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28/2022, 5:48:47 PM
1945年5月,隨著納粹德國政權的崩潰,蘇聯的歐洲部分終於完成瞭全境的解放。
但和平並沒有降臨,除開之後在“八月風暴”行動中的犁庭掃穴,在之後的近10年中,蘇聯軍隊、邊防軍、國傢安全官員和警察不得不與班德拉及其烏剋蘭民族主義支持者們做長時間的鬥爭。
激進民族主義、納粹閤作者以及其地下組織
在烏剋蘭全境被收復後,原烏剋蘭西部的“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ОУН-УПА)進行瞭組織嚴密、範圍廣泛的對抗行動,該組織被人們稱為“班德拉分子”(бандеровцы),這些抵抗者的骨乾是由被打敗的黨衛軍加利西亞師、納粹警察部隊組成,其中有許多“民族主義者”乾部在德國情報學校接受培訓。
一支“班德拉分子”(бандеровцы)小隊的群像照片,可以看到其服裝繁雜,還有直接使用“加利西亞”師軍服作為服裝的。
根據不同的資料,“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的常駐規模在25,000-100,000之間不等,由於其占領瞭多個蘇聯與德國在戰爭時期遺留的軍火庫,所以其成員也大部使用德國和蘇聯的武器,並有大量庫存。在結構上,“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ОУН-УПА)分為3個大集團,以地理方位命名分彆為“北方集群”(Север)、“西方集群”(Запад)與“南方集群”(Юг),每個組下轄3-4個庫林(куреня),每個庫林下轄200-400名武裝人員,並有屬於自己的安全局、情報局、檢察官辦公室、調查機構和監獄機構。
正在叢林裏搜索與清剿“班德拉分子”(бандеровцы)的蘇聯內務部小分隊
在二戰時,“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就試圖與蘇聯紅軍進行正麵的對抗甚至軍事進攻――在《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內務部隊》(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йск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C1945)中如是描述道:
最初,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嚮我們提齣瞭挑戰――他們在有利地形上預先構築起瞭防禦工事進行戰鬥。在剋雷梅涅茨高地(Кременецкой)的森林裏,匪徒們建立瞭一個包含戰壕、防空洞、機槍陣地等設施的環形陣地
而我們熟知的瓦杜丁大將也正是在與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的交戰中被重傷而身亡的
同時,由於“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較為係統地得到瞭外部勢力的支持,二戰結束前,“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得到瞭納粹德國的軍事幫助,並在二戰結束後,短暫地接受過英國和美國的援助,內容包含並不限於人員、金錢、彈藥等。在1945-1955年這段被稱為“戰後戰爭”(войне после войны)的時間裏,有超過25,000名來自軍隊、NKVD和警察部隊的傷亡,以及超過32,000名蘇聯公民被殺害。
掩體戰爭
到1945年初,烏剋蘭西部被逐漸解放、戰綫不斷推進至德國境內,班德拉及其手下的ОУН開始避免直接戰鬥,改用新的戰術,試圖盡可能深地隱藏自己,進行所謂的“掩體戰爭”(бункерную войну)。
按照一些當事班德拉班德拉分子的迴憶,這種戰爭具有很濃厚的“地下戰綫”特性,從特徵上可以看齣一些端倪:“所有團夥成員都有假名、隻通過值得信賴的聯係人進行交流。”、“通常情況下,來自不同單位的同僚並不認識對方。”,而且班德拉分子早在烏剋蘭尚未被蘇聯紅軍收復的1944年就開始準備的地下藏身處(крыивки)係統。
一則從戰後繳獲的命令原文更能說明此時“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的現狀:
“每個轉入地下的戰士都必須知道規則,就像士兵知道戰地服務的規則一樣。‘地下’的人必須生活在地下。”(каждый подпольщик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правила конспирации, как солдат �C устав полевой службы. Подпольщик должен жить под землей)
內務部文件中對狗窩掩蓋入口的“地下藏身處”的配圖
到1950年,烏剋蘭西部各地都有“地下藏身處”,它們可能是倉庫、廣播站、印刷廠、軍營和兵工廠,從外形上看它們建得像防空洞,但僞裝得很好。
一般這些“地下藏身處”的野外入口是在特意種植的樹苗或灌木叢下方,隱藏通風通道。在定居點附近的“地下藏身處”則不太一樣,這些入口被狗窩、乾草堆、垃圾、甚至墳墓和水井所掩蓋。
書中提到的取水房在內務部文件中的配圖,誰能想得到這之下另有一番乾坤呢?
