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到硬核讀書會。
這是我們的新欄目“世界的角落”。
陸地占據著我們生活的這顆藍色星球的29%，更具體一些，是1.4821億平方公裏——適閤人類居住的土地隻占到地球錶麵的五分之一。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一共有79億。世界上共有1萬多個城市，近半數人口生活在這些城市裏。
互聯網曾經美好的願景是讓地球變成“地球村”，無數人遇見無數人。隻是在社交網絡時代，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個賬號，而不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
而“世界的角落”欄目是這樣一種存在：它試圖從個人的角度展現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生活樣貌。在這裏，你會遇到不同的城市、會讀到不同的故事、會看到具體的人。
新欄目的第一篇，來自青年教師吳尚蔚。
這是他眼中的鹿特丹。
鮮花、運河和碼頭
鹿特丹並不是一座典型的荷蘭城市。
典型的荷蘭城市，中心城區看不見高樓大廈，多的是有幾百年曆史的低矮民居，最高不過四五層。
最高的建築當屬大教堂的鍾樓，杵在一片民房之間，鶴立雞群。爬上鍾樓，嚮四周望去，視野開闊一覽無餘，直教人兩腿發軟，對地心引力感到深深的恐懼。
大教堂通常緊鄰市政廳，前方有一片廣場，農民和商販定期在廣場上擺攤，就像過去我們四川鄉鎮上的“逢場”，市民們則會前來“趕場”，買走大包大袋的蔬菜水果和大捧的鮮花。
典型的荷蘭城市阿姆斯特丹。/unsplash
典型的荷蘭城市，中心城區有運河穿過，古老的民居在兩岸一字排開，任人閱覽那和諧一緻卻又各具特點的山牆立麵。 在那些遊客較少的城市，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運河是安靜清閑的，隻有白骨頂雞、野鴨、天鵝、鳳頭鸊鷉等水鳥在河裏休憩、追趕、覓食。兩岸若是有草地，會吸引大量的灰雁和埃及鵝，靠海的城市還會招來不同種類的海鷗。
一旦夏天來臨，氣溫迴升到二十多度，人類就會重新主宰運河。時常會有幾艘皮劃艇平穩迅速地劃過水麵，也會有人開著自傢的機動小船緩緩經過，船上聚著三五個親朋好友，喝著啤酒曬著太陽聊著天。
這裏不是沒有傳統民居和大教堂，但二戰期間德軍的轟炸摧毀瞭市中心絕大部分建築。想看那些漂亮的老房子，得去代爾夫斯港這樣的外圍城區。大 教堂在轟炸中幸免於難，但如今被包圍在一圈現代建築之中。教堂的鍾樓屹立不倒，隻是不遠處就有高層公寓樓和玻璃幕牆寫字樓爭搶人們的注意力。
代爾夫斯港區（Delfshaven）還保留著一些典型的荷蘭運河街景。/ 作者供圖
也不是沒有運河水鳥皮劃艇，但中心城區的水道被林立的高樓襯托成瞭不怎麼起眼的水溝，少瞭些精緻和愜意。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從城南穿過、堪稱大江的新馬斯河。運載貨物的駁船往來於鹿特丹港與上遊的城市之間，而巨大的豪華遊輪會停靠在南岸的碼頭，遠遠望去，有十幾層樓那麼高。
這座城市看起來太現代瞭。2016年的我，絕不是為瞭這樣一座城市而迴到歐洲。印象中的歐洲城市的模樣，似乎應是我在2014年見到的巴黎的樣子。
“舊巴黎”
因為一個校際的交換生項目，在北京念書的我得以在巴黎生活瞭五個月。
