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上大學後逐漸入瞭治學之門 我1955年9月17日生於麗江古城一個納西族傢庭 雖然齣生於本地一個著名的醫儒世傢 楊福泉：治學之路上的一些體會和感悟 - 趣味新聞網

一、考上大學後逐漸入瞭治學之門

我1955年9月17日生於麗江古城一個納西族傢庭，雖然齣生於本地一個著名的醫儒世傢，但在考上大學之前，還真沒想過自己會當一個學者，在進入大學之前，也一點不知道做學問是什麼。

我在麗江大研古城的興仁小學（現在叫麗江興仁方國瑜小學）讀小學，在麗江一中（現麗江市一中）讀初中高中，然後上山下鄉當瞭兩年的“插隊知青”，接著在當時麗江最大的國營企業麗江汽車運輸總站當瞭一年的工人和一年的宣傳乾事。1977年高考製度恢復，我考入瞭雲南大學中文係漢語言文學專業。

大學嚮我打開瞭一扇巨大的知識之門，隨著上課和讀書的不斷增多，眼界也漸漸寬瞭，知道瞭什麼是做學問，自己也逐漸沉湎於諸多自己原來一無所知的知識中，對民族學、民俗學、曆史學、宗教學和納西學等逐漸産生濃厚的興趣，我開始步入學術之殿。

我在讀書時對學知識充滿瞭渴求，跨係選修文字學、語言學、宗教學、民俗學、民間文學等課程，自己也當瞭民族民間文學課課代錶。我有次從雲南大學曆史研究所的和誌武老師那裏藉閱到三冊美籍奧地利學者洛剋（Rock J.F）的代錶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中文譯本油印稿，封麵上寫著（供批判用）幾個字，我在好奇中認真地讀瞭，也讀瞭方國瑜先生的長篇論文《麽些民族考》石印本。感到自己過去對傢鄉和母族曆史文化方麵的知識太欠缺瞭，於是常常去和誌武先生和方國瑜先生傢裏求教，學習國際音標，學習納西拼音文字，請教納西曆史方麵的問題。又利用假期到故鄉去做田野調研，學習用國際音標和納西拼音文字記錄，也開始學寫論文，大學期間在雲南的民族民間文學刊物《山茶》上發錶瞭《論納西族長詩》,在學術名刊《思想戰綫》發錶瞭《納西族的古典神話和古代傢庭》等文章。

二、走齣國門開闊瞭眼界和藉鑒瞭治學方法

在讀大學期間，我有機會作為方國瑜與和誌武先生的助手，與來雲南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的聯邦德國（西德）科隆大學印度學研究所所長雅納特（（Janert K.L）進行學術交流。1983年1月我有機會應雅納特教授的邀請去聯邦德國科隆大學，與他進行納西族語言和文本的閤作研究，我成瞭改革開放初雲南第一位受邀走齣國門的少數民族學者。雅納特教授是國際著名的印度語言文獻學和納西學專傢。據林梅村先生的迴憶，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與雅納特教授是同門師兄弟，他對雅納特教授曾有過一些迴憶。[1]

雅納特是當時西方學者中為數不多的從語言文獻學角度研究納西學的學者之一，其研究方法承襲瞭德國傳統的語文研究方法，以文稿為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譯過程即是一個語音、詞匯、語法的研究過程。這種研究方法以其嚴謹細膩、講求科學性的特點飲譽於國際學術界（如德國的梵文研究），它除瞭能保留民族語言和文本的本來麵目和真實性之外，也為多學科的學者們提供瞭真實可靠的文本資料。同時，在這種深鑽窮究、以語言剖析文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齣不少有關民族曆史、語言演變、民族關係、民俗宗教等方麵的問題。

雅納特教授和我創製瞭一個用來記錄納西故事的文字，稱之為Koln Script（科隆文字），我用這套文字翻譯和記錄瞭一些納西民間故事，對照文本一個字一個字地窮究每個詞每句話的原意，當時感覺最有意思的是納西語的虛詞，比如語尾助詞，有時常常要寫幾十個句子來比較這些虛詞的差異和不同，比如納西語的“他吃飯瞭”的“瞭”換個虛詞，其意義就完全不同，可以錶達是你親見他吃飯瞭，據說他吃飯瞭等等不同的意思。我從這種細膩的一字不漏窮究底蘊的語言描寫研究方式中體會到德國學者做學問的嚴謹和“鑽牛角尖”的精神。德國學者從一個民族的語文文本入手深鑽窮究、不放過一個詞的釋讀的研究方法對我有很大的啓示，我後來做民族學研究，都很注意本族語言原意的解讀，一般都要用國際音標或拼音文字記音，認真琢磨，窮究底蘊。我曾為考釋“東巴”和“苯波”的稱謂寫瞭兩萬多字的文章進行認真的考釋；為弄清楚東巴教的一個神�o“素”神的生命神性質而寫瞭一本《原始生命神與生命觀》；寫瞭兩本書專論少數民族的火塘文化和竈神文化、考釋火神，也曾寫過考釋納西桑尼用的一幅畫、東巴教中的箭、納西東巴教的黑白之辯，敦煌吐蕃文書與東巴古籍文本的比較研究、考釋東巴教口誦經等微觀實證的文章，我覺得這些研究除瞭受到我國傳統的考證實證等研究方法的影響之外，也受到瞭德國學者治學方式的啓迪。

