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於武漢市武昌區武珞路1號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瞭解武昌起義的來龍去脈 誰打響瞭武昌起義第一槍？熊秉坤還是程正瀛？ - 趣味新聞網

走進位於武漢市武昌區武珞路1號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瞭解武昌起義的來龍去脈，瞻仰革命先烈，是許多外地遊客來到武漢後的選擇。

武昌起義紀念館建立在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的舊址上。2017年，武昌起義紀念館被評為國傢一級博物館，收藏有數韆件辛亥革命時期的珍貴文物。

武昌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曆史事件，揭開瞭辛亥革命的序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熊一槍”

人們通常認為，是熊秉坤打響瞭武昌起義第一槍。

熊秉坤，字載乾，湖北江夏修元鄉熊傢灣人，生於1885年。熊秉坤很小時，父親就去世瞭，傢庭陷入貧睏，無錢讀書。為瞭養傢糊口，熊秉坤小小年紀，就到當地一傢商店當學徒工。後來，熊秉坤又來到武昌，在平湖門碼頭做搬運工，過早體驗到生活的艱辛。

不久，熊秉坤加入湖北新軍，到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一排當兵。熊秉坤做事果斷，精明能乾，很快就被提拔�檎�目（班長）。20世紀初，一批青年學生在“九省通衢”的武漢三鎮組建革命組織，傳播革命思想。1909年，中國同盟會外圍革命團體在武漢成立瞭分會。1911年春天，熊秉坤加入瞭共進會，成為骨乾會員，並擔任共進會工程第八營營代錶。熊秉坤在工程第八營裏發展瞭200多名會員。這200多名會員組成工程營革命軍，由熊秉坤擔任大隊長。

1911年鞦天，共進會和另一個武漢革命團體文學社達成協議，決定趁署理四川總督端方帶領部分湖北新軍進入四川，導緻清軍在湖北的軍事力量大幅削減的絕佳機會，在武昌發起一場武裝起義。起義的時間定在10月16日。

10月9日下午3時，革命黨人孫武、丁立中、李作棟、王伯雨、鄧玉麟等人在位於漢口俄租界的寶善裏14號製作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暴露瞭目標。湖廣總督瑞澄下令在全城抓捕革命黨人，並處決瞭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3名革命黨人。眼看清廷就要將武昌起義掐死在搖籃之中，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決定提前到10月10日晚發動武裝起義――後來，10月10日成為武昌起義的紀念日和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當晚，熊秉坤按照事前的約定，率領工程營革命軍攻打楚望台軍械庫。

楚望台是明朝楚王硃楨修建的一座高台，他經常登上高台，遙望京城，感懷父親硃元璋的恩情，因此被命名為“楚望台”。清朝末年，清軍在楚望台修建瞭全國最大規模的軍械庫。根據記載，10月10日晚7時許，熊秉坤下樓後，吹哨笛集閤隊伍，對空連放3槍，隨即率領工程第八營嚮楚望台軍械庫發起進攻，並迅速將之占領。楚望台軍械庫是武昌起義軍隊占領的第一個目標。

熊秉坤被稱為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革命者，人稱“熊一槍”。1913年1月23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發布瞭授勛命令，授予包括熊秉坤在內的多位武昌首義功臣“勛五位”證書及徽章。後來，熊秉坤的兒子熊輝先生將這枚徽章捐獻給武昌起義紀念館。

第一槍另有其人

然而，熊秉坤自己卻否認瞭“武昌起義第一槍”的說法。1912年，熊秉坤應湖北革命實錄館之邀，撰寫迴憶錄《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提齣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不是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熊秉坤寫道：“緣該三棚內之支隊長金兆龍，得坤改定時限信後，方將準備一切，被本排排長陶啓勝窺破，帶護兵二名從之。金見事敗，疾呼曰：‘眾同誌再不動手更待何時！中一會員程定國（正瀛）持槍開擊，陶帶傷逃死於傢。於是人聲沸騰，槍彈如雨，一、三排亦繼起。”

根據熊秉坤的迴憶，以及其他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到當天晚上的大緻經過：10月10日全天，清軍在武昌城進行搜捕，捉拿革命黨人。工程第八營二排長陶啓勝像往常一樣，對軍營進行查鋪。當他查到第五棚的時候，看見該棚的正目（班長）金兆龍荷槍實彈，似乎有重大圖謀，便喊人將他拿下，自己親自齣手準備去搶奪他的槍支。金兆龍見事情敗露瞭，與陶啓勝扭打起來，大呼：“眾同誌再不動手更待何時？”

就在這緊要關頭，革命黨人程正瀛（程定國）聞聲趕來，打算開槍射擊陶啓勝，又怕誤傷金光龍，便用槍托猛擊陶啓勝頭部。陶啓勝負傷逃走，後帶傷死於傢中。接下來，工程營第八營的代理管帶阮榮發、右隊隊長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等人相繼趕來，全部被程正瀛開槍擊斃。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撰寫的《武昌起義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二排長陶啓勝竟不聽乃弟勸，反率護兵二名，徑奔餘棚，意欲先發製人。嗬下士金兆龍：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將奈何？陶喚捕，金與陶扭，金不能勝，即呼曰：‘吾輩今不動手，尚待何時？同棚程定國（程正瀛）應聲起，以槍托擊陶頭部血淋，陶釋金逃，程繼射一槍中陶腰部，此即首義第一也。”

