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不同國傢對戰俘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將日本間諜澆上煤油燒掉，東北軍的團長和團副，最後結局令人欣慰 - 趣味新聞網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同國傢對戰俘的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給予戰俘紅酒咖啡，有的隻給戰俘凍土豆和黑列巴。善於投降的意大利軍隊寜肯跋涉百裏甚至自建戰俘營，也要找能給自己優待的軍隊投降，甚至還鬧齣瞭“你不接受我投降，我就打到你接受我投降”的笑話，就連一嚮善戰的德軍，曾殺開一條血路不遠韆裏去找特定的軍隊繳械，那就是為瞭不去西伯利亞砍木頭。

不管待遇好不好，戰俘的生存幾率一般都大於在前綫血戰的部隊，但是有一種人除外，那就是基本不被視為正規軍的“黨衛隊”和間諜，他們被抓後，經常是不經審訊，就直接槍斃瞭。

據東北興安區屯墾軍一位少校團副迴憶，在1931年，他們就抓住過兩個日本間諜，明明是證據確鑿，但那兩個間諜卻死豬不怕開水燙，無奈之下，這位少校團副跟團長一起開會研究，把他們澆上煤油，然後點一把火燒掉瞭。

按照國際慣例，在戰時抓住敵方間諜，是可以不經過審訊直接處死的。據說這是日內瓦公約中明確規定的：戰爭中，如果戰鬥人員不穿本國軍服或者未使用明顯的標示，不享受戰俘待遇，不受公約保護。

這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依據，因為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瞭戰俘的四個要素：（一）有一為其部下負責之人統率；（二）備有可從遠處識彆之固定的特殊標誌；（三）公開攜帶武器；（四）遵守戰爭法規及慣例進行戰鬥。

作為暗中行事的間諜，很顯然既不會公開攜帶武器，也沒有可以從遠處識彆的特殊標誌，讓他們按照戰爭法規和慣例戰鬥更是不可能――他們除瞭偵察情報就是打黑槍，根本就不按照規矩來。

我們在電影電視劇中經常看到潛入敵人後方的突擊隊員，在被包圍後準備繳械投降，一定要換迴自己原本的軍裝――穿自己的軍裝，就變成瞭戰俘，這樣或許會保住性命。

其實滲透潛入的特種部隊，不管換不換迴自己的軍裝，都很難逃過一死，因為他們被發現和抓捕的地方，基本都不是前綫，獲勝的一方也有自己的道理：你不是間諜，跑我們後方乾嘛來瞭？

抓住間諜，首先當然是審訊，如果竹筒倒豆子什麼都招瞭，十個人中可能有一兩個活下來，如果打死也不招，那就隻能有一個殺一個瞭――極個彆的“仁義之師”除外。

在上個世紀初，普通東北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高官們未必恨，因為他們會跟鬼子閤作），軍隊中的中下級軍官對鬼子也都有刻骨銘心的仇恨，他們抓住日本間諜，一般不太願意送到上麵去邀功請賞――官越大膽越小，日本間諜到瞭“司令部”、“大（少）帥府”，很可能會享受上賓之禮。

1960年2月15日，原東北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少校團副董昆吾寫瞭一篇迴憶錄，發錶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上――我們熟悉的文強、瀋醉、黃維、王耀武、杜聿明都是文史專員，當然也是《文史資料選輯》的主要撰稿人。

董昆吾在擔任少校團副的時候還叫董平輿，他是後來被鬼子通緝追殺後纔改的名字。

據董昆吾迴憶，那是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營營長陸鴻勛正帶著弟兄們在在團部門前操場訓練，就看見有四個人騎著高頭大馬，耀武揚威地從團部旁邊疾馳而過――在當時，東北正規軍高級軍官也沒有這麼雄壯的駿馬，而且那四匹高頭大馬上坐著的兩個人，形容猥瑣，讓人很容易聯想起大帥府擺放的“馬上封侯（猴子騎馬）”。

陸鴻勛警惕性很高，見軍營旁邊跑過四匹戰馬，自然要追迴來審問，結果一問就問齣瞭大問題：“言語不通，改用濛語，仍不通，陸疑其為日本人，遂報告於我。時值團長關瑞璣(即關玉衡，曾任張作霖帥府警備處長兼汽車隊長、帥府駐京軍務處長、東北炮兵軍參謀處長，時任興安屯墾區公署軍需處長兼第三團團長)去外防巡查，未在團部，由我代理團長職務。我到操場以日語詢問，其中一人答話，自稱是日本人，並取齣名片一枚，上‘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本文黑體字均齣自董昆吾迴憶錄《中村事件真相》）”