在1991-1992年，我與加拿大魁北剋大學社會語言學傢福伊爾・漢妮（FeuerHanny）教授閤作進行關於康巴藏族和納西族問候語的研究，走村串寨，進行瞭長達數月的田野調查，最後寫齣瞭Greetings among Naxi and Kham Tibetans on Yunnan’s High Plateau(《雲南高地納西族和康巴藏族的問候語研究》)，在國際學術名刊《藏緬語研究》（美國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主辦）1999年發錶瞭，這也是著重從語詞入手做的一項研究。

我後來與歐洲的學者交流逐漸多起來，從中也受到他們的一些治學方式方法的啓示，比如1997年，我應邀參加在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誌博物館舉辦的名為“Naxi Dinge・Mythen・ Piktogramme” （納西之物、神話、象形文字）的展覽，並舉辦麵對蘇黎世市民的學術講座，我與該館館長、德國人類學傢歐皮茨（Oppitz Michael）教授進行瞭深度交流，他舉辦這次展覽的學術實錄對我有不少啓發，歐皮茨注重展品的“本土文化闡述”，力圖讓展品本身結閤本族文本的起源解釋來作“自我解說”，讓人們瞭解這些展品在納西人的傳統文化中作何解釋，有什麼意義；這些展品與納西人語言文字和起源神話之間的關係等；讓觀眾自己從中去領悟一種以宗教、神話為載體的民族文化本身。歐皮茨教授從語詞入手看納西傳統和一些喜馬拉雅地區社會的聯係的研究，也對我有不少啓發，開闊瞭視野。

從1992年起，我參與一些國際學術閤作研究，與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學者有瞭較多的學術交流，比如和美國學者進行關於玉龍山農村發展和生態調查，開始進行調研之前，都要先進行集中培訓，學習人類學的各種田野調查方式。在1999年開始的雲南省政府和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閤作的“滇西北保護與發展行動計劃（含大河流域國傢公園）”，也是先集中進行調研方法的培訓和交流。我在1995年11月1996年3月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去聽人類學、地理學等的一些課程，和該校地理係主任艾福思（Ives Jack）教授一起撰寫我們在麗江玉龍山區域進行的生態和農村調查的報告，這些都使我較多地瞭解到瞭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關注點。

三、治學路上以文學為精神伴侶

我的學生生涯是緻力於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但文學一直陪伴著我走在世路。讀大學期間，我寫瞭不少的詩歌，我覺得，文學藝術是伴隨人的靈魂和心靈的一個精神伴侶，無論你從事哪種行當，文學都可以默默地伴隨著你，撫慰你的靈魂，激勵你奮進。當你孤獨時，當你苦悶時，當你高興時，當你痛苦時，文學都可以安慰你的心靈，給你人生的精神愉悅和宣泄，點燃你生命的激情，從事文學創作不用作為一個職業，而應將她視為一個人生的精神伴侶。

我在德國期間雖然主要從事學術工作，但也常常寫點散文詩歌錶達自己的所思所想，還與當時在德國科隆進修的我國著名鋼琴傢石叔誠閤作創作瞭《故鄉的小河》《我們是黃河的兒女》兩首歌麯，在留學人員中傳唱。我感到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伴侶，是可以隨時陪伴自己走在人間的，它是可以和做學問可以並駕齊驅。

我後來到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成瞭專業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常常行走在山野村寨，也常羈旅異國他鄉，文學始終一路伴隨著我。無論是行走在荒原山野，山村小鎮，還是漂泊在異國他鄉，我都會有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寫下來、我感到學術和文學的雙重寫作無論對自己對自己的民族學研究工作都很有益處。民族學的調研與寫作讓我冷靜理性地審視現實，條分縷析地做研究，考證，而文學的寫作則錶達瞭自己心裏的感性之悟和思。

民族學本身是一門最接近草根，研究各民族平民大眾的學問，雖然民族學者們需要將自己的思考和發現置放在一套規範的學術話語體係裏進行嚴謹理性的錶述，但如何讓民族學的研究對象也能夠看懂你研究他們的著作和文章，這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作為學人，一方麵，要嚴謹地記錄、理性地分析，窮究底蘊求真求實。另一方麵，我常常想用平實而感性的文字，把一些我所碰到的人和事以及自己的思考記錄下來，我常常寫下一些圖文並茂的“田野紀實”書與文，用村民們也能看得懂的文字來記錄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悲歡離閤。有時，我看到村子裏在傳看我寫他們的一些通俗易懂的圖文書，我很感到欣慰。

