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 小希靠著病房的床頭坐著 這個女醫生每年救活上百人，持續16年，沒有病人和她說謝謝 - 趣味新聞網

那年盛夏，小希靠著病房的床頭坐著，條紋病號服空蕩蕩地掛在身上，瘦弱的身體把腦袋襯得很大。

1.65米的個子，體重隻有30公斤，肋骨被皮膚緊緊包裹著，一根根清晰可見，如同一具骷髏。他的頭發很長，前麵遮住瞭眼睛，看不清樣貌，後麵的頭發更是支棱瞭起來，神似《七龍珠》裏的孫悟空。

同事嚮他介紹我，說我是管病房的醫生，小希一動沒動，也沒有說一句話，我隻是隱約地感覺到他的眼睛透過頭發的縫隙嚮我快速地瞟瞭一下。

我接過小希的病曆資料，翻開後整個人都愣住瞭。當時，我心裏想的不是他該怎麼活下去，而是他到現在居然還能活著！因為他的病因幾乎無解。

他們一傢輾轉數傢醫院求醫，卻始終沒有一傢醫院診斷清楚病因，小希隻能靠一直服用大量的抗結核藥，甚至是激素來減緩病情。

一年以來，他經曆瞭幾次暴瘦，已經快20歲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就像個得瞭佝僂病的少兒，而且最近一個月又開始高熱不退，這顯然不是個好兆頭。

看到小希的肺部CT片時，我徹底絕望瞭： 他的左右兩片肺葉布滿瞭小結節，這些病變在一點點啃噬著他的肺，撕咬齣密密麻麻的孔洞。 尤其是左肺，幾乎被掏空瞭三分之一，好似一張血盆大口，正在衝著我獰笑。

我隻看瞭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過後擠擠挨挨重疊在一起，在地闆上鋪滿瞭的水蟻。

這究竟是什麼病？

跟呼吸科有關的疾病，肺肯定都有一些問題，大部分病癥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暫時不瞭解，隻要病情比較溫和，也可以慢慢查。小希病癥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正在急速惡化，我們卻查不清楚原因。

我隻能用 “邪惡” 這種字眼來形容他的病癥。

我尷尬地站在病床前，就像刑警麵對一個慘烈的犯罪現場，卻不知道凶手是誰，甚至隱約感覺到凶手就在附近，可就是不知該如何追凶。實在沒有頭緒，我隻能拿起隨身攜帶的記錄本，在小希的名字前麵畫瞭一個五角星。

希望這個不清不楚的病癥，不要成為我新的噩夢。

因為病情過於棘手，我打算先和小希的父母聊一聊。

病房裏靜悄悄的，隻有小希一傢三口人，沒有人說話。早已經過瞭晚飯時間，小桌子上擺著一人份的晚飯，很豐盛，但幾乎沒動過，看起來已經涼透瞭。小希靠在床頭，父母坐在床尾的凳子上，看到我進來後趕忙站瞭起來。

小希一聲不吭，甚至都沒有看我一眼。我決定嚇唬他一下：“要是你不吃飯，就隻能下胃管瞭，從鼻子插進去，一直插到胃裏，每天灌營養液。”

母親心疼地小聲說：“娃總說喉嚨疼，吃不下。”

我一聽覺得不對勁，連忙打開手機的電筒探照小希的喉嚨，即使沒有壓舌闆，也能看到他的嗓子已經爛得血肉模糊瞭。 病菌先是啃噬肺部，現在又腐蝕瞭喉嚨。

“疼嗎？”我問。他點點頭，沒能說齣話來。

我招呼小希的父母來到辦公室，錶示情況非常不樂觀，讓他們做好最壞的打算。小希的母親已經開始掉眼淚瞭：“孩子還這麼年輕，求求你們一定要救救他！”相比之下，父親顯得很平靜，顯然，在此之前已經不止一個醫生跟他說過這番話瞭。他錶示費用不是問題，即便不夠也可以再藉，並且很準確地提齣瞭關鍵問題：“我們能做什麼？”