在此之前，我從未邁齣過國門，對歐洲城市的風貌沒有直觀的瞭解，對巴黎沒什麼想象和憧憬。早些時候我曾讀過 《巴黎燒瞭嗎》 ，也僅僅是齣於對非虛構寫作的興趣。這本書講述瞭巴黎如何在二戰接近尾聲的時候避免瞭被炸毀的命運，而根據作者的口吻，這是全人類的幸事。我能夠理解保護曆史文物、建築的重要性，卻無法體會人們對巴黎的愛。
《巴黎燒瞭嗎》
[美] 拉萊·科林斯、[法]多米尼剋·拉皮埃爾 著，董樂山 譯
譯林齣版社，2020-9
正是因為白紙一張，我纔真切地感覺到巴黎在視覺上帶給我的震撼。
印象最深刻的，居然不能免俗的是鐵塔。鐵塔很高，常常是隔著好幾個街區就能夠望見塔尖淩然於一排排公寓樓之上，氣勢如虹。我租的公寓離鐵塔很近，騎自行車隻要三五分鍾。
公寓剛租下來的時候，屋裏空無一物，許多傢具都需要置辦。那時隻有一張床、一張床墊。我和法國室友馬丁把床墊橫放在地上，兩人並排躺著，和衣而睡。有一天，他在網上買瞭一張二手床，晚上我們一起齣門去拿。
埃菲爾鐵塔是許多人對巴黎印象最深刻的景點。/unsplash
夜裏的街道幾近無人，空氣濕潤涼爽。我們往北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鐵塔塔尖突然閃現，頂端兩盞探照燈發齣光束，掃過頭頂上方的夜空。馬丁發現走反瞭方嚮，詢問瞭餐廳服務員、路邊店鋪老闆之後，我們找到瞭租自行車的地方，刷瞭信用卡，邀瞭兩輛車，往南騎行。
巴黎的城市景觀，仰賴於其縝密的城市規劃。 《城記》 作者王軍采訪貝聿銘，提到對城市建設的建議時，貝聿銘說：
“中心區的建築高度要低，越往外，從二環路到三環路，可以越來越高。應該把高樓建在古城的外麵，像巴黎那樣，形成新的、有序的麵貌。”
《城記》是我大一時讀的書，當時無法體會貝聿銘說的巴黎的有序麵貌究竟為何。
當我真的在巴黎登高一望，看到整齊劃一的老城區像畫軸一樣在眼前平坦地鋪開， 纔明白令人過目不忘的城市景觀並不需要高樓大廈的加持。 道路兩旁的建築在高度和形式上都十分統一，紀念性建築諸如凱鏇門、榮軍院、聖母院、鐵塔等點綴其間，為天際綫增加趣味又不顯雜亂。
事實上，相對完好地保留瞭曆史風貌的，並不隻有巴黎。
“這座城市沒有照片裏那麼難看”
鹿特丹並不符閤我對歐洲曆史文化古城的想象。
申請鹿特丹的博士項目時，我特意在網上搜瞭一下鹿特丹的照片。
搜索引擎似乎刻意跟我作對，不僅呈現瞭許多高樓大廈，還展示瞭一個現代化港口堆滿集裝箱的景象——這裏有歐洲第一大港口。以至於當我抵達鹿特丹的時候，我竟然發齣這樣的感慨： 這座城市沒有照片裏那麼難看嘛。
荷蘭城市鹿特丹。 /unsplash
二戰中麵臨德國軍隊的入侵時，鹿特丹並沒有巴黎那麼幸運。 作為荷蘭最大工業區所在地，這座荷蘭西南方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成為德軍的重大戰略目標。 發生在1940年5月14日的轟炸，不僅摧毀瞭這座城市的古老容貌，更是成為後人理解、述說這座城市前世今生時繞不開的曆史節點。
走在人行道上，有時你會看見地上嵌著一盞圓形的小燈，這樣的小燈在夜裏發齣紅色的光。
湊近看一看燈上的圖案，是一團熊熊烈焰。烈焰中有一個人絕望地嚮蒼天伸齣雙手，旁邊是燃燒的房屋，上方有一架轟炸機。將城裏所有的紅色小燈串成一條綫，便勾勒齣瞭鹿特丹被轟炸的範圍。燈上的人物形象來源於一座名叫“被摧毀的城市”的雕塑。這座雕塑立在海事博物館旁邊的小廣場上，夜裏會有一束定點光，從廣場東側的大樓頂端投射下來，將它照亮。
荷蘭電影《黑皮書》劇照。電影講述瞭一個荷蘭的猶太姑娘雷切爾為尋找叛徒而隱藏身份，重啓人生的故事。
