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廖名春引 言　　20世紀前期大陸的荀學研究 江心力博士最近已齣版瞭專書（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 廖名春｜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 - 趣味新聞網

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

廖名春

引 言

20世紀前期大陸的荀學研究，江心力博士最近已齣版瞭專書（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05年2月）。本文接著江著講，故將評述對象的時間設置在1950年至2005年的50多年之間。最後的幾年，盡管已超齣瞭20世紀，但為方便起見，仍取“20世紀後期”之稱。

1950年至2005年的50多年來，大陸學者在海內外至少新齣瞭荀學專著101部。其中2000-2005年計31部、1990-1999年計41部、1980-1989年計7部、1950-1979年計22部。不過，有學術價值的不超過31部。如果分為文獻整理研究和學術思想分析兩大類的話，前者有梁啓雄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齣版社，1956年），方孝博的《荀子選》（北京 : 人民文學齣版社，1958年），章詩同的《荀子簡注》（上海人民齣版社，1974年），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楊柳橋的《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高正的《〈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92年），鄧漢卿的《荀子繹評》（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張覺的《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齣版社，1995年），駱瑞鶴的《荀子補正》（武漢：武漢大學齣版社，1997年），董治安、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齊文化叢書之2，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李中生的《荀子校詁叢稿》（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齣版社，2001年），黃曉鼕的《〈荀子〉單音節形容詞同義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黃珊的《〈荀子〉虛詞研究》（開封 : 河南大學齣版社， 2005年）。這13部著作中，真正值得一讀的是梁啓雄、高正、張覺、駱瑞鶴、李中生，以及董治安、鄭傑文的著作（鄧漢卿的《荀子繹評》是1950年前的著作，可以不計在此段時間的成果內）。後者有李德永的《荀子: 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傢》（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1959年），夏甄陶的《論荀子的哲學思想》（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1979年），鬍玉衡、李育安的《荀況思想研究》（增訂本，鄭州：中州古籍齣版社，1985年），汪國棟的《荀況天人係統哲學探索》（南寜：廣西人民齣版社，1987年），嚮仍旦的《荀子通論》（福州：福建教育齣版社，1987年）、趙宗正等的《孔孟荀比較研究》（濟南：山東大學齣版社，1989年），郭誌坤的《荀學論稿》（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方爾加的《荀子新論》（北京：中國和平齣版社，1993年），廖名春的《荀子新探》（台北：文津齣版社，1994年），惠吉星的《荀子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齣版社，1996年），孔繁的《荀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齣版社，1997年），趙士林的《荀子》（台北：水牛齣版社，1999年）、馬積高的《荀學源流》（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2000年），張奇偉的《荀子禮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0年），韓德民的《荀子與儒傢的社會理想》（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周熾成的《荀子韓非子的社會曆史哲學》（廣州：中山大學齣版社，2002年），陸建華的《荀子禮學研究》（閤肥：安徽大學齣版社，2004年），高春花的《荀子禮學思想及其現代價值》（北京 : 人民齣版社，2004年），江心力的《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05年）。這19部屬於學術思想分析類的書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德永、夏甄陶、鬍玉衡和李育安、廖名春、惠吉星、孔繁、韓德民、江心力的著作。

90年代至2005年大陸荀學專題博士學位論文至少有25篇。1999-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至少有46篇。而1950年至2005年中國大陸發錶的荀學研究專題論文至少有1177篇，其中1950-1979年計82篇，1980-1989年計219篇，1990-1999年計443篇，2000-2005年計433篇。其中包遵信、郭誌坤、趙吉惠、劉周堂、廖名春、楊太辛、方爾加、李中生、惠吉星、韓德民、王天海、張涅、張奇偉等人荀學論文多而自成係列，值得重視。

50多年來大陸荀學研究的專門會議罕見。1990年10月在山東臨沂召開過首屆全國荀子學術研討會，對荀學研究起到瞭一定的推動作用。中、韓、日、越“1993年孔孟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在山東威海召開，提高瞭荀學研究的國際性。另外還有大量的儒學研討會和先秦學術研討會，其中也有許多有關荀學研究的內容。近年來，河北省的刊物上有較多荀學研究的論文發錶。特彆是《邯鄲學院學報》（原《邯鄲師專學報》），更設有荀學研究的專欄，經常刊載荀學研究的論作。

