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2/26/2022, 4:55: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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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約7000年或更早些時候,東南地區的先民們開始由采集經濟嚮産食經濟過渡。在寜鎮平原、寜紹平原和太湖流域,幾乎同時齣現瞭一些固定的聚落,原始農業也從森林間的沼澤和開闊地段發展起來。生活在河姆渡、羅傢角、馬傢浜、草鞋山等原始村落中的東南先民,大踏步跨入定居的農耕部落社會。
河姆渡文化和馬傢浜文化的先民,主要從事以稻作經濟為主的原始農業,在江湖邊或沼澤地,用骨耜、石鏟整治水土,種植水稻,燒製陶器,飼養豬、狗和水牛。座落在寜紹平原湖沼與丘陵山地交接處的河姆渡聚落,堪稱這一期農耕村落的典型之例,當時的河姆渡氣候溫熱濕潤,雨量充沛,地勢低窪,水位較高。為瞭防潮驅濕,河姆渡先民在這裏營建起乾欄式建築。考古學傢根據遺址中發現的1000多件木建築構件的排列情況,確認這裏當年一共建有三棟乾欄式房屋,其中一座長度在23米以上,進深約7米,麵嚮東北的一邊,還有寬約1.3米的前廊過道。人類學傢汪寜生根據這棟房屋的結構。
房屋下麵的食物堆積層以及遺址中齣土的陶竈、陶釜的規模,並結閤民族誌資料,推測這是一座公共住宅,但居住在大房子裏的各個小傢庭卻不是同財,而應是各自為炊的,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稻榖、榖殼稻杆、稻葉遺存。據考古學傢推算當年貯藏的稻榖在12萬公斤以上;結閤同時齣土的大批骨耜、石斧、石錛、石鑿等農業生産工具分析,稻作農業無疑已經成為河姆渡文化社會的主要經濟部門。
在種植水稻之餘,先民們還從事捕撈漁獵,他們依靠木矛、石丸,陶球、木槳等漁獵工具。射殺遊魚、捕獲飛禽,獵取麂鹿、獼猴、水獺、亞洲象、犀牛、四不象、熊、虎等野獸;同時,還采集橡子、菱角、酸棗、桃子、薏仁米之類草木果實,可見,盡管稻作農業已相當發展,采集漁獵也還是不可或缺的。
在東南地區的農耕部落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大概是依靠氏族、同齡人組織、圖騰信仰等方式把許多與之相交的小群體組織在起而構成的,因此,部落時代社會單位的規模比“遊群”顯然更大些。部落內部,在經濟上已經有瞭一定的分工,男性成年人主要從事農業、漁獵等重體力勞動,而婦女則紡織製陶,燒煮食物,撫育子女,這可以從當時基葬的隨葬品組閤中得到證明。例如圩墩馬傢浜文化墓地、紡輪一類紡織工具往往都在女性墓中齣土,而石�Q、骨鏃、石斧、石鑿、鹿角器等農業和狩獵工具,一般都在男性墓中發現。
從墓中隨葬品看,當時社會還沒有階級之分,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還是相當平等的。如河姆渡、馬傢浜、草鞋山等地的氏族墓地一般規模較大,墓葬排列密集,以單人葬為主,有一定數量同性閤葬.隨葬品普遍較少,也無太大差彆,除瞭日用陶器外,很少隨葬生産工具,有些甚至沒有任何隨葬物。由此看來,私有製顯然沒有萌生,社會成員在經濟上還是平等的。因此,這時期部落中的領導人盡管已經存在,但似乎也還僅僅是名義上的。他們既沒有經濟上的特權,政治上的特權更加有限,看來隻是按照整個部落的意願或社會的傳統行使著管理職能而已。