除瞭熊秉坤，民國時期的武漢著名報人蔡寄鷗先生也持相同看法。武昌起義爆發時，蔡寄鷗已是《漢口中西報》《公論新報》等武漢報刊的撰稿人，近距離觀察過這場重大曆史事件。1958年，蔡寄鷗在龍門聯閤書局齣版瞭一本《鄂州血史》，記錄瞭武昌起義的全過程。《鄂州血史》記載：“程正瀛上好瞭槍，連忙趕上嚮陶（啓勝）放瞭一槍，陶負傷逃走。”

就連熊秉坤的兒子熊輝先生，也在《武漢春鞦》撰文時指齣：“父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發時的實際領導組織者，率工程營革命黨人打響瞭第一槍。如單從時間上、狹義上說，他並沒有打響這第一槍。”

由此可見，程正瀛纔是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人。

不僅如此，程正瀛還跟隨熊秉坤參加瞭攻占楚望台軍械庫、湖廣總督衙門等軍事行動。熊秉坤見程正瀛作戰勇猛，要提拔他為隊官，他不願意，寜願去擔任敢死隊任第一排長，衝鋒陷陣，不懼生死。後來，程正瀛又報告瞭黎元洪的行蹤，帶人將黎攔截下來，黎由此被革命黨人強迫推舉為湖北都督。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程一槍”變成瞭“熊一槍”呢？

這與中山先生有一定關係。

1913年，熊秉坤東渡日本。第二年，熊秉坤在孫中山的影響下，參加瞭中華革命黨。有一次，中山先生在參加一次活動時，將熊秉坤介紹給在場的人說：“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誌啊！”

1919年10月10日，中山先生為上海《晨報》撰寫國慶賀詞，裏麵寫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誌熊秉坤以一槍起義之日乎？”

不久，中山先生撰寫煌煌巨著《建國方略》。《建國方略》由《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劃》3篇構成。在《孫文學說》中，中山先生第三次提到“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的說法。

其實，當武昌起義爆發時，中山先生並沒有在武昌，並不瞭解武昌起義的一些細節。他認定熊秉坤打響瞭“武昌起義”第一槍，可能更多是宏觀描述。不過，由於 中山先生威望極高，“熊一槍”的說法就逐漸流傳開來，“程一槍”的說法也隨著程正瀛的早逝而被人們遺忘。

熊秉坤在辛亥革命之後，加入瞭 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參加瞭護法運動、北伐等，並在國民政府任職，一度擔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兼任武昌市市長。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熊秉坤曆任中南軍事委員會參事、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湖北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職，還在1961年進京參加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盛典，見到瞭被特赦不久、作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專員應邀參加盛典的末代皇帝溥儀。

在宴會上，溥儀主動來到熊秉坤麵前，高舉酒杯說：“辛亥革命，你打響瞭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瞭不起，推翻瞭封建統治，打倒瞭我這個當年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曆史潮流，改造為新人。為錶達謝意，容我敬你一杯。”

熊秉坤則謙遜地迴答道：“承當不起，我們過去是夙敵，你是皇帝，我是亂民；今天是共産黨領導，冤傢路寬，大傢擇善而從，成瞭朋友，都做瞭新人。新人做新事，讓我們為國傢昌盛、民族興旺共同乾杯。”

功過浮沉

程正瀛是湖北省鄂州市澤林大山村人，生於1885年，與熊秉坤是湖北老鄉，又是同齡人。可是，兩個人的命運有著天壤之彆。

程正瀛齣身一個普通農民傢庭，參加湖北新軍，被分到第八鎮工程第八營。1908年，程正瀛加入瞭共進會，曾經擔任工程營革命軍大隊部參議。1912年，程正瀛在武昌起義錶現得非常搶眼。辛亥革命勝利後，程正瀛榮膺國民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臣”，獲得“首義第一槍”金匾。

可是，程正瀛後來錯誤地站在瞭北洋軍閥的陣營，成為瞭革命黨人的暗殺目標。1916年，革命黨人賈正魁藉商鋪開業之名，請來程正瀛，在酒局上將他灌醉。在程正瀛迴傢的路上，革命黨人一擁而上，用早已準備好的麻袋將他套住，五花大綁後拋入長江淹死，死時年僅31歲。

但程正瀛畢竟打響過“武昌起義第一槍”，對曆史作齣�^重要貢獻。2005年，為瞭紀念辛亥革命95周年，湖北省鄂州市有關部門決定修復程正瀛故居，邀請當代著名書法傢陳義經先生題寫匾額，邀請鄂州學者白雉山撰寫大門楹聯：“首義史長垂，革新華夏原三楚；韆鞦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