然而，鹿特丹並不是一座悲情的城市。 讓本地人津津樂道的是，這座城市剛被炸毀沒多久，人們就開始商討重建，並意識到這是一個優化城市規劃的契機。重建的指導性原則就是要重新設計中心區域，而不是沿用原來的街道網絡，恢復被毀的重要建築。
於是，本來還能整修一下的144棟房子也被拆除瞭，保存下來的僅有聖勞倫斯大教堂、市政廳、郵政局，以及拿破侖曾經下榻過的斯希蘭府（Schielandhuis）。
鹿特丹中央車站。/作者供圖
戰後，鹿特丹一直沒有停下建設的步伐，在此期間與歐洲傳統老城的形象漸行漸遠，成為瞭先鋒建築的試驗田。
過去十幾年中，城裏還湧現瞭幾個地標式的新建築：造型齣挑、簡潔現代的中央火車站，形似幾個巨大盒子錯位疊在一起的鹿特丹大廈，以及被拱形公寓樓裹捲起來的市場大廳。 不得不提的是，鹿特丹大廈由雷姆·庫哈斯坐鎮的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設計。庫哈斯是鹿特丹人，而OMA為國人所熟知的一個設計作品則是央視新大樓。
不斷變化、講求實乾的鹿特丹，被本地詩人硃爾斯·迪爾德在一首名為《鹿城魔力》的詩中這樣形容：
鹿特丹無法被定格 / 形象總是在變革
鹿特丹沒有過去 / 也沒有階形牆體
鹿特丹談不上浪漫 / 沒有時間瞎扯淡
不喜歡聽從建議 / 從不聽彆人逼逼
這城市對鏡頭無感 / 拍照不會變好看
方正高聳有棱角 / 逆光中似要傾倒
鹿特丹並不是幻覺 / 等待被鏡頭洗劫
無法擺拍這城市 / 鹿特丹太過誠實
我是在離中央火車站不遠處一個花園的深綠色木闆圍牆上看到這首詩的。
那時我剛到鹿特丹不久，還沒找到住所，逗留在一傢青年旅捨。有一迴，我加入瞭旅捨組織的城市徒步遊覽活動，嚮導是一個年輕高大的波蘭小夥，正是他嚮我們展示並講解瞭印在牆上的這首詩。聽完講解之後，我感覺自己終於被這座城市所打動。
世界青年的本地日常
這裏的大學吸引瞭世界各地的學生，而不斷增長的學生數量使得租房變成瞭一件難事，在新學期伊始的9月更是一房難求。抵達鹿特丹一個月之後，我纔離開青年旅捨，搬進自己租到的房間。安定下來之後，便要在這個全新的環境中重建生活的常規慣例。
接下來的四年裏，我最重要的一個習慣，就是每周六早晨去趕集。
鹿特丹中心城區的集市位於聖勞倫斯大教堂東側的廣場上，時間是周二、周六。集市上售賣的物品以農産品為主，此外也會有一些廉價的衣物、布匹和日常用品。趕集的人要是餓瞭，也能輕易買到熱乎乎的小吃，最受歡迎的當屬薯條和炸魚，而荷蘭人吃薯條的標配醬料是蛋黃醬。
由於我的生活全靠有限的奬學金維持，因而在柴米油鹽上不得不精打細算。集市上的蔬菜瓜果和肉類不僅比超市裏的便宜、新鮮，而且種類更加豐富。最幸福的時刻莫過於夏天，集市上的車厘子價格能低到超市的一半。手裏提上兩公斤車厘子，感覺自己就是人生贏傢。
然而，集市能夠吸引我，並不完全是因為其價格優勢。
比起超市，集市更能讓人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聯係。 對於長期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集市就是充滿人情味的一個熟人社會。在這裏，我看到過土耳其或摩洛哥裔的攤主跟華裔老太太們用粵語討價還價，也看到過人們悼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小販，他的遺像放在攤前，旁邊擺滿鮮花。
鹿特丹集市上的花店。/unsplash
四年的時間足以讓我熟悉這些商販的麵孔，而印象最深刻的一張麵孔，屬於一個十幾歲的清秀男孩。攤主是他的祖父，他跟著傢人們一起在這裏幫忙。每當他將稱好的蔬菜遞給客人，收下現金後，他都會彬彬有禮地道一句“日安”。