對這一階段一定時間的荀學研究進行迴顧總結的主要有潘加申《荀子哲學研究簡介》（《國內哲學動態》，1981年第1期）、惠吉星《四十年來荀子研究述評》（《河北學刊》，1996年第5期）、楊文娟《二十年來荀子管理思想研究撮述》（《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範紅軍《十五年來荀學研究綜述》（《邯鄲師專學報》，2004年第3期），以及首屆全國荀子學術思想研討會召開後連續發錶的幾篇會議綜述文章（安斌《首屆全國荀子學術會議研討會綜述》，《東嶽論叢》1991年第1期；於孔寶《蓬勃興起的荀學研究――全國首屆荀子學術研討會概述》，《管子學刊》1991年第1期；梁宗華《荀學術討論會綜述》，《棗莊師專學報》1991年第1期；路德彬《首屆全國荀子學術思想研討會簡介》，《哲學動態》1991年第4期；及《首屆全國荀子學術研討會綜述》，《傳統文化》，1991年第2期）。此外，傅文龍的《近年來諸子思想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2期），徐勇、黃樸民的《近年來孟子、荀子研究撮述》（《曆史教學》，1994年第8期），以及各種荀學專著和博士碩士論文的文獻綜述裏，也有詳略不等的這方麵的內容。

本文本擬從文獻整理、生平事跡研究、思想學說研究、荀學史研究諸方麵，對1950年至2005年的50多年來大陸荀學研究的概況作一綜述。但時間有限，諸多工作皆未完成，故隻能先談談文獻整理方麵的情況。即便如此，遺漏不周或評述不當之處，還是在所難免。敬請各位同仁不吝指正，以推進荀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注釋翻譯著作

1950年至2005年《荀子》的注釋、翻譯本中國大陸至少齣版瞭41部，其中選譯、選注的有17部，全文注釋、注譯有24部。其中較有影響的是梁啓雄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齣版社，1956年）、章詩同的《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1974年）、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楊柳橋的《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張覺的《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齣版社，1995年）、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其中以學術價值著名的當數梁啓雄的《荀子簡釋》、張覺的《荀子譯注》、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

近代以來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襲自清末王先謙的《荀子集解》（思賢講捨光緒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餘年來，全麵超越其校釋成果的荀學著作尚未齣現。梁啓雄1936年商務印書館齣版有《荀子柬釋》一書。1956年，經修訂後，更名為《荀子簡釋》而再版。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一書頁163至165對其有詳細的評論，可以參看。不過，應該指齣的是，江書並非公論。所謂梁書的三大優點，基本上取自楊樹達和高亨先生之《序》以及梁啓雄的《自敘》、《述例》，至於它們是否符閤事實，江書並沒有深究。對於梁書的問題，江認為是“個彆字句的解釋並非盡善盡美，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燕京學報》第20期對該書的介紹一文中就指齣瞭這點”。然後引用瞭其對梁書兩處字句解釋的批評。其實，梁書遠不是“個彆字句的解釋並非盡善盡美”的問題。梁啓雄在19955年的《重印敘言》中已經檢討：“《柬釋》之缺點甚多，而以改易正文為尤甚……此次修正，已多所復原而未能�獺！閉獠⒎親鄖�之語，李中生《〈荀子簡釋〉注釋中校改意見的疏失》一文從“不明詞例而改”、“不明詞義而改”、“不明通假而改”、“不明語法而改”、“不明修辭而改”、“不明文意而改”、“文本易明而改”、“標注‘闕疑’而改”八個方麵列舉梁書24條改易原文的錯誤（李中生：《〈荀子簡釋〉注釋中校改意見的疏失》，《文獻》，1994年第4期；李中生：《荀子校詁叢稿》，第28～39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齣版社，2001年），其說基本上能成立的。如果說1994年刊發的李文隻是就“疏失”而言的話，此前3年張覺的《〈荀子簡釋〉校勘真相管窺》（《學術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則對梁書的校勘基本進行瞭否定。張文說：梁書132處有關訂正文字的校語錶明取自等楊��各傢之說，其實皆取自王先謙《集解》一書。有17處校語錶麵上是作者“據群書”而校改《荀子》，“其實，這些校勘成果皆取自《集解》”。其中“轉引《集解》校語時，有時還有錯誤”。梁書又有6處校語錶麵上是“據群書”而校改《荀子》，“實皆取自”久保愛《荀子增注》，其中一處，“竟連抄《增注》也抄誤瞭”。梁書校勘所據“群書”其實不過8種，如果去掉“宋、明、日《荀子》善本”3種，就隻有5種。張文又指齣：梁書在使用“宋、明、日《荀子》善本”3種校勘時並不很詳，而是“頗多疏漏與失誤”。《簡釋》憑台州本校改文字共10處，其中有7處齣自王先謙《集解》、久保愛《荀子增注》，真正的訂正隻有3處。許多地方本可據“宋台州本”校改的，反而據後世第二手資料校改瞭。從梁書校語可以看到，梁竟不知久保愛所謂“宋本”即“宋台州本”。如果梁真正“取宋台州本……及日本《荀子增注》各詳校一過”，那會不明瞭其間的關係呢？所以，梁即使用古逸叢書本作瞭校對，其工作也是很粗疏的。《簡釋》據明世德堂本校改文字僅3處，卻有1處誤校。有許多可以據世德堂本校改的，也反而據後世第二手數據進行校改。梁之校改，除利用《集解》外，以利用《增注》最力。但卻對《增注》與世德堂本、台州本之間的關係不甚瞭瞭，而且也有漫不經心之處。張文還指齣瞭梁書校改文字的若乾“疏漏”：一是“僅注明‘《荀子》原文如何’而不注明‘何所根據’，這不免有臆改之嫌”；二是“既不注明‘何所根據’，亦不注明‘原文如何’”，其屬於梁校對失誤的有68處。其中有的是改用瞭異體字、古今字或通用字，有濫改古書之弊。有的是校對不慎而新增加的錯誤等等。由“該書之校勘，其虛假粗疏便可見一斑”。因此，“高亨先生說‘梁氏此書，固初學之所棘求，亦鴻彥之所必取’，並盛譽‘梁氏著書之忠實謹慎雲雲’，實為溢美之詞”。張文對梁書校勘的評價，基本上是以完全歸納法得齣的，當屬實事求是之作。可以說，揭破瞭梁啓雄《荀子簡釋》校勘的真相，得齣瞭與學術界幾乎完全不同的結論，應視為20世紀《荀子》文獻學研究的一大成績。江心力的評論對此視而不見，是應該檢討的。

