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書彬王陽明紀念館位於紹興新河弄 門柱上刻著王陽明的兩句詩：“起嚮高樓撞曉鍾 “敲鍾”的紹興人：疏離的王陽明，悲涼的魯迅 - 趣味新聞網

文・何書彬

王陽明紀念館位於紹興新河弄，門柱上刻著王陽明的兩句詩：“起嚮高樓撞曉鍾，不信人間耳盡聾。”這兩句詩齣自王陽明的《睡起偶成》一詩，全文為：“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亭午，起嚮高樓撞曉鍾。起嚮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紀念館旁邊，是修復中的王陽明故裏。在這裏，他度過瞭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這幾年也是他一生最為愉悅的時光。巧閤的是，同樣是在紹興，在王陽明之後，也走齣瞭一個自比為敲鍾人的文化大傢――魯迅。不過，魯迅看待鍾聲，並沒有王陽明那種自信的態度。

講學在紹興

紹興是王陽明的祖籍地。1472年，他齣生在餘姚。他9歲時，父親把傢搬到瞭紹興。由於他父親在朝中任職，王陽明的青少年時期主要在北京度過。後來，當王陽明也齣仕後，他輾轉多地任職。在晚年以前，他很少有機會在紹興傢中久住。

1521年，王陽明迴鄉祭祖，並從這一年起長居紹興，一直到1527年。

《睡起偶成》這首詩作於1520年，當時王陽明尚在江西巡撫任上。在寫下這首詩之後不久，他在南昌提齣瞭“緻良知”之教。而後，隨著他迴到紹興，紹興也成瞭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講學地。

從孔子起，儒傢就以講學為傳道之法。孔子在周遊列國十四年之後，感慨說：“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晚年的孔子，不再寄望於通過施政來實現抱負，而是喜歡上瞭做一個傳道的老師並樂在其中。在孔子身後，他被人們稱作“先師”。

有瞭孔子這個先例，後世儒者常以講學為傳道要務。宋代，在官方的教育體係之外，書院興起。在宋儒看來，比起官方的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民間自辦的書院纔是儒傢文化的真正傳播者。理學宗師硃子一生緻力於書院教育，並主張書院教育要摒棄官方教育的影響，師生在書院裏要專心以講習提升自身修養，進而推動社會形成良善的道德風氣。

王陽明所創立的心學，和硃子理學在治學方法上截然不同。硃子主張用外在的“天理”約束人的行為；而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天理”就在人心之內，可以由內而外地讓人做齣閤理的行為。

但在教育觀方麵，兩人彆無二緻，像硃子一樣，王陽明也對官方教育體係深惡痛絕。王陽明認為，由於官方教育體係已經和科舉高度捆綁在一起，人在經曆瞭這種教育後，“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究其根本，在於這種教育丟失瞭儒傢育人的真精神，讓人以做官、齣人頭地為目的而非以完善道德、移風易俗為目的。所以，王陽明非常贊賞硃子所寫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認為它顯明瞭書院教育的宗旨，“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正因為如此，王陽明特彆喜歡講學。在龍場悟道前，他就開始收徒講學瞭。《陽明先生年譜》載：“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誌。”

龍場悟道後，他在江西、北京、南京、滁州等多地為官，然後到江西。在此期間，他一邊處理政務，一邊不忘講學。如他所言：“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但這些講學無論在時間的持續性還是在影響範圍上，都不及他晚年在紹興的講學。

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如此記錄晚年王陽明在紹興的講學盛況：“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閤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徙足所到，無非同誌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彆，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彆，不齣天地間，苟同此誌，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齣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敲鍾在紹興

在“緻良知”之前，王陽明的教學宗旨為“知行閤一”。

1506年，王陽明因反對太監劉瑾專權，被杖責四十，然後被流放貴州龍場。他在龍場提齣瞭“心即理”，創立瞭心學，並開始以“知行閤一”為教學宗旨進行講學。

如果把“知行閤一”和“緻良知”進行比較，可以說“知行閤一”是基於“心即理”而提齣，仍有一定程度的二元色彩。“緻良知”則完全消除瞭二元色彩，“緻良知”既是“知”，也是“行”。這種高度的融閤性，標誌著心學進入到瞭成熟階段。

在中國曆史上，有著儒傢“亞聖”之稱的孟子，最早談及“良知”。孟子認為：“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在孟子那裏，“良知”是一種先天性的認知，這種認知與生俱來，人隻要聽從這種認知的引導，就會自然而然地學會人與人之間的相敬相愛。在王陽明那裏，他除瞭強調良知的先天性和良知對人的引導，還把“緻良知”作為瞭教學宗旨，同時也是心學的基點所在。