我告訴他們，目前父母能做的就是讓小希先吃得下飯，實在不行也得喝營養粉，其他的交給醫生來負責。

其實，醫生這邊的情況也不樂觀。 外院給小希做瞭所有能做的檢查，最大的嫌疑就是結核病 ，而小希正在服用的五種藥物全都是抗結核藥，病情卻依然沒有半點好轉。

如果不對癥，藥就變成瞭毒。抗結核藥的副作用很大 ，尤其影響食欲，再加上喉嚨潰爛，所以小希現在進食已經成瞭問題。無奈的是我這邊也毫無頭緒，無論怎麼翻看病曆，也找不到一點綫索，看來我必須找人幫忙瞭。

我拿著他那張極具視覺衝擊力的CT片，到處給同科室的同事看，請他們給點看法。結果大傢看見CT片上那兩片被啃噬的肺葉，全都倒吸一口涼氣。醫生群裏本來還有人在分享不常見的CT，探討病情， 可當小希的CT一亮齣來，所有人都沉默瞭。

求助無望，我隻好擴大求助的圈子，把目光投射到瞭本科室以外的地方，這時候我想起瞭醫院裏的一個“特種部門”――檢驗科。

作為一名呼吸科的醫生，檢驗科是我最常打交道的科室，裏麵有個專攻病菌的“微生物組”，該組醫生的一張報告單往往就能給予病人活下來的希望。

檢驗科微生物組是官方全稱，我們自己人都稱呼那裏為“細菌室”。如果把病菌比喻成緻人死亡的罪犯，把醫生比喻成追凶的刑警，那麼 細菌室的醫生則像是勾勒嫌疑人體貌特徵的 畫像師 ：根據病狀的蛛絲馬跡，“描摹”齣緻命病菌的真麵目。

但我知道，找到檢驗科隻是第一步，能否與其中的一位醫生取得聯係還很難說，而那位醫生或許能把小希從死亡的邊緣拉迴來。

早在我入職那年，醫院就流傳著一句話：“細菌室找王澎。”我想找的那位醫生正是王澎老師。她既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大牌教授，隻是細菌室的一位普通的主管技師，但在這傢高手雲集的醫院，她卻擁有屬於自己的稱號―― “微生物神探” 。

以前我隻是在各種傳說裏聽到過王澎老師的事跡，除此之外她的名字還經常齣現在成捆的化驗報告單上。這次剛從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連忙讓人送去檢驗科，請他們務必交給王澎老師。

本想親自去請教一下，結果那天太忙，等我想起來這件事的時候早就過瞭下班時間。我打算離開，但轉念一想，還是抱著一絲僥幸，萬一還有人呢？

我來到門診樓，坐急診電梯上到七層，走嚮最裏麵的房間。 檢驗科設置在不被注意的偏僻角落，門口一片昏暗，隻有屋子裏麵的遠處還亮著燈。 我驚喜地發現這裏還沒有鎖門。

我敲瞭敲玻璃門，燈光下一個圓臉、皮膚白淨，看著就很親切的女老師抬起瞭頭。運氣好到難以置信，我認齣她就是王澎老師，於是趕快迎上去說明來意。

圖源“天纔捕手計劃”

王老師放開顯微鏡，起身抱來一大盒玻片，那是小希的標本塗片。她抬起頭看著我，眼裏閃著興奮的光，說的第一句話竟是：“這個病人，非常有意思。”

她懷疑小希得瞭一種很罕見的感染病，但現在還沒有十足的把握 ，需要問我一些關於小希的問題，我使勁點瞭點頭。

“小夥子有艾滋病嗎？”

“沒有。”

“確定嗎？這個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說：“非常確定，一入院就查過瞭，除非處在窗口期，不然肯定能檢測齣來。以防萬一，我可以給他復查一下。”

王老師緊接著又問瞭很多問題，比如病人在哪裏生活，平時的工作、生活習慣如何，免疫功能正常與否，皮膚有無破潰，等等。

我很滿意自己能夠對答如流，但接下來的問題一下子把我問濛瞭：“病人吃過竹鼠嗎？”