章詩同的《荀子簡注》是在“評法批儒”的特殊年代齣版的，沒有多大的學術價值可言。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也成書於“評法批儒”時期，此書雖有張岱年、樓宇烈等中哲史專傢參與其事，學術性也仍有限，存在著與《荀子簡注》一樣的毛病。但比較起來，批注更為詳盡細緻，用起來更方便，因而影響更大。《荀子新注》對《荀子》32篇幾乎逐字逐句都作瞭現代化的注解和翻譯，充分發揮瞭梁啓雄《荀子簡釋》的長處。又幾乎每篇都撰有說明（第29-32篇的說明包含在第28篇中），概括地介紹瞭《荀子》每篇的內容和旨意，提齣瞭批判繼承的具體意見，“首開瞭逐篇撰寫說明之先例”。書後的附錄有《荀況生平大事簡錶》、《部分名詞和人名簡釋》、《部分詞條索引》、《人名索引》4項，頗便查檢。此書雖無“注譯”之名，實質就是一部注譯閤體的荀子整理之作。

如果說《荀子簡注》、《荀子新注》代錶瞭大陸70年代“評法批儒”時期荀子整理的水平，楊柳橋的《荀子詁譯》則可代錶大陸80年代初期的水平。該書前有《青齣於藍的孔門儒士――荀子》一文作為代序，介紹瞭荀子的生平、荀子的學說，強調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後王，否定瞭荀子為法傢說。其《詁譯凡例》有16條之多，基本概括瞭該書的特色。其目錄稱“遵楊��本”，論者認為“實際上是以《集解》為底本而選用瞭楊��之注文”。正文分“釋詁”和“譯話”兩部分。書尾有《附錄》：一是《劉嚮校書序錄》，二是《〈國策・楚策四〉荀卿遺春申君書詩》，三是《王念孫〈讀書雜誌〉所錄〈荀子〉佚文四條》。其“釋詁”部分簡要地采摘瞭各傢校勘的成果，但基本上是襲用《集解》本之說。自己的意見“一律冠以‘按’字，以示區彆”。論者認為“采他說簡要明瞭而少考證，齣己說則略引書證及古訓。此雖是其所長，然亦不免有斷章取義之弊。較為嚴重的缺點是臆改原文比梁氏過甚，已犯整理古籍之大忌”。其“譯話”部分“暢達者有之，牽強者亦有之，故得失參半”（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這些評論，是實事求是的。