1521年初，在嚮弟子正式提齣“緻良知”時，王陽明的欣喜之情溢於言錶。他說：“近來信得‘緻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他又說：“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我此良知二字，實韆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這種激動的心情，也錶現在他的《睡起偶成》一詩裏。在紹興，王陽明除瞭以書院、寺院、山野為講學地外，也把自己的傢作為一個重要的講學地。如今的王陽明故裏為一片工地，在修復完成後將作為旅遊景區開放。因為王陽明曾受封“新建伯”，所以王陽明故裏又稱“伯府第”。按照時人黃佐的記載，“伯府第”除瞭大廳比較豪華，其餘地方都很簡樸，特點是房間數很多，以方便從外地來的王門弟子留宿。

碧霞池位於“伯府第”外，上有橋，名為天泉橋。如今碧霞池尚在，天泉橋已無跡可尋。這裏是心學史上“天泉證道”的發生地。1527年，王陽明在天泉橋上對門人錢德洪、王龍溪講學，裁定二人對“陽明四句教”的理解。這四句教是：“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對此，王龍溪認為，“心之體”既然無善無惡，那意、知、物也都是無善無惡的。所以他主張“四無”：心無善無惡，意無善無惡，知無善無惡，物無善無惡。錢德洪反對王龍溪的看法，他認為，“心之體”因為受到瞭人之習氣的汙染，所以需要“緻良知”，以恢復“心之體”本來的樣子。若是像王龍溪那樣強調“四無”，那人還需要學習、做功夫嗎？

王陽明聽瞭他們二人的看法，迴復說：“四句教”不可更改。但王龍溪、錢德洪的見解各有可取之處，那就是王龍溪的見解比較適閤“上根”之人，錢德洪的見解適閤“下根”之人。

講學之樂

也是在碧霞池上，王陽明錶達瞭對朝廷事務的疏離態度。

他在一首題為《碧霞池夜坐》的詩中寫道：“一雨鞦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詩中的“無端禮樂紛紛議”，指是當時朝中的一件大事――大禮議。

正德皇帝死後，因為沒有子嗣，其堂弟登帝位，為嘉靖皇帝，新皇帝執意要把兩年前去世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數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順門外大哭抗議，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氣地施以集體廷杖，杖死十餘人。

依世人之見，王陽明應該在“大禮議”之爭中發錶意見，因為皇帝這種做法會增加各地硃氏宗藩挑戰帝位的可能性，而他是平定寜王之亂的第一功臣，對宗藩叛亂體會最深。但是，王陽明對此無一字上書。有多名弟子問他對“大禮議”之爭意見如何，他都沒有直接迴答。這首《碧霞池夜坐》，算是委婉地做瞭迴答，而且，在這時的王陽明看來，“天下首務，孰有急於講學耶？”

在一封寫給門人的信中，他說到講學之目的：“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誌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緻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這一時期，他也多次自陳，講學是多麼快樂。“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遊哉，天地之間寜復有樂於是者！”

儒傢的理想是恢復人的善良本性，進而建立一個閤理的、人人相親相愛的人間秩序。王陽明的心情之所以如此舒暢，是因為他自認為找到瞭實現這個理想的路徑：通過“緻良知”，讓人得以醒悟；通過講學，匯聚誌同道閤之士，帶動天下之人，自然而然地造就一個大同社會。他以“講學”為路徑，也是他疏離瞭朝廷事務的原因。

按照學者餘英時的說法，“緻良知”之教，標誌著儒傢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提齣瞭“覺民行道”：“‘緻良知’之教應個體意識在明代中國顯現的時代大潮而生，打破瞭朝廷對‘理’的解釋權的壟斷。（王陽明）是要通過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的方式，來達成‘治天下’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儒傢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與兩韆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嚮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嚮上麵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轉注於下麵的社會和平民……這是兩韆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

紹興新河弄的王陽明紀念館，設在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呂本的府邸裏。

如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王陽明在《睡起偶成》一詩中，為什麼懷著激昂的心情，自比於一名敲鍾人。他認為“講學”就是鍾聲，而這鍾聲可以讓無數人從沉睡中醒來，讓“良知”流行於整個社會並讓這個社會煥然一新進入理想境地。

學者杜維明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方麵，陽明對儒學所作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作的貢獻一樣深刻。”

“良知”與“良知”

巧閤的是，在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中，“良知”也是一個關鍵詞。而且，宗教改革與王陽明創立心學幾乎同時發生。

1517年10月17日，因為被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行為激怒，路德在德意誌維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門上訂上瞭《九十五條論綱》，指齣教皇沒有赦罪的權柄，贖罪券售賣活動隻能導緻腐敗；真誠悔過的人，無須贖罪券就可以獲得罪罰的赦免。

他這些觀點等於否定瞭教皇具有最高權威，宗教改革運動由此展開。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神聖羅馬帝國議會受審，主審官要求他收迴改革觀點，被路德當場拒絕。路德說：“除非用聖經和明白的理由證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議會的權威，因為他們彼此矛盾――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獲，我不能而且不願意撤銷任何觀點，因為違背良心是不對的，也是不安全的。願上帝助我，阿門！”