我連什麼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麼關係，但王澎老師告訴我，必須搞清楚這一點。

我錶示迴去馬上確認，又想到小希現在緊迫的情況，決定嚮王老師“賣慘”。我說：“這個小夥子太年輕瞭，病情又重，已經快要被藥物的副作用拖垮瞭，需要盡快得齣結論。”

王老師給瞭我一個令人心安的笑容：“放心吧，很快的。”

往迴走的路上我禁不住思考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會是什麼特殊的感染源。

第二天查完房，我給王澎老師帶去瞭結果：小希雖然在以“敢吃”聞名的省份打工，卻從沒吃過竹鼠。王老師說自己要查閱一下文獻，再做個花費不菲的二代測序。我抓住瞭這句話裏的重點，問什麼時候檢驗科也開展二代測序瞭，王老師錶示並沒有：“ 我是準備用自己的科研經費來做 ，你迴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檢驗科的醫生大概是醫院裏最不被關注的一群人，經費有限，而且王老師並不是什麼大牌專傢，經費應該也不寬裕，這次竟然還拿齣一部分來給小希額外做檢驗，我心裏十分過意不去。但小希不斷惡化的情況也同樣讓我不安，如果再得不到檢驗結果，他隻怕真的要扛不住瞭。

後來我知道，王老師這邊已經對小希的病癥有所猜測，隻是她猜想的結果太罕見，不能第一時間下結論，直到我第三次來到檢驗科，王老師總算交瞭一些底： “如果是那種病，沒有艾滋病的病人裏，小希就是第九個病患，之前的八個幾乎都是我診斷的。”

她細細跟我講解之前的病例，可我聽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她曾經診斷的那八個人裏麵有多達五個人的骨頭被啃噬，兩個人皮膚上“長毛”，最嚴重的一個人甚至大腦裏都開始“發黴”。

被顯微鏡、玻片、材料所包圍的王老師，臉上帶著一種探索奧秘時的癡迷神情，掰著手指頭如數傢珍，一一念齣瞭當年那八個人的名字，並叮囑我：“記下這些名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病曆資料。”

後來我調齣檔案，看到瞭一個名叫“悠悠”的女孩的資料。她和小希的情況最相似，同樣年輕，同樣在被不斷吞噬的命運裏掙紮。

看完悠悠的資料我徹底清醒瞭，這種神秘的病癥遠比我想象的還要可怕。

雖然已經時隔八年，但僅憑著病案室保留的文字資料，我就能想象得到多年前發生在悠悠身上的那場殘酷的戰役。

當年，這個病情怪異的小女孩驚動瞭整個醫院的頂尖力量。她總共住過七次院，且數次都享受到瞭全院頂級專傢的關心和會診，沒有人不對她的病癥感到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樣，19歲那年開始發熱，原本以為不是什麼大病，沒想到卻嚴重瞭起來，最後不得不放棄工作，迴到傢鄉。父母帶著她輾轉各處求醫，直到五年後來到我們醫院時仍然沒有診斷清楚，隻懷疑是肺結核。

她的病癥和小希的相似：發熱，肺被撕咬齣洞。但她比小希更不幸，病變還啃噬瞭她的皮膚，以及全身多處的骨頭。五年時間裏，她用瞭很多抗結核藥、激素，卻始終無法阻擋疾病的腳步。暴瘦瞭30多斤的悠悠懷著最後一綫希望，比小希早八年住進瞭我們醫院的普通內科。

診療過程異常艱難，醫生提取瞭她的肺、皮膚、淋巴結的樣本，甚至腰椎的一塊骨頭，卻仍然沒有診斷齣結果。 最終，我們隻能安排“內科大查房”――全院專傢集體會診。

這是我們醫院的悠久傳統，隻要有需要，各個科室的專傢都會聚到一起齣謀劃策。每個主治醫生管病房的半年期間，隻有一次內科大查房的機會，因為這種機會非常寶貴，通常隻留給最棘手的病人。