到崧澤文化(公元前3900-前3300年)的中晚期,東南文化圈的社會結構齣現瞭一些富有意義的變化,由於不同部落間文化的交流、傳播和融閤,原始農業有瞭長足的進步,原始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上海青浦崧澤、福泉山、壽前村,浙江吳興邱城、嘉興雙橋,江蘇武進寺墩、常州圩墩、吳縣草鞋山、張陵山、蘇州越城、海安青墩等地崧澤文化遺址的文化內涵顯示,在生産技術上,石斧、石錛和石鑿等石製生産工具普遍使用,在邱城、湯廟等遺址還發現瞭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石犁;石製工具製作精細,不但廓綫挺直、器錶光潔,而且廣泛采用管鑽穿孔技術;與此同時,骨器生産工具逐漸減少,狩獵工具也已少見,這錶明農業在社會經濟中已占主導地位,而狩獵則已退居次要地位瞭。
在製陶業方麵,慢輪修整技術普遍采用,器物造型多樣,風格也較前期活躍。專傢們指齣,崧澤文化的陶器以灰、黑色占較大比重,這是采用原焰焙燒的結果,反映瞭陶窯結構的改革與工藝水平的進步。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瞭崧澤文化時期的水井,錶明河姆渡時代發明的鑿井技術已經推廣開來。
從社會結構看,崧澤時期的部落共同體也較河姆渡文化、馬傢浜文化時期擴大瞭,崧澤墓地先後清理齣97座基葬,大體上分布在五個墓區,每個墓區都有分屬於各個不同時期的墓葬。同一時期的墓葬互不疊壓,大概當�寄骨�之間設置有地麵標誌,錶明當年該遺址可能居住著五個不同的氏族,共同組成一個部落共同體。草鞋山遺址屬於崧澤文化時期的89座墓葬,也大體分布在南、北兩個墓區中,兩區之間相限8~12米,可見這裏也應是兩個氏族的墓地。墓區發掘結果錶明,每個氏族的成員不分男、女、老、幼,死後都閤葬在同一墓地之中。
進入良渚文化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發展勢頭較前期更為迅猛,原始農業、手工業全麵發展,人口不斷增多,聚落到處林立,原先存在的一個個小部落,最終融聚發展成更大、更高級的社會組織――酋邦。
稻作農耕文化在東南文化圈誕生以來,經過數韆年漫長的發展曆程,至良渚文化而齣現一大轉摺,其錶徵是骨鏟石鋤式農耕製嚮犁耕製的過渡,在良渚文化中,三角形石犁、耘田器、雙孔石刀、附加木柄的石鐮等新型農具先後發明和使用開來,石鉞、石鐮、有段石錛的器形也大大改進。其中大型石犁就有單刃石犁、雙刃石犁等品種,單刃石犁呈不等邊三角形,長達四十厘米,刃口在底部,斜邊上端有短柄,使用時,在短柄上安裝木把,一人在後麵扶木把,一人或數人在前麵拖引,即可翻地。
雙刃石犁為等腰三角形.石犁的中部常鑽有一至三個孔,刃口在兩邊,應為犁鏵;使用時,把石犁安裝在木質犁床上,石犁被包在木犁床中間,露齣刃口,避免瞭石犁發脆易壞的弱點,翻土時,隻要一人在後麵扶犁的木柄,數人在前拉繩即可。
至於半月形的雙孔石刀和附加木柄的石鑲,這種收割工具的基本形製至在現代農村的鐵製品農具中還保留著。在良渚文化中,它們已經普遍使用瞭,石犁、石耘齣器、雙孔石刀、附木柄的石鐮等工具的普遍推廣使用,大大提高瞭農業生産力,為大麵積種植水稻提傳瞭條件。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金屬工具對農業的影響擺在首要地位,而忽視高度發達的石器生産工具對提高勞動生産率的重要意義。
實際上,就長江、錢塘江下遊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而言,製作精緻的石農具並不亞於銅鐵工具在農業生産中的作用,在寜鎮、杭嘉湖、寜紹平原地區的土壤條件下,精緻的石器農業工具同樣使大麵積的農田耕作和廣闊森林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良渚文化時期水稻種植普遍,蠶豆、甜瓜、葫蘆、西瓜和花生等農作物也培植起來,這無疑是新工具的推廣使用和農耕技術改進提高的直接結果。
農業的發達,為原始手工業的發展奠定瞭基礎。良渚文化時期,原始手工業內部各行業的分工比較明確,除瞭原有的製陶業和石器加工進一步發展之外,還齣現瞭紡絲織布、玉器製造和竹器編織等新的行業。
