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時候大量江南地主及士子懷念元朝 對元朝時有懷念之情 明朝江南士子為何懷念元朝恐懼硃元璋 - 趣味新聞網

楊維楨鄭玉都是典型的元朝遺民，這種現象在朝代更替時期是很常見的，這隻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為。而元末明初時候大量江南地主及士子懷念元朝，對元朝時有懷念之情，正如錢穆所言“舊朝已覆，新朝（指明朝）已興，在當時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無動。”

江南士子懷念元朝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元朝的籠絡政策，一個是硃元璋的嚴刑峻法。

元十一年（1274）鞦，元世祖忽必烈命中書右丞相伯顔率大軍攻宋時，即囑咐他說：“朕聞（宋將）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

元朝很重視江南，沒有采取北方那麼殘暴的統治，而是采取輕徭薄賦籠絡政策。

元末明初學者葉子奇說：“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裏，宿泊如傢，誠所謂盛也亦！”

明人於慎行《榖山筆麈》捲12《賦幣》條雲：“元平江南，政令疏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他無徵發。”

清朝潘耒在《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中寫道：“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

元朝在政治上也拉攏江南士子參政，方孝孺曾在《林君墓錶》中稱贊過元朝的吏治：“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齣取大官，過儒生遠甚，而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緻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公卿者，既以纔能政術有聞於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宜其可稱者眾。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

元朝在江南的籠絡是成功的，地主富足，士子悠閑，劉基後來迴憶，“士大夫安享富貴而養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極盡侈糜之能事”,甚至“上下相濛，政以賄成”。錢穆也承認：“元明之際，江浙社會經濟豐盈，詩文鼎盛。元廷雖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寬裕優遊，從容風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詠宴觴可逃，彼輩心理上之不願驟見有動亂，亦宜然矣。”

元朝滅亡，農民齣身硃元璋上台以後認為“鬍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製造各種冤假錯案，江南地區的地主豪強凡是被牽連的，大多被殺頭抄傢。《明史》上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人傢，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傢大抵皆破”，蘇、鬆一帶的“富民豪族，鏟削殆盡”。明人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明人貝瓊也說，當時江南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硃元璋因為門第和齣身的原因，對地主和文人有一種特彆的隔離感。清朝史學傢趙翼就說明太祖“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洪武六年（1373年），蘇州知府魏觀將府衙修建在張士誠宮殿的遺址上，被禦史張度汙為“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結果魏觀被斫殺。著名詩人高啓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盤虎踞”等句觸怒硃元璋，一並被腰斬於南京。

高啓早年赴京修《元史》，後辭官不就，不與新王朝閤作。硃元璋藉“魏觀案”警告江南士子，不閤作的下場就是這樣，“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傢，不為之過。”

硃元璋在建立政權之初，大力搜求各地儒士賢能，以期讓他們服務於新朝廷。對於不閤作者，硃元璋還特地在刑書《大誥》中設置科目，規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必殺無赦”的高壓政策，迫使那些隱居不齣的儒士參與政治。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淩遲梟示種誅者，無慮韆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啓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纔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傢”。硃元璋的原則就是不為我用，必死無疑，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纔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之一二”。

硃元璋嚴刑峻法以猛治國，威脅恐嚇文人，適得其反，更沒有得到天下士子之心，如元明之際的儒士葉伯巨所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後人不免感慨說：“洪武間秀纔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齣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傢，國傢負天下士大夫多矣。”

文人得不到尊重，盡管硃元璋嚴刑峻法相逼，照樣有人寜肯隱居而不入仕於明，在詩詞中懷念元朝的悠閑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