悠悠就享受到瞭這種頂級待遇。普通內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膚科、病理科、免疫科的專傢齊聚一堂，討論瞭很久，最終卻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因為悠悠之前吃過兩年多的抗結核藥，有一定效果，大部分專傢最終達成一緻意見：結核不除外。

關於結核有個笑話：會議上教授們在討論一個疑難病例，有人在角落裏偷偷打瞌睡，突然間被點名叫起來發言時，哪怕對病情一無所知，隻要氣定神閑地說一句“結核不能除外”，就沒有專傢敢反駁――結核很難被查齣來，更難被排除。

來到全國最好的醫院，卻依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診斷，悠悠和父母非常沮喪，隻能再次開始抗結核治療，但這次卻比以往的效果都好，不發熱瞭，肺裏的空洞也縮小瞭，悠悠高興地齣瞭院。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不到一年的時間，疾病以更加淩厲的方式捲土重來。悠悠不僅再次開始發高熱，而且後腰上長齣來一個腫包，還越來越鼓。她再次迴來住院時，腫包已經長到瞭半個手掌大小，摸上去還有波動，似乎有什麼可怕的東西爭先恐後地想要從皮膚裏麵湧齣來。

然而，從鼓包裏抽齣來的膿液卻讓所有人陷入睏惑：這麼多膿液真的是結核菌嗎？還是其他更可怕的病菌呢？而且通過檢查發現，悠悠不僅後腰上鼓起瞭膿包，臀部甚至脊柱旁邊，也都蓄積著膿液。

管病房的主治醫生越發疑惑，全身這麼多膿，舉全院專傢之力查證，怎麼就找不到病菌呢？

這次來幫忙的專傢裏又多瞭一個身影，那就是檢驗科微生物組的王澎。她把悠悠一年前的標本全部重新看瞭一遍，確實沒有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堅信這個女孩確實感染上瞭某種“狡猾”的病菌，隻是因為這種病菌太罕見，所以遲遲沒有什麼綫索。

王老師認為，以往采樣完畢，要依靠外勤送到檢驗科，待整理好一批標本後，再接種到培養基上，在這個一環又一環的復雜過程中，有些病菌可能就提前死去瞭，導緻無法檢測到。

所以那一天她親自來到病床旁邊，對悠悠皮膚上的大膿包進行采樣後，立刻進行瞭接種，不給敵人任何喘息的機會，這樣找到病菌的概率會高很多。

幸運的是，這一次病菌果然沒能逃脫。它們在悠悠的身體裏猖狂肆虐瞭六年之久，如今終於被牢牢囚禁在瞭培養皿裏。病菌神秘的麵紗已經被揭下瞭，王老師發現，這竟然是 一種罕見的真菌――馬爾尼菲藍狀菌 (Talaromyces marneffei)。

可能每個人對真菌都不陌生。梅雨季節牆角的黴斑、飯菜腐爛後長齣的綠毛，都是生活中常見的真菌。但正是因為它如此貼近我們的生活，當它齣現在身體裏時，纔會顯得異常恐怖。

馬爾尼菲藍狀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 自身抵抗力極差的艾滋病患者 。它平時隱藏在土壤裏，還有竹鼠身上，伺機進入人體，隨後在血肉裏蔓延，逐漸侵蝕全身，皮膚、內髒、大腦、骨髓，都有可能成為它的食物。

第二次內科大查房，主治醫生又把寶貴的機會留給瞭悠悠。這一次王澎老師也參加瞭，當時大傢多有爭執，但她一直堅定地認為悠悠的病情和馬爾尼菲藍狀菌脫不瞭關係。

專傢們反復斟酌，為悠悠製定瞭最快速且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醫生進行手術清創，先把肉眼可見的敵人消滅掉，接著減少抗結核藥的使用劑量，主要使用抗真菌的藥物。

王澎老師還特意叮囑臨床醫生：“這種真菌實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寶就是會‘變形’。”

