵帶來的稟賦，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初始稟賦也會引起人的差異；還有一個是機會稟賦，即社會提供的機會稟賦，也就是社會是否提供瞭平等的機會，如果社會不能提供平等的機會，將無法顯示人的真正能力。從理論上講，似乎同時具有上述三種稟賦時，一個人可能會獲得巨大成功。但在現實中同時具有三種稟賦是極為睏難的，能有第一種稟賦與第三種稟賦的組閤就很不錯瞭。

本文節選自《魏傑學術自傳》，在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經濟學傢無論是建言還是建功，都發揮瞭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做齣瞭貢獻。 本書以第一人稱敘述，圍繞改革開放，結閤其研究方嚮和重點領域，闡述研究過程，展現研究成果及其學術貢獻。作者迴顧瞭自己的學術生涯和工作經曆，梳理瞭自己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審視與感悟、對中國改革開放關鍵要點的研究、對我國企業改革的探索重點。書稿結構脈絡清晰，行文深入淺齣，自然流暢，可讀性強。通過閱讀書稿，讀者能夠瞭解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與成就，以及作者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的經濟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