在玉器製作行業,從河姆渡文化和馬傢浜文化時期發展起來的玉器製作工藝,到這一時期已經成為手工業方麵的主要部門,玉器品種除璜、�i、管、珠、鐲、環、玉佩帶鈎、玉匕等裝飾品外,還有玉鉞、玉圭,玉璧、玉琮、玉冠狀器、玉三叉形飾、錐形飾等高貴的禮儀用器,特彆是琮、壁、圭、冠狀器、三叉形飾,雕琢得尤為精緻,玉器的雕逐使用瞭陰紋綫刻、淺浮雕、半圓雕、透雕等多種技法,圖案或紋飾勻稱和諧、結構嚴謹;有的陰紋綫刻比毫發還要縴細,須在放大鏡中纔能看清圖案,其典雅精緻令人嘆為觀止,這些玉器要通過采玉、剖玉作坯、鑽孔、打磨、琢刻、拋光等一道道復雜的工序雕琢而成,從中我們不難看齣,器製造業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專門化的生産部門。
良渚文化時期,隨著生産技術的提高和稻作農業的發展,人類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改善,各地農業村落中的人口也大量增長。
在考古學上,人口大量增長的錶徵是良渚文化聚落遺址比崧澤文化時期有瞭大幅度的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太湖流域地區迄今發現的馬傢浜文化有50餘處,崧澤文化遺址也僅有50餘處,而良渚文化遺址則多達300餘處,足證當時人類生存、活動的空間已大大拓展。從聚落的分布規律看,良渚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遺址成串成片分布、密集度極高。
良渚文化聚落形態及規模的多層次、級差式特徵,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當以杭州附近地區的良渚遺址群最具典型。該遺址群的中心是一處東西長620米、南北長450米,總麵積約30萬平方米的大型高台遺址。經試掘,這一高台遺址係人工營築,在試掘探方中發現有堆積很厚的大麵積紅燒土遺跡,人工填土有的地方深達10米以上。考古學傢們推測這裏就是當時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在這處中心遺址的周圍,散布著數十處中、小型遺址。
小型遺址如良渚鎮附近的橫圩裏、茅庵前、棋盤紋、�S山前、橫村塘和大堆鄉等地,居住點彼此相鄰,麵積不大,每個聚落一般僅數百平方米,錶明聚落點的居民多是聚族居的傢族、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或城邑雖未發掘,但據反山、瑤山、匯觀山等良渚文化大基的規模推測,當時已經存在較大規模的城邑一點似無可疑。
良渚文化時期酋邦首領享有的特權是相當驚人的。從考古資料看,他們不僅生前擁有巨大的財富,而且能夠驅使民眾為自己營建陵墓,近年來發掘的良渚文化時期酋邦首領墓地,一般都營建在考古學傢稱作“土築的金字塔”的土墩上,如福泉山墓地土台東西長90米,南北寬76米,堆積厚度達8.6米左右;反山墓地高上台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堆積的厚度7米左右;草鞋山基地高土台東西長120米,南北寬100米,高齣地麵約10.5米。考古傢們確認,這些土台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先民們堆築而成的。
依據當代人類學的理論架構,酋邦屬於前國傢社會的一種形態,即國傢的原型。太湖流域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已進入酋邦社會鼎盛期的事實錶明,文明的曙光已經在此時的東南大地噴射而齣;國傢和文明正如磅礴欲齣之朝日,橫空齣世隻是須臾之間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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