在人體內，溫度為37攝氏度的時候，它呈圓形或者橢圓形；而在25攝氏度室內溫度的環境下，它的周身就會慢慢伸齣觸角，變成毛茸茸的菌絲形狀。所以沒有經驗的檢驗科醫生很難識破它的真麵目。

這種真菌帶有一種特徵性的玫瑰紅色素，可以把培養基或者菌落染成紅色，所以當你靠近顯微鏡時，就會發現那些樣本裏開滿瞭一朵朵“玫瑰”。

圖源“天纔捕手計劃”

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很容易被誤診為結核菌。本來結核菌就很難被檢測到，醫生往往會以為那就是診斷的盡頭，卻沒想到這隻是“玫瑰”的擋箭牌。等到遲到的真相終於來臨的時候，病人可能已經被啃噬殆盡瞭。

萬幸的是，經過及時治療，悠悠有瞭好轉，而這一番艱苦卓絕的努力也給後來的診治提供瞭寶貴的經驗。

當年的種種艱難險阻聽得我幾乎愣在瞭原地。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八個病患的治療效果如何，好歹可以推測一下小希現在到底還有沒有救。 王老師報給我一個慘烈的數據：五個病人幸存，三個病人去世。 這在感染類的疾病裏已經算是極高的緻死率。

而小希又會是哪一種呢？他能成為第六位幸存者嗎？

王老師真的沒有讓我久等，報告單像雪片一樣紛紛飛來病房。報告結果顯示，小希咽喉潰爛處提取的拭子、咳齣來的痰、氣管鏡從肺裏吸齣來的分泌物、淋巴結組織、肺組織甚至骨髓液裏，到處是馬爾尼菲藍狀菌， 形象地說，小希的喉嚨、肺、淋巴結、骨髓裏，全都開滿瞭“玫瑰”。

一股巨大的絕望感把我緊緊包裹瞭起來。這證明小希的治療方嚮一直都是錯的，抗結核、抗細菌、激素療法，種種治療手段嘗試瞭個遍，卻唯獨沒有用過抗真菌的藥物，而現在猖狂地吞噬他的血肉的正是真菌――馬爾尼菲藍狀菌。被啃噬得體重隻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來的機會非常渺茫。

我隻能這樣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師齣手幫我們找到瞭病因。或許現在刹住車，掉轉方嚮抗真菌還來得及。

我打算當麵感謝王老師，情況雖然嚴峻，但她畢竟給瞭小希“生”的希望。那天我拿著那一遝報告單再次來到檢驗科，王老師特意找瞭一台可以外接電腦顯示屏的顯微鏡，一邊一張張地更換玻片，一邊指給我看：“這裏，這裏，還有這裏，全都是菌，每一張玻片上都有菌。”

那些圖片，我或許這輩子都忘不掉。 親眼透過顯微鏡直麵漫山遍野的敵人時的那種視覺衝擊，會使人産生一種宛如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這是單看報告單上的幾行結論永遠無法産生的效果。

站在一邊的王老師沒有看到我臉上震撼的神情，她一次次地更換著玻片，一遍一遍地嚮我介紹玻片上不同菌種各自的形狀、特點，就像在介紹熟悉的老朋友一樣。

我從她講述的檢測步驟中聽齣來這是一個麯摺的“破案”過程：她查閱瞭很多文獻，又做瞭測序驗證，纔終於發齣瞭報告。我後來也去查閱過那三位去世病人的資料， 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因為發現病因太遲而延誤瞭治療 ，雖然後來找到瞭真菌，但身體也已經被啃噬乾淨瞭。幸存的悠悠雖然診斷清楚瞭，但後續治療仍然艱難無比，反復住院達七次之多，纔算幸運地活瞭下來。現在，我隻能為小希祈禱，希望此時還不算太晚。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檢驗科待瞭將近一小時，中途我偷偷看瞭好幾次手機，小希用藥所需要的深靜脈管子已經準備就緒，主管醫生在請示是否馬上開始用藥，而王澎老師依然拉著我一張張調換著玻片，在電腦屏幕上放大縮小，嚮我介紹“玫瑰”的奇異之處。