集市上這種人與人的聯係談不上深刻，但對於孤獨的人而言，也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國內念大學的七年時間裏，我不曾感受到孤獨，有時甚至跑到彆人找不到的角度裏，安靜地讀上一整天的書。
但在這裏，我的生活變瞭。身邊不再有當年那些隨時可以在夜裏一起齣去吃宵夜的同學，而結識到的同齡人，大部分也都有瞭伴侶、傢庭。就這樣，曾經視為享受的獨處，如今竟然也能變成一種摺磨。
於是，盡管學校沒有要求，每個工作日我都會去辦公室裏呆著。周末要是在傢裏呆得太久，感到窒息，就會自己去熱鬧的地方走走，感受人的存在，然後滿血歸來。
生命的氣息是孤獨的良藥，動物和植物也能給人一絲安慰。 201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在集市買鬱金香時，突然想起，2013年看過的瑞典電視劇 《戴上手套擦淚》 裏有這樣一個鏡頭，中年獨居的男主角本傑明，將買來的一束紅色鬱金香，放進自傢的透明花瓶裏。本傑明的愛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因病去世瞭，此後本傑明長時間獨自生活。手握鮮花的我終於明白，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鏡頭是在告訴觀眾，本傑明在努力地對抗自己的孤獨。
瑞典電視劇《戴上手套擦淚》劇照。
有時，強烈的負麵情緒會在我毫無防備的時候襲來，刹那間能感覺到自己的心髒像是一個鉛球，突然開始自由落體運動。有時，從起床到入睡，我會一直無精打采，感覺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
我意識到自己需要拉自己一把。某次趕集的時候，我在花農那裏看到瞭一束一束的嚮日葵。鮮黃的花瓣似躍動的火焰，將我密不透風的抑鬱燒開瞭一道口子。
我不禁想象，梵高當年是否就是這樣，被嚮日葵的生命力所打動？嚮日葵捧入懷裏，我再次堅定瞭好好生活的決心。
既本土又國際的文化場景
鹿特丹的文化生活場景中，既能看到本土緊密的社群肌理，又能看到這座城市國際化的麵貌。
我對本土社群的最初印象，來自於講述城市曆史和普通人生活的鹿特丹博物館（MuseumRotterdam）。當時，館裏展齣瞭一些五顔六色的毛衣。織這些毛衣的，是一個名叫露絲·芬斯特拉（Loes Veenstra）的老太太。生前居住在鹿特丹南部的她，從1955年開始就不斷地織毛衣，一生之中織瞭五百多件。織好的毛衣都被她存放在自己傢中，沒人穿過。
2012年，她收獲瞭一個驚喜。人們請她坐在街中央一張華麗的座椅上，樂手開始演唱，先是兩個年輕人在她麵前跳起舞蹈，接著越來越多的人齣現，載歌載舞。參加快閃的這五百人，每個身上都穿著她織的毛衣。
為Loes Veenstra準備的“毛衣快閃”/ dezeen
一直生活在鹿特丹，編織的愛好持續瞭一生，自己的生命故事最後又變成鹿特丹文化場景的一部分……這種“延續性”，以及與本土社群的緊密聯係，可能是我這一代為瞭求學和工作而背井離鄉的中國人不太能體會的，但對於荷蘭人來說，這可能是常態。
許多荷蘭人終其一生都不曾真的遠離傢鄉，就算搬到彆的地方，可能也不過兩三個小時的車程。 而他們在年輕時融入的那個社會人際網絡，在之後的人生曆程中也不太會發生劇烈的改變，親人相隔不遠，朋友也還是朋友。
也許荷蘭人之間的聯係真的過於緊密。一個法國朋友就抱怨說，同為交換生的荷蘭人隻愛跟荷蘭人玩。
雖然荷蘭人普遍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對外國人而言，想要融入荷蘭的本地場景，還是需要費點周摺。
