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詩學昌盛 流派紛呈 關注｜晚清幕府詩歌唱和的文學價值 - 趣味新聞網

晚清詩學昌盛，流派紛呈，名傢眾多。汪闢疆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說：“有清二百五十年間，使無近代詩傢成就卓卓如此，詩壇之寥寂可知。”當時以幕府為核心的唱和活動盛行，幾乎網羅瞭所有傑齣詩人，因此不能不引起特彆的關注。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的加劇給詩人帶來新的刺激。所謂“諸公丁世亂，《雅》廢《詩》將亡。所以命辭意，迥異瀋與王”（石維岩《讀石遺室詩集，呈石遺老人八十八韻》），這些扭轉乾嘉濃膩浮華詩風的諸公如曾國藩、何紹基、莫友芝等多為幕府唱和的參與者。他們之所以能在晚清引領“不規規於王文簡之標舉神韻，瀋文慤之主持溫柔敦厚”（陳衍《近代詩鈔》）的詩壇新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通過交遊唱和擴大影響，從而顯示齣幕府唱和與文學演進間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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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詩歌流派形成與發展

陳衍曾提齣：“有清二百餘載，以高位主持詩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簡，在乾隆曰瀋文慤，在道光鹹豐則祁文端、曾文正也。”（《近代詩鈔・敘》）揭示齣高官顯宦對詩壇風氣的重要影響。與此同時，士人遊幕也是當時重要的文化現象：“眾多纔華橫溢卻屢躓場屋、難入仕途的貧寒士人，為求得一謀生之路和讀書治學的環境，亦紛紛投至各級官員幕下。士人遊幕遂成為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一些吸納瞭較有名學人的重要幕府隨之齣現，對清代學術文化發展産生深刻影響。”（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

除影響清代學術發展外，這種遊幕文化也促進瞭幕府詩人的大量齣現。一些富於詩人氣質的幕主多樂於舉行詩酒唱和活動，吳汝綸《姚公談藝圖記》記載：“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往往招攜賓客，泛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間，登眺鍾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幀！痹�國藩門下“賓僚尤極一時之盛”（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如張裕釗、莫友芝等均名重一時，與曾國藩一起推動瞭晚清宋詩派的形成與發展。又如張之洞，作為“身係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名臣，群聚效應自然不容忽視，其“飽含書生氣味，尤重詩文”（王仁堪語）的特質，對於文人士夫更是具有特彆的吸引力。他督鄂督粵時幕府之盛，不在曾國藩之下，鬍先�X便認為其門下“皆一時俊彥，方之蘇門之盛，不多讓焉”，“即不以功業論，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與公有形聲影響之密矣”（《讀張文襄〈廣雅堂詩〉》）。錢仲聯《近代詩鈔》亦稱：“（張之洞）總督湖廣時，瀋曾植、梁鼎芬……陳衍諸人，皆在羅緻幕下或題襟酬唱之列。門下詩流，不限一傢……可謂宏奬風流。”

實際上，有清一代詩壇格局的形成與演變，很大程度上即依賴於富有詩人氣質的居高位者鼓吹引導，幕府中的交遊唱和則是重要的實踐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侯鼕在考察乾嘉幕府時認為：“清代詩歌、詩學之盛及其風氣的轉變與幕府甚為相關，清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乃至繁盛也與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乾嘉幕府與詩歌研究》）而聚焦甚為昌盛的晚清詩壇，此點體現得更為明顯，不僅幕府唱和活動頻繁，唱和詩集亦刊刻眾多，以幕府為中心甚至激發瞭詩歌流派的萌芽、發展與演化。此外，如果我們不將目光鎖定在1912年之前，那麼晚清幕府唱和並未隨著辛亥鼎革而結束，其進入民國後的變形、流衍與消亡，與古典詩歌的命運呈現齣耐人尋味的相似性，亦頗為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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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晚清詩壇研究不斷深化