直到我匆忙而彆後，她還追齣來，跟我要瞭郵箱地址，說要給我發幾張典型的病菌圖看看。後來我纔知道，她會嚮每個找過去的醫生熱情地介紹各種病菌。 我們其實也聽不懂什麼，但她認真的樣子，總讓人覺得她身上有種使不完的勁。

我很快就迴到瞭小希的病房，準備給他用藥。原本對小希而言，確診病因是件至關重要的好事，但這件好事卻讓一傢人陷入瞭兩難的境地。

原來， 抗真菌的藥物一般情況下比抗結核藥貴得多 ，而且小希全身多部位感染，治療時間將會很長，這就意味著花費不菲，甚至等於用金錢來填無底洞；便宜的抗真菌藥物也可以使用，但副作用很大，會導緻病人發高熱、打寒戰，而且對腎功能有損傷。小希的父母猶豫並盤算瞭很久，最終狠瞭狠心，決定試試便宜的藥物。

雖然我們做好瞭萬全的準備，但驚險的事情還是發生瞭。用藥僅僅10分鍾以後，心電監護儀器上顯示的心率就驟然飆升到每分鍾200次，心電圖的形狀也從柔和的麯綫變成瞭高聳密集的鋸齒形。

我迅速停掉藥物並發齣指示：“傢屬先去外麵，搶救車、除顫儀、心電圖機推過來！”

小希掙紮著要坐起來，瞪著眼睛不顧嗓子的劇痛大喊：“彆讓他們走！”

“他們在這裏幫不上忙，就在門口等著。你彆害怕，抓著我的手。”我抓住小希的手，等他靜脈注射完抗心律失常的藥物，再緊緊盯著監護儀上的心電圖和血壓。

短短幾分鍾的時間就像一個世紀那樣漫長。當鋸齒終於又變成麯綫時，我能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心跳的頻率也在慢慢恢復正常，同時感覺到手被小希攥得生疼。小希父母被這個意外嚇壞瞭，毫不猶豫地決定換用安全有效的藥物。

抗真菌藥物的療效一般都很慢，但小希卻擁有幸運的體質，停掉五種抗結核藥物，改用新藥幾天後就不發熱瞭，同時食欲也有所恢復，體重雖然在短時間內上升不瞭，但能明顯看齣來他的氣色在好轉。

小希父母高興極瞭，我卻一刻也不敢掉以輕心。我總覺得好轉得太快瞭，擔心會有什麼意外狀況發生。而且小希的性格也讓我擔憂。身為留守兒童，他對父母缺乏感情，也不愛錶達感情，我平時和他說話，他很少迴應，而且他曾錶示齣院以後要去陌生的城市打工，不會陪在父母身邊。

我生怕前功盡棄，顧不上床位周轉率，咬牙把他的住院時長又延長瞭一個月。眼看著他一天天好起來，體重也增加到瞭80斤，我的一顆心纔漸漸安定下來。

那段時間我跟小希越來越熟，再加上那次搶救，和他結下瞭戰鬥友誼，所以後來我再問他問題時，他不再隻是點頭或者搖頭，而是能夠用語言來迴答我瞭。有一次，我甚至還調侃他的發型：“葬愛傢族早就不流行瞭呢。”

結果那一天小希違反住院規定，偷偷溜齣瞭醫院。等我下午查房見到小希時嚇瞭一跳，他竟然剃瞭個闆寸迴來。理發師手藝很差，他整個腦袋像被狗啃瞭一樣滑稽，不過倒是讓我第一次看清楚瞭他的五官，居然還有點帥。他聽到誇奬後，樣子有點羞澀。

換藥將近一個月的時候，我又給小希做瞭一次CT，發現他肺裏那層密密麻麻的“水蟻”已經減少瞭一些， 雖然那些被啃噬的大空洞不可能復原 ，但結果已經超齣瞭我的預期。這個孩子之前受瞭太多病痛的摺磨，現在終於苦盡甘來瞭。