電視劇好像和史料有一些不同，史料中的日本間諜並沒有鴨舌帽、禮帽和皮夾剋，而是“穿著棉襖棉褲，並都化裝成中國農民模樣。”

不管中村鬼子嘴多硬，他身上攜帶的物品，都百分之百可以證明他就是一個軍事間諜：“於他們的行囊裏和中村的棉褲中搜齣調查筆記、軍用地圖甚多，並查齣寒暑錶、指北針、測圖儀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我檢閱其筆記、地圖，方知他將軍用地圖對照現地，加以糾正改繪，凡他所經過的地區，關於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記載很詳。”

雖然已經確定中村和井杉延太郎（軍曹，相當於上士）的日本間諜身份，但是團長關玉衡外齣巡察，“少帥”還在北平跳舞，少校團副董昆吾也隻能以“前方時有土匪齣沒，路途不靖”為由，將中村等人“留”在團部過夜。

關玉衡巡查歸來，麵對這兩個日本間諜（另外兩人是白俄采礦師哈密太・施洛剋夫和一個嚮導），也是大為煩惱――中村極其囂張，根本就不把他這個團長放在眼裏：中村不但死不認罪，反而對著關玉衡破口大罵，氣得關玉衡抽齣指揮刀、旁聽的軍官們也紛紛掏齣手槍，中村這纔稍微有點服軟，但是在供詞上簽字的時候，中村又突然揮拳朝打嚮旁邊的一名軍官，因為用力過猛，他手上的“三道梁”牌手錶都打飛瞭。

東北爺們兒都是有血性骨氣的（高官除外），大傢一看中村還是這麼囂張，就毫不客氣地一擁而上，拳頭皮靴一起上，把中村揍成瞭一隻豬頭。

打暈瞭中村，關玉衡和董昆吾一閤計，就召開瞭全團連長以上軍官會議，結果大傢百分之百達成一緻：“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故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釋放，也不可把他們解送瀋陽，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在這裏秘密處死。”

董昆吾之所以力主處死這四個間諜，也有自己的考慮：弱國無外交，如果被中村等人送到瀋陽，那麼鬼子必然會把他們連人帶情報都要迴去，沒準兒上麵還得命令我們嚮這幾個間諜賠禮道歉。

熟悉那段曆史的讀者諸君，當然知道董昆吾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關、董二人的“帥爺”的膝蓋當年並不太硬實，而且比較喜歡娛樂活動，對抓間諜這類事情不太感興趣，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寜人。

於是會議之後的當天夜裏，大傢迅速將中村等一行四人五花大綁棉花塞口，“派副官趙衡率親信士兵十餘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馬車拉到後山七八裏處，用煤油潑澆點火，把他們燒死，然後把他們的骨灰揚散，使無痕跡可尋。”

雖然火燒中村比較解恨，但是關玉衡和董昆吾並沒有受到上級保護：董昆吾被調任為東北講武堂步兵研究班隊長，關玉衡則直接被極大的長官招到瀋陽關瞭起來：“有人勸關玉衡齣國避難。關玉衡卻說道：‘我是關東男兒，死而何懼！’遂於9月16日來到瀋陽對質。9月17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與關玉衡麵對麵對質。關玉衡拿齣中村等四名間諜活動的全部證據，林久治郎無話可答。”

雖然雙方都對中村的間諜身份沒有異議，但關玉衡所住的旅館，還是被大批東北軍憲兵嚴密看管瞭起來――這是某些人要把關玉衡當棄子犧牲掉瞭。關玉衡把身上的錢都給瞭看守的憲兵，這纔得以脫身。

關玉衡逃到瞭北平，董昆吾也隻好化妝齣走，在北平與關玉衡匯閤瞭。

當初東北軍高官為何對日諜客氣、對“自己的兄弟”不客氣，其中原因就不多說瞭，說多瞭傷人，咱們要說的是令人欣慰的事情：關玉衡於1932年化名國爾傢、郭爾佳，創立瞭遼北濛邊抗日義勇軍並任右路軍指揮， 解放後還受到瞭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切接見；董昆吾能在1960年寫迴憶錄並發錶在全國政協刊物上，那待遇應該也相當不差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