現在有不少民族學傢、人類學傢也在探索如何更為平實、易讀地寫田野調查筆記、民族誌等，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民族學、人類學與文學雖然學科不同，但在紀實和記錄等方麵是有很多相通之處的，如何一方麵寫必須用到很多學術術語和理論的學術論文，一方麵用有文學色彩的實錄文字記錄各民族的日常生活與人物等，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條文字之路。

2019年，我被中國作傢協會吸收為會員。

四、治學方法的幾點體會

將近40年的治學，我至今齣版瞭38本專著，250多篇論文。簡單概括一下，個人有這麼幾點治學體會。

第一、微觀實證，小題大做。這是我多年來保持的一個基本學術追求，我認為如果沒有細緻入微的微觀研究的調查積纍，一磚一瓦地努力，就建構不起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大廈，容易流於空疏浮泛。小題大做的研究做多後，也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做一些宏觀研究，從微觀進入宏觀的思考，要廣泛涉獵理論知識和相關學科的知識，不受製於單一的學科。比如我研究納西族比較多，內容涉及各種宗教、曆史、民族、民俗、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當代發展問題等等。要進行與納西族同源的藏緬語族的比較研究，或者藏羌彝走廊民族的比較研究，如果不具備相關學科知識和對這個民族深入的瞭解，就很難做好。

第二、做自己熟悉乃至自己所屬的民族，一定要保持客觀性和理性，避免如有些學者就把自己的民族曆史和文化過分拔高和理想化，形成自我中心主義。一定要廣采博納，瞭解他者的研究眼光和視角，他者的理論觀點。既要能充分自己熟悉該族語言文化等優勢深入進去深鑽細研，又要能跳得齣來做鳥瞰和旁觀者清的審視。這樣纔會有理性客觀的研究結果。

第三、讀書既要廣讀博覽，但更要精研細讀。比如我寫《東巴教通論》，就集中讀瞭很多關於宗教理論、國內外學術界關於原始宗教、民間宗教、原住民宗教、本教等諸多宗教理論的探討和實際調研的論著，在寫《納西族與藏族曆史關係研究》時，也讀瞭中國民族史、明清史、滇川藏曆史地理、滇藏貿易與文化交流史、本教、藏傳佛教各個教派等的論著，國內外的都讀，閱讀量很大，但都是圍繞著我正在做的研究主題，所以收獲就比較大。

第四、注重田野調查，做基礎研究比較多的，最好學習掌握一下能以國際音標記音的技能，以求準確理解和解讀受采訪人的原意。如有條件，最好也學習一點調查對象的語言。我在做田野調查時，對采訪者習慣用錄音和記錄相結閤的方式，下來再認真琢磨思考。

第五、我做過不少國際閤作項目，一般都會有些調研方法的培訓與學習。我是中國首批接受

參與式農村評估，簡稱PRA)培訓的學員，由PAR的創世人羅伯特先生親自自授課。這個方法強調的是深入調研點參與式訪談、觀察，其中有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開放式訪談、村民講述、村民繪社區圖、以簡單的文字寫在小紙上錶達自己的意見等多種多樣的方式，應該說受益匪淺，也常常在調研中用，拉近瞭和社區各個階層人士的對話與同堂共商。但另一方麵，我覺得也不能死闆地全部照搬，要靈活運用。

第六、調研之前要提前收集相關資料，認真做好調查提綱。我多次見過有備而去和無備而去調研者的差異，前者收獲滿滿，因為他做瞭認真的準備，知道應該調查瞭解什麼，怎麼提問題，怎麼從對話中發現新問題等，而無備而去的人則常常得不到多少信息。每天調研迴來，應及時整理，並發現新問題，我與國外學者和我院同事們就多次有過白天調研，晚上整理資料，對第二天應該調研的問題等的深入討論，調研中的及時整理和討論是非常必要的。

第七、對於一個要經常進行社會調查的學者而言，培養能很快和調查對象拉近距離，打成一片的個性很重要，要讓調查對象感覺你這個人好相處，沒有架子。在調研過程中不能過分拘謹和刻闆。一個人有天生的個性，但也是可以在生活中磨練齣讓人感覺容易親近和無拘謹的脾性的，做人類學民族學的田野調查，這一點很重要。

最後我以這麼幾句結束這篇談個人治學體會的文：

沉潛學海三十載，尋徑問學度華年。

跋涉山鄉訪野老，探究鬼神遊大韆。

也曾漂洋會同道，論劍學術在講壇。

鴻泥雪爪是舊跡，海闊天高望遠山。

[1]參看 林梅村：《憶季羨林先生》，《南方周末》2012年9月9日。

楊福泉：《改革開放初雲南第一位受邀走齣國門的少數民族學者，迴憶其赴德國訪學的麯摺經曆》，《世紀雜誌》，2019年第4期，第5期連載，中央文史館和上海市文史館主辦。

來源：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