齣院那天，我叮囑瞭他們一傢人很多注意事項。麵對小希，我還是努力勸說瞭一下：“你最好還是跟父母去同一個城市，現在的身體情況自己應付不來，還是需要傢人照顧的。”小希雖然沒吭聲，但跟在父母身後衝我揮瞭揮手。

送走他們後，我迴到檢驗科把小希齣院的好消息告訴王老師，她開心地問我是不是真的，然後飛快地記瞭下來： “實在是太好瞭，這是第六個活下來的病人！”

她說自己正在積纍資料，想編寫一本真菌圖譜，到時候會把小希的病例寫進去，這樣更多的人就能認識到這些罕見的真菌，不至於麵臨問題時兩眼一抹黑，在治療的方嚮上走很多彎路瞭。她還對我講瞭願景，說要開展床旁接種，這樣找到病菌的概率會更高。像這種需要運送到檢驗科，中途卻讓病菌偷偷溜走的事情，就會很少發生瞭。

突然，她停瞭下來，對著滿屋子的顯微鏡和玻片感嘆：“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時間實在是太少瞭。”

即使心細如我，當時也沒有察覺到這句話背後的異常含意。

小希齣院後的半年內我沒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患者，隻因為一些小睏難去找過王老師幾次。幾次接觸過後我纔明白，為什麼醫院會流傳那一句“細菌室找王澎”。 王澎老師對檢驗病菌這項工作的熱愛已經超齣瞭想象。她一有空就埋頭觀察顯微鏡下的玻片，但凡有人來找她幫忙，再忙她也不會拒絕。

大多數時候，病菌不會滿眼都是，而是需要在顯微鏡下進行地毯式搜索。這是個良心活。曾經有個病人在外院輾轉很久都沒診斷清楚，轉到我們醫院以後，很快就找到瞭結核菌。我發微信嚮王老師道謝，她隻輕描淡寫地說瞭一句：“這麼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瞭半小時纔把它揪齣來。”

王老師的住所離醫院很近，僅隔著一條街，方便她往醫院跑。我有時候甚至會猜想，是不是顯微鏡下的那個世界纔是她留下最多印記的地方。

對一份工作投入超量的熱情，常人或許很難理解這種行為。閑暇時，我喜歡看王澎老師的朋友圈，有一條給我留下瞭很深的印象。她難得有一個閑暇的周末可以陪女兒，於是她們在“陶吧”做瞭兩個杯子，杯子上麵燒製著各種菌類圖案，有發黴的真菌、伸展的菌絲、飄蕩的孢子等，栩栩如生。

這條朋友圈讓我們所有同事都感到難以置信。醫務人員是一個耐受力很強的群體，在工作中幾乎可以說是“百毒不侵”，比如坐在辦公室吃盒飯的時候，可能會有病人端著便盆進來，讓醫生看看他的排泄物。工作這麼多年，我已經可以很淡定地說句“看到瞭，迴去吧”，然後繼續埋頭吃飯。這些都是工作中不得不麵對的事情，但主動求虐的人幾乎沒有。

朋友圈下麵的評論一片哀號：“太重口味瞭吧！”“受不瞭！”“這個能用來喝水嗎？”

王澎老師卻很認真地反問：“你們是真心認為不好看嗎？ 我覺得顯微鏡下的真菌是最美的藝術品。 ”

她樂於將大量時間投入病菌的研究，最後再創造抓捕它們的方法。有人說她就像福爾摩斯，一身狂熱，一生追捕。

時間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流逝。患感染病的人不知為何多瞭起來，我也因此變成檢驗科的常客。 但奇怪的是，以往一直坐在顯微鏡前的王老師，那段時間在檢驗科卻經常看不到她的身影。

後來我纔聽說，這幾年時間裏她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原本在讀的在職研究生學位都沒能堅持讀下來，但科裏同事都不知情，直到她有一次暈倒在醫院門口。科裏領導照顧她，減少瞭她的工作量，還讓她迴傢午休，但她總是擔心時間不夠用，說那本真菌圖譜還沒做齣來，還有好多真菌等著她去記錄。就這樣，她依然每日忘我地工作，不拒絕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聲“細菌室找王澎”依舊在許多科室迴蕩著。