要是不會荷蘭語，連看電影這麼大眾化的活動都可能是一場考驗。作為一個不會荷蘭語的“外國人”，在主流電影院隻能選擇英語電影，要是片裏人物的口音過重，或是台詞裏充滿瞭陌生的詞匯與錶達方式，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也隻能瞪著畫麵下端的荷蘭語字幕乾著急。
剛到鹿特丹時，碰巧趕上展映活動，電影裏有大量的對話發生在兩個主人公與他們的父母之間，這些對話以兩種不同的方言進行，我不僅一句都沒聽懂，甚至都猜不齣是哪兩個地區的方言。於是，現場的荷蘭人都知道他們說瞭什麼，我一個中國人卻被難倒瞭。
但鹿特丹畢竟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這裏的六十多萬居民中，有將近一半的人，要麼自己不是生自荷蘭，要麼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生自荷蘭。
城裏有許多麵嚮外籍人士的服務，影院也不例外。有一傢名叫“電影院”（KINO，德語詞）的電影院，會定期播放帶英文字幕的影片，以滿足外籍人士的需求。這些影片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藝片，不僅令人開瞭眼界，想必還慰藉瞭不少人的思鄉之情。2020年，我原本有機會在這裏觀看《南方車站的聚會》，隻是後來因為新冠疫情，影院不得不取消瞭放映計劃。
Kino電影院。/europa-cinemas
對於電影愛好者而言，鹿特丹有一樣不容錯過的盛事，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沒有紅地毯儀式，隻有單刀直入的放映活動，印證瞭鹿特丹不喜浮誇，一心埋頭做事的個性。哪怕聲勢不如戛納、柏林、威尼斯那般浩大，影迷也足以大飽眼福。
改變
肆虐的疫情在荷蘭未能得到有效的控製，持續侵蝕著人們生活中所珍視的美好事物。
我的社交生活很大一部分仰賴於我在學校結識的同事。我所在的媒體與傳播係，近年來發展迅速。係裏越來越多的博士候選人、博士後和年輕講師，構成瞭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團體。 工作日的午飯時間成為社交的黃金時段，來自不同國傢的年輕人帶著食物聚集在公共區域，分享各自的成長經曆、文化風俗、飲食習慣、生活軼事，其間充滿瞭歡聲笑語。
在這一年裏，過去曾睏擾我的孤獨問題，變本加厲地捲土重來。加上快博士畢業瞭，前途未蔔，我倍感壓力。
好在身邊有一個中國朋友，由於單身獨居，也很需要與人往來。於是，我們經常相約晚飯後散步，通常一走就是兩個小時。我們從夏天散步到鼕天，親眼見證晝夜長短的顯著變化，其間還有新朋友加入，壯大瞭散步的隊伍。於是，當許多人調侃自己這一年堆積起來的“新冠脂肪”時，我驚喜地發現自己瘦瞭三四公斤。
托馬斯河。/作者供圖
我最喜歡在新馬斯河的岸邊散步。在我寫的一篇關於失戀的短篇小說裏，兩個遭遇感情挫摺的中國人，也在這江邊行走：
“我說瞭一些態度積極樂觀的話，勸他不要太悲觀，他也隻是淡淡地笑瞭笑，沒說什麼。見這場談話意猶未盡，買單之後，我提議我們倆去江邊走走。於是我們離開瞭餐館，順著街道往南走瞭一段，嚮右拐進瞭集市廣場，又接著往南走，途經市場大廳、立方體房子、老港，最後再穿過大馬路，到達新馬斯河邊上，威廉姆斯橋的北端。我們沿著江邊往西走，一邊散步，一邊欣賞江心島上那排低矮的房子，環島的路燈投射在江麵、隨波搖曳的橘黃色燈光，還有遠處潔白晶瑩傲然自立的、形似一把鳳首箜篌的伊拉斯謨橋。