什麼是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是什麼？路德曾這樣解釋：“每個人的良知就有足夠的驅動力，使自己的心忐忑不安，以至像一個窮睏可憐的乞丐，見到珍寶就歡喜得不行，非要得到瞭纔安心。真的，若是乞丐聽到哪裏布施錢財、衣服，他就不需要監守官的鞭打、強迫，而是自動地盡快跑去，以免得不到禮物。”

在路德那裏，良知是一種否定性的內在力量，讓人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從而對恩典充滿渴望。相較之下，良知在心學中，是作為一種肯定性的內在力量存在的。對於王陽明而言，良知既內在於人性，也引導人性走嚮完美、豐富。一個“緻良知”的人，不僅僅不是貧窮的乞丐，反倒是一切不用外求的最富有的人。

因此，王陽明對良知的種種解釋，也都洋溢著樂觀色彩。比如：“良知隻是個是非之心，是非隻是個好惡。隻好惡就盡瞭是非，隻是非就盡瞭萬事萬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又如：“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緻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王陽明和路德所說的“良知”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彆，根本原因在於：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識，也是最高本體，而路德所說的“良知”沒有本體性，是“被上帝的道俘獲”的。

“緻良知”的這種特點，不可避免地會讓心學走嚮主觀化。

王艮是倍受王陽明欣賞的王門弟子，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進一步強化瞭心學的這種主觀性。泰州學派代錶人物之一的顔鈞，在講學的時候就地打滾，一邊打滾一邊說：“試看我良知。”對此，泰州學派另一代錶人物李贄認為，顔鈞參透瞭“良知真趣”，是個真性情的人，不是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僞君子，那些人纔是“無一刻不打滾”。

李贄之所以要為顔鈞做這樣的辯護，是因為心學在影響力和影響範圍越來越大的同時，也越來越有流入怪異的趨勢，從而不可避免地引發瞭巨大的爭議。

明末三大思想傢之一的顧炎武，譏諷心學後人“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同為明末三大思想傢之一的黃宗羲，雖然並沒有像顧炎武那樣嚴詞駁斥心學，但也認為心學開啓瞭“狂禪”之風。

四百年，又一個紹興敲鍾人

這些紛紛擾擾，對於王陽明而言，都是身後事瞭。

1527年，王陽明最後一次受命於朝廷，前往廣西平叛。1529年，他在歸程中病逝於江西。臨終前，留遺言於弟子：“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紹興城外的鮮蝦山南麓。

他曾在《睡起偶成》中錶達的願景，並未在他的身後實現。如學者餘英時所言，王陽明曾經寄望於通過“緻良知”，以“覺民行道”的方式，打開一條新路，然而，他所處的明代，正是融儒傢倫理與專製君權為一體的秩序登峰造極的時代，亦即“道統”與“治統”已經緊緊捆綁在一起、不分彼此。這就使得，當王陽明試圖在這種局麵之外，另起爐竈以民間講學為“行道”之法時，必然會和官方的意誌産生衝突。

對於理學中人而言，他們和心學的衝突，乃是儒學內部的學術之爭，他們譏諷心學，原因是不認同心學的為學之法。但對於官方而言，則是難以容忍儒學解釋權隨著心學的傳播而旁落。

王陽明去世後，朝臣桂萼上奏，請求將心學斥為“僞學”。由於這份彈劾，心學在嘉靖年間被朝廷長期當做“僞學”，遭到嚴禁。與此同時，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餘姚、南昌、金華、青田、辰州、溧陽、龍場、贛州、涇縣、蘄州、宣城，各地的王陽明門人卻無視嚴禁，不斷建書院講習心學，建陽明祠祭祀王陽明。

至明末萬曆年間，官方和心學後人的衝突愈演愈烈。1602年，曾為心學辯護的李贄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被捕，隨後在監獄裏用剃刀自殺。在此之前，泰州學派另一傳人何心隱因為抗議官方禁止民間講學，在湖北被逮捕並死於亂杖之下

此後，1644年，清軍入關，新的秩序建立起來瞭，而且是比以往更加嚴酷的秩序。1912年，清帝在革命黨人對“共和”的呼聲中退位，在中國持續瞭兩韆多年的帝製結束瞭。民國剛剛建立，卻顯齣一片暮氣沉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在反思之後，把矛頭指嚮瞭以儒傢為代錶的舊文化，認為必須打破舊文化的束縛，方可有新秩序的建立。

這個時候，也是在紹興，走齣瞭作傢魯迅。像早他四百年的王陽明一樣，他也給瞭自己一個敲鍾人的角色。在《呐喊》自序中，魯迅寫道，有許多人睡在一間沒有新鮮空氣的鐵屋子裏，他們需要被喚醒，但如果他無法幫他們打破鐵屋的話，豈不是讓他們白白承受瞭臨死前的痛苦？還不如讓他們在睡夢中不知不覺地悶死呢。

與幾百年前的王陽明不同，寫下這些文字的魯迅，心情是悲涼的。他說：“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摺服瞭他之所謂可有……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