那一年鼕至，原本是個再平常不過的工作日，若非要說有什麼不同，就是漫天霧霾，嗆得我喘不過氣。我正在病房裏查房，手機微信的提示音響瞭起來。我起初沒有理會，直到提示音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當提示音逐漸響成一片的時候，我終於意識到不對勁，打開一看，各個工作群的消息多得像爆炸瞭一樣，大傢都在焦急地求證著一件事情： 細菌室的王澎老師突發疾病去世瞭嗎？

我的第一反應是絕對不可能，這肯定是惡作劇。她傢距離醫院不過百米，真有什麼事，肯定能及時搶救。我的頭腦裏亂成瞭一團，根本沒有心思繼續查房，緊緊盯著各個群裏的消息，默默祈禱不是真的。但同時，理智又告訴我，不可能有人用這種事情惡作劇。

噩耗最終被證實，同事們都震驚瞭，對其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我也因此第一次知道瞭王澎老師的很多事情。

王老師留給大傢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 ，科主任甚至強迫她每天迴傢午休，希望她能養好身體，同時希望身為單親媽媽的她，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年幼的女兒。但她卻越來越忙，因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而她的時間太少瞭。

於是大傢看到的是那個在任何時候都笑眯眯地答應哪怕資曆最淺的醫生的請求，隨時嚮他人伸齣援手的王澎；也是那個熱心帶教其他醫院來進修的大夫，毫無保留地傳授自己一身本領的王澎；更是那個雖然傢裏到醫院急診室隻有百米距離，卻沒有留給同事任何搶救機會的王澎。

王澎老師去世的那天上午，原本是她匯報醫療成果的日子，最後隻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講瞭。 在我院，她的履曆絲毫不耀眼，她隻是一個大專畢業，在檢驗科默默工作的主管技師，卻用二十年的時間成長為全院大名鼎鼎的 “微生物神探” 。

大屏幕最終定格在最後一張照片上：她的辦公桌抽屜裏麵一層一層碼放著的全是疑難病患者的病菌玻片。

我依稀記得照片旁邊寫著王澎老師說過的一句話：“這是我願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機緣這種事。

王澎老師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著書包齣現在瞭病房裏。我第一眼差點沒認齣他來，這個留著分頭、有點帥氣的小夥子，跟那個縮在病床一角，讓人誤以為是小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個人。

小希看到我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林醫生，對不起，我記錯瞭你的齣門診時間，隻好到病房來找你瞭。”

看他恢復得這麼好，我驚喜之餘又有點心酸，我很想問問他，還記得那個找到你體內的真菌纔讓你得以活下來的王醫生嗎？然而直到這時我纔突然意識到， 小希從來都不曾知道，檢驗科的王澎醫生纔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們醫院裏，很多部門的錦旗已經把庫房堆滿瞭，甚至連食堂都能收到錦旗，唯獨檢驗科的牆上是乾乾淨淨的。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病人能記住給他看病的醫生、打針的護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號飯的食堂姑娘，但那些僅僅齣現在化驗報告單上的醫生的名字，沒有人會留意。醫院裏的“特種部門”――檢驗科的醫生並不直接接觸病人， 他們的戰場不在病房裏，不在手術台上，而是在顯微鏡下。這是一群沒有錦旗，沒有鮮花，甚至可能從業一輩子，也聽不到一句“謝謝”的人。

給小希檢查完，我還是忍不住告訴他：“檢驗科有一位王醫生，就是給你找到真菌的那個人，她現在已經不在瞭，但你一定要好好的，纔不枉當初她那樣用力去救你。”

“哪個王醫生？”

“就是你復印的化驗單，名字齣現在最下麵一行的那個王醫生。”怕他不能理解，我又加瞭句：“她可是個‘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舊是一副很疑惑的樣子，我不想給他心理壓力，於是不再講下去，隻是加瞭他的微信，告訴他有事情可以隨時給我發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