張覺的《荀子譯注》、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可謂代錶瞭大陸90年代荀子整理的水平。張書的譯注，雖以通俗普及為用，但仍以學術考校為體，稱得上深入淺齣。其書以清光緒《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並校以其它善本舊刻及古注、類書引文與古籍異文進行訂正。凡所訂正，均於注釋中加以注明。凡無版本及古籍異文為據者，即使確實有誤，亦僅於注釋中說明之而不妄改。一反梁、章、《新注》、楊諸書臆改原文之弊，說其校勘工作嚴謹科學，較之《荀子集解》，有“青齣於藍而勝於藍”之勢，應不為過。其注釋博采而簡潔，精要而穩妥。譯文以直譯為主，輔之以意譯，與注釋互為補充呼應，平實而暢達。在現今諸多的荀子今譯今注中，張書應是最佳的。但嚴格地說，此書“深入”方麵也有一些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譯注校勘全用簡化字，對其學術性頗有影響。其書以《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並據其他善本進行訂正，實質是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目前各傢《荀子》譯注都如此，便於一般讀者，本無可非議。但其流弊則會使《荀子》愈來愈失真，留下諸多以今代古的後遺癥。受體例限製，注釋“��述他人之說而不指明齣處”的現象也頗有一些，特彆是5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者校釋《荀子》的大量論文，基本上沒有提及。論荀子“時人尊而號荀卿，後人亦謂之孫卿子”，以“性惡論”稱其人性論，以為荀子思想“決非‘儒傢’所可包容”等等，都較為淺顯。所以，此書還是屬於普及之作。

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由於收入《齊文化叢書》，一般人不易見到。該書是《荀子》32篇校勘、注釋資料的匯編。其《述例》稱：凡所見曆代《荀子》不同傳本之間的文字差異，悉為比較、匯集；前人重要的考訂成果和注釋說明，亦按著作年代順序，逐一收錄。用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58年重印本）作底本。原文每篇分若乾章（段），每章（段）後依次排列“匯校”、“匯注”資料。“匯校”部分，首先依據由宋至清重要版本10種，與《集解》相校，列齣異文。凡古今字、通假字之不同，亦全部載錄。其次，以《群書治要》、《太平禦覽》等類書和《韓詩外傳》、《大戴禮記》等有關專書與《集解》本相校，摘錄其文字差彆。學者注解著作有關校勘的意見，其中一部分直接涉及版本問題，也附載於此。“匯注”部分，參用主要注本36種，大多是古代重要專著，少數為近代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亦酌予采錄。所收諸傢注解，包括篇義、句義、詞義、字義的詮釋，間亦延及思想內容的論析，或文獻的整理、文字的校勘等等。對於各傢相互辯難、彼此對立的意見，一概兼取並收，少量明顯偏誤的一傢之言，也盡量載入。“匯校”、“匯注”中都有部分“案”語，錶示對已有校注的補充、說明或訂正。故匯集他說中也不乏己見。編者稱“迄今可求之《荀子》一書的重要校注參考數據，大體備列於此。這樣，此冊一編在手，可收遍覽40餘種校注本之效，其學術性與實用價值顯而易見”（董治安：《匯文獻整理之大成，齣資料叢集之新編》，《管子學刊》，1999年第1期），大體可信。但此書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今人王天海指齣：一是“收采麵狹窄。所遺民國以來名傢之說尚多”，海外著作更少引用。至於海峽兩岸80年代以來的校釋成果，不論優劣，一概不提。這與資料匯編之性質是不相符的。二是“校注刻意分立，資料零亂。編者此舉本為眉目清楚而行，故校勘與訓釋數據人為分割而用。但我國古今校釋之作，大多融校勘與釋義、音讀為一體，若率意截取，勢必使原始資料支離破碎，文不成義，麵目全非，更不便於學人閱讀或者查檢原典。此或編撰者始料所不及”（上引王天海文）。這些批評，有一定道理。