經過幾代學人辛勤耕耘，關於晚清幕府唱和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由於該時期詩歌數量較為龐大，而學術積纍時間較短，因此很多方麵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

第一，從幕府唱和齣發，對清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可以進行更為透闢的闡發。嚴迪昌認為，“清王朝的統治者們全力實施詩文化的投入”，所謂“達官大僚以權勢、纔學、名望、財力等諸種因素綜閤而成的優勢廣攬人纔，‘結佩’相交，並非隻是一種純文學的風雅韻事。在具體曆史條件下，他們所起的作用是使‘務期於正’的旨歸得以貫徹於實踐”（《清詩史》）。實際上，幕府唱和正是這種“實施詩文化”的載體，而“務期於正”在晚清風雨飄搖的時代環境中則充滿張力，唱和詩中所錶現的對這一旨歸的順應與背離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二，關於晚清詩人的研究雖有大量成果，但多集中於討論具體詩人的詩學理論與創作風格，由唱和角度切入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對唱和詩的認識存在不足，多將此類詩歸為應酬交際和逞纔使氣之作，因此，對於它們的文學意義與藝術價值需要以更嚴肅的態度重加審視。實際上，晚清重要的詩人幾乎都與幕府相關，也正是這些名傢巨手間的唱和疊韻，爭奇鬥巧，推進瞭詩藝進一步發展，使古典詩歌到此時期“已不再是一種待定的藝術，而業已成為一種既定的藝術，完成的藝術”（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

第三，對唱和詩包含的復雜性可以作更為深入的闡發。詩酒唱和本身也是詩學交流、激蕩的過程，不同理論、風格的衝突、融閤，自然有助於詩歌進一步發展演變。例如，曾國藩的幕府對晚清宋詩派形成的推揚之功甚大，莫友芝、張裕釗等各以自身的理論與實踐豐富瞭該派的詩學成果。至於王�]運、施補華等文士為曾氏所棄，除瞭政見不閤外，也與文學理念異趣有關。又如，陳三立詩歌風格由宗尚漢魏到推崇宋調，便與參加張之洞督鄂時的唱和活動有關。而張氏主導的唱和包括瞭不同流派的詩人，如陳衍等的“同光體”，易順鼎、樊增祥等的“唐宋調和派”與陳銳等的“漢魏六朝派”，他們對“擬古”“六朝風氣”“清切”“奧衍”等問題進行瞭較為深入的討論辨析。這些話題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清末詩學的熱點，為古典詩歌理論的深化、修正和完善提供瞭機會，充分體現瞭晚清詩學博綜兼取的時代特色。當然，由唱和切入，我們也可通過詩歌交流來勾勒不同詩人風格的演化軌跡，至於其中所錶現的復雜心態和幽微情感，也均值得研究者關注。

第四，研究唱和活動的思路可拓展更新。過去對唱和的研究，往往以枚舉代錶詩人，介紹其生平事跡，敘述他們的交遊狀況、詩學觀念、創作風格，最後旁及詩壇影響為基本範式，雖麵麵俱到，但難免有重復僵化之嫌，且過多文學史常識的贅述對讀者的啓發並不大。對於眾多名傢參與的唱和活動的研究，可不必巨細無遺地交代此類常識，而將研究重點轉移到理論闡發和分析評鑒上來，從而開拓齣新的研究思路。

由幕府唱和為切入點對晚清詩壇展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從研究方法來看，此一視角既可以對重要詩人展開深入討論，又可以對創作群體加以觀照，既重視個體之“異”，又兼顧群體之“同”，將微觀分析與宏觀把握相結閤，將詩學思辨與創作實踐相聯係，從而達到認識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特色的目的。從文化角度來看，幕府唱和雖是一種已經消亡的文學現象，但作為傳統文人交流的形式仍值得我們關注，其中所錶現的幕主與幕僚關係、友朋關係和蘊含的精神溝通與詩意交流，對於我們瞭解傳統士人的人際交往不無啓發。

（本文係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唱和詩詞集整理與研究”（17ZDA25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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