我們一路上話雖不多，氣氛卻也融洽自在。一直走到瞭高高聳立的二戰紀念碑，我們纔停下來，望著江麵齣神。我告訴他：“你知道嗎？新馬斯河就是萊茵河的下遊。我前任的老傢就在萊茵河畔，我以前老是念叨：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你一定要來中國看我啊”
我在鹿特丹見到的最後的風景，就是在這新馬斯河邊。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疫情下歐洲大學的不景氣和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孤獨，都促使我作齣迴國的決定。最後的兩周之中，幾乎每天都與不同的朋友見麵、告彆。心裏覺得溫暖又難過：原來我還有這麼多朋友。
飛離荷蘭的前一天，我原本是要在辦公室裏度過，並與三個同事約好，下班時間在公共區域喝酒聊天。但防疫政策收緊，讓大傢都去不瞭辦公室。德國同事伊娜發來消息說，還是希望能夠鄭重地道彆。於是我們在市場大廳門口碰頭，一路走到瞭新馬斯河邊。
我們在二戰紀念碑前找瞭張長椅坐下。
長椅朝著新馬斯河奔流入海的方嚮，伊拉斯謨橋就斜跨在我們眼前，更遠處屹立著體量巨大的鹿特丹大廈。伊娜從隨身的袋子裏掏齣一小瓶意大利氣泡酒、一盒鮮切水果和一盒鬍蘿蔔蛋糕。一個路過的女子見我們想要自拍閤影，便主動提議幫忙拍照。伊娜沒有帶開瓶器，她本來想發揮特殊技能，用打火機把瓶蓋給撬開，卻失敗瞭。最後，她把瓶口抵在附近花壇的壇沿上，纔把它弄開。
伊娜原本是我們係裏的研究生，畢業後留下來做瞭研究助理。她很早就在四處申請博士項目，由於這一年機會有限，她不得不在係裏多留一段時間。最近，她終於申請到瞭安特衛普大學一份待遇優渥的博士生職位。從鹿特丹到安特衛普坐火車隻要一個多小時，伊娜需要考慮是要搬去陌生的安特衛普，還是繼續住在朋友較多的鹿特丹。
這一年中，在辦公樓尚且允許少數人進入的日子裏，我和伊娜時不時地在係裏碰頭，一起吃午飯。我們還曾一起冒險去看瞭場電影。
然而，直到眼下，她纔告訴我，疫情間的社交距離讓她感到孤立無援，産生瞭抑鬱的情緒。她找到瞭一個遠在巴西的心理谘詢師，定期在網上做谘詢。巴西谘詢師收取的費用對拿荷蘭工資的她來說非常劃算，何況目前荷蘭的谘詢師，也隻能提供網上谘詢。
我開玩笑說，她應該早點告訴我，這樣我也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兩周多以前，我找到一個住在鹿特丹的英國谘詢師，她以視頻會議的方式開始為我做催眠治療。這大半年來，孤獨和焦慮激發瞭我的強迫傾嚮，對物品和自己的身體吹毛求疵。
當鹿特丹大廈的玻璃幕牆開始映射落日的餘暉，我倆也已經凍得手腳冰涼，便開始沿原路返迴。
鹿特丹大廈/Unsplash
路上，伊娜說，她一個要好的法國朋友也要離開鹿特丹瞭。我說，沒關係，以後可以去法國看她。
這就是我們無法避免的命運。我們在鹿特丹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與他們成為朋友，日後的某個時刻，又不得不與他們分離。
走到最後的十字路口，我們無視社交距離，擁抱瞭一下。
“你一定要來中國看我啊。”
“好啊，”這個素食主義者說，“為瞭中國食物，我會破例吃點肉。”
我們揮瞭揮手，就此分道揚鑣。
· END ·
作者丨吳尚蔚
編輯丨程遲
校對 | 嚮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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