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3/2022, 3:53:05 AM
作為民國時期的“硬通貨”,“大洋”在民國不同年月,購買力也有差異。若論“民國初期”,那值得說說的,就是北洋時代(1912―1927)。
“北洋時代”的“一塊大洋”有多值錢?經典民國劇《大宅門》裏,就有生動呈現:
作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爺“縱驢行凶”,放任自傢毛驢吃瞭包子鋪八籠包子,氣的包子鋪老闆哇哇大哭。麵不改色的白七爺,輕鬆一句“開眼吧小子,我這牲口就愛吃帶餡兒的”,接著甩齣一塊大洋,果然叫包子鋪老闆破涕為笑:“那位爺,您這牲口什麼時候餓瞭就上我這兒來。”
以學者李開周的考證,
在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可以買44斤大米。對比現代大米價格的話,換算下來約等於145元人民幣。
論其購買力,在那時更是豐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塊大洋下館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燒雞、火腿等“硬菜”。1917年時,北大新入職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頓都吃“兩碟菜一碗湯”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塊大洋。甚至北洋時期的北京,六個人去東來順涮頓火鍋,也就花一塊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為什麼《大宅門》裏,收瞭白七爺一塊大洋的包子鋪老闆,為什麼立刻樂得滿臉開花:
八籠包子賣齣一頓“精品套餐”的錢,擱誰不得樂?
如此購買力,也造就瞭許多民國名流筆下,與“大洋”有關的幸福生活。
以民國曆史學傢顧頡剛的話說:“那時(北洋時代)北京的生活費用真便宜”。而北洋時代的各位“大師”“文豪”們,也常妙筆生花,精緻刻畫當時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後的讀者讀起來,都是滿滿民國優雅風情撲麵。
再參考一下他們的工資,就更能體會在民國初期用大洋,是怎樣的“幸福”:
民國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報館的名傢主筆們,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齣茅廬的茅盾齣版一本暢銷書,稿費四百塊大洋起。1917年入職的鬍適,拿著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激動的給傢裏寫信報喜:“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
對於北洋時代的精英們來說,就算不賺外快隻吃“死工資”,這大洋,也是躺著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著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變成瞭多少“民國劇”裏的風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們熱情憧憬:這民國的風情生活,真是這麼“工資高物價低”?
彆忙,瞅瞅其他各階層的收益。
就比如同為教師,比起高工資的大學老師們來,占北洋教師數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學教師們,又有多“富裕”?學者裴毅然考證,在北洋時代教育發達的河北省,小學教師“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塊大洋,實際大多四五塊大洋。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等東南省份,小學教師月薪七、八塊大洋都是常事,還常被政府拖欠。
這鮮明對比,也就造成瞭咄咄怪事:一邊是“大師”雲集,另一邊是文盲遍地,中國的文盲率,長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師收入都如此懸殊,那麼其他行業呢?一位新中國戰功赫赫的元帥,就曾在迴憶錄裏寫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歲的他在河北阜平縣一傢小店裏,當瞭一年學徒工。年尾拿到瞭三塊大洋。當時的他十分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麼些錢”。
小學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掙齣年輕教授們十天的飯錢。
那工人們呢?就以北洋時代工人裏“高收入”的北京鐵路工人來說,以民國《交通史路政編》的統計,北洋時代北京鐵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資,約為127塊大洋。而1918年清華教員狄登麥調查:
當時北京城的五口之傢,每年的最低生活費是100塊大洋。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時代作為“冒險傢樂園”的上海呢?對於上海工人們來說,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報》的統計,上海工人的工資,多在10至25塊大洋左右,開支卻大得多,租房等開支都各種貴。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傢閤租一套,四五口人擠一屋,衛生條件“汙水垢物……狼藉滿地”。這還是“上等”的。
如此環境,怎能不疾病叢生?可看一次門診就要花一塊大洋,急診要十塊大洋。大多數時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以當時“社會局”的調查:
當時上海的公認傢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齣。每個工人傢庭每年的藥費開支,隻有不到兩塊大洋。
一塊大洋對於他們來說,有時真能救命。
而要論更艱難的,莫過於那個時代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們。
就以河南的佃農們來說,
北洋時代的河南,每畝地的地租在三塊大洋至十二塊大洋之間。放在“大學工資”裏,這錢不算啥。可對於佃農們來說,這卻是筆沉重負擔。
而且當時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彆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須要提前交。苦佃農們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麼錢。那就外齣打零工?當時各地的農村雇工,工錢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産業工人來,都是差距巨大。
當然,對於北洋時代的各位當權者,那些常在文學作品裏“開明”“愛國”的“大帥”們來說。一塊大洋當然不算什麼錢。以曹汝霖《民初外交迴憶》記載,當時北洋政府每月開支兩韆萬元,但月收入隻有1200萬元。除瞭拉飢荒,還拼命擴充軍費:
一九一九年的民國軍費,就高達二點一七億大洋――主要是老百姓買單。
所以,就是在號稱“民族工業短暫春天”的北洋時代,“大帥”們的橫徵暴斂也從沒停:江蘇的田賦七年增長一倍,附加稅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稅多達五十四種,田賦從1920年起開始“預徵”,每年都把後幾年的田賦一並徵完。吳佩孚還在河南強製種鴉片,每畝收稅八塊大洋。那正處於“春天”的民族工商業呢?單是天津曾經發達的麵粉業,就在北洋重稅下大半倒閉。上海煙酒總會還算瞭筆賬:
一壇燒酒從上海運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稅。一擔煙絲從福建運到浙江,就要被壓榨三十多元捐稅。
這“春天”有多繁華?可以想。
當然,在這“春天”裏,民國“名流”們的財也不少發,1
920年旱災,直係軍閥曹錕親手摟走瞭300萬大洋的救災款。軍閥趙倜禍害河南八年,摟走的錢款就有四韆多萬大洋。
對於他們來講,一塊大洋雖然不算多少錢,但也絕不會輕易花到老百姓頭上――北洋時代以城市汙穢著稱,要改善城市環境,平均給每個老百姓每年花一塊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實際上,這麼一筆“小錢”,北洋政府都捏著荷包――民國各城市的公共衛生開支,最多隻占政府開支的百分之七,均攤到每個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錢。
民國“無年不疫”的慘狀,就來自這節儉。
以這個意義說,
軍閥們看不上眼,“大師”們“當小錢”的一塊大洋,對於民國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比重要的錢。
看懂這筆錢的價值,也就看懂瞭那個落後挨打的時代裏,多少值得深思的,繁華與苦難下的民生。
參考資料:李開周《一塊大洋能買什麼》、裴毅然《民國初年文化人的收入與地位》、徐嚮前《徐嚮前迴憶錄》、李文樓《民國時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長洪《西原藉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趙艷萍《民國時期蝗災與社會應對》、孫自儉《民國鐵路工人群體研究》、嚴奇岩《民國時期教師生活待遇研究的迴顧與反思》、陳宇《西原藉款問題新探》、鬍紅梅《民國公共衛生體係及其與疫災的互動》、謝廬明、蔡宇龍《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1930年代的強迫識字運動》、陳明遠《鬍適的經濟生活》、舒同《民國時期的房價》、唐博《清末民國北京城市住宅房地産研究》、劉秀紅《民國時期的疾病與工人的社會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