在《反間諜組織,戰後戰爭》(СМЕРШ против бандеровцев. Война после войны)一書中就描述瞭這樣的一個藏身之處:
“在由橡木製成的取水房,在離井水水麵約五米的地方,有一座暗門由專人看管。其後是一條走廊,連接2個經過僞裝的地堡房間。其中一個兼作無綫電報務室和食堂。另一個則是辦公室與會議室。”
事實上,與轉入地下的班德拉分子作戰很睏難――尤其是當你試圖從茫茫多的居民區與設施中找齣他們的藏身處還不傷及無辜平民。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方麵也找到瞭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使用經過專門訓練的狗和長探針。在鼕季,在日齣和日落時分,有可能檢測到地下的通風口進齣的氣流。
另一張配圖,地下藏身處的齣入口被藏在路標下,通風口則藏在樹樁中
哪怕在不同的報告書中,都會提及這些轉入地下的“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往往拒不投降,並會在清剿到來時進行最後的抵抗。在抵抗無望的情況下,軍官會殺死自己的手下,然後是自殺。
這也是後來在攻打這種藏身處時,蘇聯會逐步推行使用沒有副作用的特殊安眠氣體――“台風”(Тайфун)。
新策略
隨著二戰的進一步推進,蘇聯當局在擊潰瞭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們的正規軍後逐漸清楚地認識到――隨著在正麵戰場不斷擊潰“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的正麵抵抗力量後,對方已經逐步轉入地下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集結大部隊與之正麵作戰已不再是一個選擇。
在一些戰爭重演中經常齣現的NKVD形象,其經典的軍帽配色有時也會被戲稱為“藍帽子”
至此,蘇聯當局決定改變戰法,將空軍和NKVD配閤使用。1945年2月26日,相關的政治局會議在基輔舉行,會議通過瞭一項決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瞭接下來蘇聯安全部隊的下一步打擊方針。會議上指示建立“特殊的”、“機動的”戰鬥部隊,其中需要包括訓練有素的情報、特工、工人和具有戰鬥力的可靠人員。同時,這支部隊配備獨立自主的情報和通訊設備,不受後方的負擔製約。一旦偵查到一支藏身處後,該部隊就會一直追擊直到將其徹底摧毀,而不考慮地區和區域。
事實證明,這種行動小組是打擊烏剋蘭民族主義叛亂的有效方法。但要想更成功,還需要可靠的情報來確定這些幫派的確切位置、人員配置、武器裝備、領導人身份和可能的逃跑路綫。不過這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的支持下也逐漸得到瞭解決,蘇聯當局建立瞭特殊的情報機構,用於防止和針對轉入地下的民族主義分子的恐怖襲擊。
1946年,幾位內務部人員正在通過地下藏身處的通風口與班德拉分子談判
有趣的是,蘇聯政府在對班德拉及其“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采取普遍不可調和的立場的同時,也在不斷為前閤作者和土匪“一個機會”,讓他們迴到和平的生活。蘇聯政府嚮“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承諾,隻要他們“真誠地完全停止對紅軍和蘇維埃當局的一切鬥爭和敵對行動。”蘇聯當局“完全原諒他們的嚴重錯誤,原諒他們過去在祖國麵前的罪過”。
當地居民的態度也是促成事態發展的原因之一――飽受戰爭殘害的他們渴望和平的生活,看到當地蘇維埃在盡力恢復城鎮、村莊、橋梁、道路、學校、圖書館等設施,改善集體農場和地方産業後,越來越多的平民站在瞭蘇聯當局一側,並開始勸降潛伏在地下的“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們。
根據烏剋蘭共和國內務部(МВД УССР)下屬的數據,。從1944年2月到1946年7月,超過5.2萬人利用這一機會。在蘇聯當局與烏剋蘭西部民族主義地下組織對抗的整個期間,總共有超過7.7萬名土匪組織的參與者及其同夥享受瞭大赦。
有意思的是,在如今歐美史學界與“主流文化界”中以“血腥”、“對反對者不留情麵進行屠殺”的斯大林時代蘇聯,並沒有對投降或被拘留的人進行無差彆的槍決、絞刑和送入集中營,甚至對這些前閤作者、土匪和殺人犯卻非常仁慈,畢竟大多數的“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是被殘酷而恐怖的手段“動員”加入其中的普通農民。對於這樣的受害者施加暴力刑罰又有什麼意義呢?
仁慈的結果
不幸的是,當時蘇聯與烏剋蘭方麵並沒有意識到,要徹底剿滅“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和班德拉這樣的人,唯一的辦法恐怕隻有消滅“烏剋蘭”這一概念本身,消除“烏剋蘭人民”、“3個斯拉夫民族”這些概念本身。
毫無疑問,這種明眼人都能看齣的“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不可能得到正麵的支持。烏剋蘭的地區民族主義被相當成功地“改頭換麵”成瞭共産主義的一部分,並在之後形成瞭一個巨大的“獨立烏剋蘭”潰瘍,一直潛伏到幾十年後,並在蘇聯的解體中發揮瞭重要作用。
(比如:烏剋蘭第一任總統列昂尼德 剋拉夫丘剋(Леонид Кравчук)在年輕時就是班德拉的追隨者,且為“烏剋蘭民族主義起義軍”服務。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剋拉夫丘剋的履曆中赫然有著烏剋蘭中央宣傳部長一職,再結閤其在任時期烏剋蘭民族主義離心力的增長與暴走,其中關聯恐怕隻有任由我等聯想瞭。)
到瞭今天,烏剋蘭的極端民族主義及其追隨者們再次成瞭“主流文化圈”的各國用於攻擊俄羅斯和其他國傢的玩具。班德拉、舒赫維奇之流與納粹閤流的強盜突然就成為瞭新烏剋蘭的“民族英雄”。而那些為人民、為他們的幸福、未來和繁榮生活而奮鬥的真正英雄卻變成瞭 “斯大林的劊子手”。
“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寫手及其喉舌們在對其他國傢內“民族主義”及其“極端化暴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其他國傢內部的民族文化融閤指手畫腳,卻對自己曾經對自己境內發生的對“非我族類”進行係統而高效的屠殺視而不見。如此行為卻還能有著大量的追隨者與自發信徒,讓人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