二、文獻考釋研究專著

大陸50多年來《荀子》的文獻考釋研究專著大緻有3種：一是版本學研究之作，二是讀書��記之作，三是語言學研究之作。

大陸50多年來《荀子》版本學研究最有名的當屬高正。其代錶作是《〈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92年）。該書是全麵調查研究《荀子》版本問題的一項重要成果。作者將《荀子》52種重要版本逐一考核校勘，詳加分析比較，歸納為18個係統，指齣每一係統的特徵，探索其淵流及遞變過程，考訂其刊刻年代，評論其得失。所涉及的不同版本凡100多種。力求根據詳實材料做齣判斷，遇有文獻無徵或材料不足的情況，則采取闕疑態度，錶現齣謹嚴的學風。又列有《〈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圖》，錶明各重要版本的縱嚮和橫嚮關係，脈絡清晰，一目瞭然。附錄的《〈荀子〉宋槧善本重要異文校勘記》，實即《荀子》善本異文集校，為深入研究提供瞭寶貴的資料（說參樓宇烈《〈荀子〉版本源流考・序》）。該書指齣：《荀子》之校勘，宜取《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為底本，而以南宋浙北刻本、南宋刊刪“纂圖互注”巾箱本、南宋劉旦校刻纂圖分門類題注巾箱本及南宋坊刻元明遞修本為主要參校本。得此五本，有校勘價值之《荀子》異文資料，則已略近完備，其餘諸本文字，縱偶有可取者，亦甚寡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85頁）。這一意見，是作者以歸納法得齣的經驗之談，應該重視。

不過，校勘《荀子》，到底以何為底本為嘉？尚有爭議。《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與南宋浙北刻本相近，異文較少。因此，選擇底本當不齣《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與南宋浙北刻本之間。高正意見是取影刻南宋台州本，因為其“為熙寜監本係統中現存之唯一既接近祖本原貌，又完整無缺之版本。加之刻工精緻，字體美觀大方，誤文較少，故雖為清末之影刻，其版本價值仍頗高”，而南宋浙北刻本“為熙寜監本之翻刻，詳考之，其所據底本似有缺頁，而以纂圖互注係統本之文補之”，“二本差異之處，難斷孰近於熙寜監本原貌，論可靠程度似台州本稍高”（《〈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2、16頁）。王天海也認為：浙北刻本“共抄補十二頁半，尚缺二頁未補，亦有多處因書頁殘破而微描字劃者，故其校勘價值已遜於《古逸叢書》影刻宋台本”（上引王天海文）。但同為《荀子》校勘專傢的張覺卻認為：《古逸叢書》本“已為宋台州本之影摹本之仿刻本，乃清刻本而非宋刻本”，而南宋浙北刻本“乃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甚為可貴”，“此本又乃謝墉本之所自齣而為《集解》正文之遠源也，故更足以校正謝墉本及《集解》之誤”（《荀子譯注・附錄》，第692頁）。筆者認為張覺的意見有道理。從文字來看，浙北本的錯誤更少。其殘缺部分可據《古逸叢書》本補足。因此，校勘《荀子》，以浙北本為底本當更嘉。

該書用簡化字，彆的地方問題尚不大。但在附錄的《〈荀子〉宋槧善本重要異文校勘記》中，則給人一種不放心之感。“锺”、“鍾”之彆作者雖然注意到瞭，沒有用簡體字；但“�恕庇搿笆啤保�則看起來彆扭。當然，作者也是齣於無奈。

駱瑞鶴的《荀子補正》（武漢：武漢大學齣版社，1997年）是一部類似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雜誌》的著作。該書對《荀子》32篇及其各傢之說進行補正校釋，共有��記285條。其體例為：先以大字頂格列齣正文，再另起一行低一格列齣所補正的各傢之說，然後另起一行以“按”齣以己見。如無各傢之說，則在正文後直接齣以己見。其融辨析字形、訂正音讀、說解意義為一體，無論是糾正前賢時人的訛誤，還是齣以新說，都是專攻難點，專打硬仗。其基本準則有三：一是看是否符閤校勘學、訓詁學規範，二是看是否符閤原文原義，三是看是否符閤史實。可以說��記285條，條條都是心得，都是反復斟酌之作。堪稱大陸50多年來《荀子》考釋訂正的標誌性成果。當然，此書也有一些可討論之處。王天海指齣瞭幾條，大都言之成理，可以參考。

李中生的《荀子校詁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齣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校釋論文的匯集，共收論文11篇，約22萬字。其《讀〈荀子〉劄記》一篇有校釋��記250條，發明甚多。其論楊��《注》、王先謙《集解》、王念孫《雜誌》、梁啓雄《簡釋》的諸篇，在荀學研究史上，意義尤深。李氏認為：清以來的注傢有兩個較為普遍的缺陷。一是重訓詁而輕義理。二是隻注意由字詞到句，然後到全篇之義、全書之旨的一麵，忽視瞭由全書、全篇之義旨及用詞特點到某句、某字詞的另一麵。對王念孫《雜誌》、王先謙《集解》得失的檢討，就是從這一觀念展開的。這一認識，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鮮，但在《荀子》校釋方法的討論上，卻屬少見，有糾偏之功。對清人，特彆是後來的梁啓雄《簡釋》輕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齣瞭嚴厲的批評，又分析瞭其誤校、誤改的方法論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後文字進行論證時，忽略瞭還需從整部書的義理和用詞造句來融會貫通；在利用他書或類書的引用來比勘時，忽略瞭他書或類書的引文也會有省改的情況；在利用古注來改動原文時，忽略瞭古注與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對應關係；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規句法進行校對時，忽略瞭古人行文的文句異例。這些分析，是實事求是的；而其具體的校釋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他與駱瑞鶴，可以說是大陸50多年來《荀子》訓詁考釋工作的雙子星座。

三、校勘考釋雜論

50多年來，盡管沒有《荀子》研究的專著，但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諸位在《荀子》校勘考釋方麵也頗有成果。

高亨1933年就寫成瞭《荀子新箋》，當時梁啓雄著《荀子柬釋》就曾藉閱並選錄瞭若乾條。後來高氏也有些增補，1957年略予刪修，刊登於當年的《山東大學學報》第9期。1961年收入《諸子新箋》一書，��記共94條。高氏乃訓詁名傢，在《荀子》字詞的校釋、訓詁上也新見迭齣，斬獲頗豐。比如其釋《勸學》篇“金就礪則利”雲：“礪乃厲之俗字。《說文》：‘厲，旱石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錶》：‘泰山若厲。’集解引應劭曰：‘厲，砥石也。’是厲之本義為磨刀劍之石。‘金就礪’者，謂刀劍之屬，就砥石而磨之也。此二句相對成文。繩為正木所用之物，礪為砥金所用之物。礪亦有磨義，但不可以解此文。”（高亨：《諸子新箋》，第141頁）這是以本字釋後起孳衍字。高氏之說，證據充分，又經長期斟酌，較為審慎，大多能成鐵案。如《非相》篇“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句，梁啓雄《荀子簡釋》曾引高氏舊說，雲：“善惡當為‘美惡’，字之誤也。”（梁啓雄：《荀子簡釋》，第47頁）不過，在1961年版《諸子新箋》的《荀子新箋》裏，此條就被刪去瞭。這是正確的。先秦文獻裏大多以“美惡”相對，但也不乏“善惡”相對的例子，如《國語・晉語八》：“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荀子・強國》：“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性惡》篇善惡相對之處則更突齣。包遵信指齣：善也有美訓。所以，不能因為美惡習見就否定善惡相對。高氏《荀子新箋》刪去舊說是高明的。當然，以偏概全，好改原文是清代以來樸學傢的通病，高氏也不能盡免。

金德建的《荀子》研究成果集中在《先秦諸子雜考》（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一書裏。該書第二十一章《諸子叢考》有“《荀子・強國篇》有後人竄入”節，第二十二章《諸子叢考續》有“陳仲、史鰍遺說考”節、“《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非十子節》之比較”節，第二十三章《諸子學叢論》有“《非十二子篇》舜、禹節疏釋”節，第二十四章《〈屍子・廣澤篇〉零箋》有“《屍子・廣澤篇》與《荀子・解蔽篇》宗旨相通”節。第二十六章《〈荀子〉零箋》、第二十七章《〈荀子〉零箋續》、第二十八章《〈荀子〉零箋再續》更是《荀子》的專論，考辨瞭《荀子・非十二子》、《儒效》、《解蔽》、《不苟》、《天論》、《王霸》、《正論》、《強國》、《君道》、《王製》等篇的諸多問題，頗得學界矚目。其中有些內容1950年以前就曾發錶過，1950年以後在大陸刊物上發錶的則似乎隻有《〈荀子〉零箋》（《中華文史論叢》第4輯，上海古籍齣版社，1980年）一種。金氏的研究以“辨章學術，考證源流”為主，但也有訂正文字者。如其論《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囂”即秦相“範雎”形訛之說，很有影響。記得80年代我讀研究生時，李德永教授給我們上《荀子》研究課，就曾大加贊賞。當然，這也有大膽假設有餘而小心求證不足的嫌疑。

包遵信是“四人幫”被打倒後重評《荀子》的代錶。其在大陸刊物上發錶的論文雖隻有《論荀況宇宙觀的形而上學特徵》（《曆史研究》1977年4期）、《讀〈荀子〉劄記(上) 》（《文史》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12月）、《讀〈荀子〉劄記(下)》（《文史》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6月）3篇，卻很有影響。《讀〈荀子〉劄記》上、下兩篇有校釋文184條，發明頗多。後來大陸的《荀子》考釋，立說無不以其為基礎。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於今人之作絕少收錄，除其師高亨《荀子新箋》外，實質上僅取瞭包遵信《讀〈荀子〉劄記》一文，可見其份量。對包文的問題，駱瑞鶴、李中生、王天海、李亞明的論作都有一定涉及。不嚴謹處，筆者偶爾也有見。如開篇第一條批評高亨 “善惡當為‘美惡’，字之誤也”說，實即高亨早年舊作，在後來齣版的《新箋》裏，早已刪去。包氏視而不見，當屬不妥。

王天海近年有《〈荀子・勸學篇〉校釋訂補四則》（《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2年6期）、《〈荀子・修身篇〉校釋訂補五則》（《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2期）、《〈荀子・不苟篇〉疑詞新證》（《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3年6期）、《〈荀子・修身篇〉句讀新辨二則》（《貴州文史叢刊》，2004年3期）、《〈荀子・榮辱篇〉疑詞新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4期）、《〈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年5期）等一係列力作發錶，學風規範，視野開闊，考辨精細而富有創見。《〈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評論各傢《荀子》校勘注釋之作，持論公平而獨具法眼。論荀學史的專著如馬積高的《荀學源流》、江心力的《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與其比較，高下判然。至於非荀學史研究博士生的文獻綜述在材料的占有和評判上難以與其比肩，就更清楚瞭。不過，從發錶的論文看，王氏的校釋考證工作仍集中在《荀子》的頭4篇，《非相》以下28篇尚未完成，可謂任重而道遠。

餘 論

總的來說，這50年來大陸盡管齣版瞭40多部《荀子》的注釋、注譯著作，但仍沒有一部能與王先謙《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現在為止，100多年過去瞭，王先謙《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們迫切需要一部全麵超過《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這部新注，首先需要選好底本，我們無論是選《古逸叢書》本還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謂“不主一本，擇善而從”要好，也比王先謙《荀子集解》選擇盧校謝刻本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叢書》本而貶南宋浙北刻本；張覺盡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貶《古逸叢書》本，但其《荀子譯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這是其《譯注》的通俗性所緻。筆者認為浙北本雖殘缺瞭10來頁，但由於其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錯誤較之《古逸叢書》本更少，當為上上之選。其次，廣為搜集前賢今人的解釋考訂成果，既要將《荀子集解》遺漏的前賢之說一一補齊，又要將《荀子集解》以後的今人之說盡可能地竭澤而漁，一網打盡。不但要注意專書，更要重視單篇論文；不但要注意漢字文獻，也要重視非漢字文獻。第三，在廣集各傢之說的基礎上，考據與義理相結閤，得齣最後的考釋意見，力爭優勝劣汰，優選齣或創造齣最佳方案。21世紀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最應該做的就是這一工作。

（原載《中國思想史通訊》2006年第1輯，1.1萬字）

佐藤將之：二十世紀《荀子》研究綜述

――由國際視野的比較迴顧

（《邯鄲學院學報》2014/2）

摘要： 撰作本文目的有二：第一、試圖由國際視野和比較方法來評述20世紀《荀子》研究；第二、介紹過去日本《荀子》研究的主要脈絡和特色。由以下四個步驟來進行討論：(一)首先從三種途徑整理《荀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二)以此為切入點，大緻評述整個20世紀《荀子》研究之主要見解的長處與短處；(三)迴顧日本《荀子》研究之早期(約1880-1920)曆史；(四)點齣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的三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