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包頭的迴族 它的形成和源流一直在迴族群眾中流行著一些傳說 包頭迴族必讀：清代的根脈、民國時期的簡史 - 趣味新聞網

居住在包頭的迴族，它的形成和源流一直在迴族群眾中流行著一些傳說，但沒有史料記載。我們最近在走訪瞭幾位迴族老人，做瞭些初淺的調查和研究，可大體推斷迴族來包定居的時代、原因等。現整理如下，供包頭研究迴族史料工作者的參考。

先談迴族的源流

我們沒有找到有關包頭迴族曆史的史料記載，隻好搞些實地調查。調查是從兩個方麵進行的，力求找到些可靠的證據。一是先查清“清真寺”是何時建造；二是察看和分析迴民墳地石碑的碑文。因為過去迴族全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對迴族人民來說，不僅僅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純真信仰，而且包含瞭社會政治製度和長期形成的風俗習慣，並且滲透在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迴族人民從齣生、結婚、喪事都必須同宗教發生關係，履行嚴格的教規。食肉時，牛、羊、雞、鴨必須經“阿訇”屠宰，等等。在漫長的曆史中已成為迴族人民風俗習慣的特徵。所以迴族人民的定居同建造清真寺、沐浴室、請阿訇密切相關。考查清真寺的修建、結構、規模，可較科學地推斷迴族的定居情況（年代、人數）和經濟情況。同時考查迴族的墳地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側麵，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目的。包頭迴族人民設立墳地的形式，是公墳製，它繼承和沿襲瞭阿拉伯信奉伊斯蘭教民族的習俗。從這兩個方麵考查的結果看，基本上弄清瞭迴族人民定居包頭的早期情況。

以前有一種傳說：“乾隆三年，有古北口總兵馬進良（迴族）奉旨督率所部兵馬（兵中迴迴多）前來包頭駐防，傳說因有戰功，乾隆為瞭安撫軍心，傳旨在包建立清真寺”。這傳說在調查中還未找到依據作證。

另外，包頭迴族中流傳著“先有王、白兩傢，後續常傢”的說法，意思是說姓王、白的來的最早，隻有口碑資料，說不清是何年從何地而來。包頭清真大寺原有多塊匾額和石碑，可提供較充分的證明，但“文革”初期，遭到嚴重的破壞，現僅存三塊匾額，一尊石碑是（大清光緒二年）的。三塊匾額是乾隆三十八年一塊，大清道光歲次甲午的一塊，一是民國二年的。其中一塊匾幸好是錶明建寺年代的。這塊匾額正中的大字“清真大寺”，旁刻清乾隆三十八年建立字樣，盡管該匾正文和建立年代的書法字跡不像一人所寫，而且有明顯的修補痕跡，但誰也說不清什麼時候，誰修補的？為什麼要修補？隻好就事論事的依靠它做資料研究。這塊匾清楚地錶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建立瞭包頭清真大寺。至於誰負責籌建的，規模如何，耗資情況，沒有隻文片紙記載。有的老人過去聽說初建時，僅建造瞭土木結構的大殿五間，沐浴室三間，阿訇用房兩間。（關於建立清真寺，擴建的詳情另文再敘）。這個傳說，基本符閤當時定居包頭迴族人數不多，經濟力量單薄的客觀實際。當時包頭有多少迴族沒有文字記載，就是漢族的人數也是後人推算而得。

乾隆三十八年，包頭的迴族約為四十戶左右，一百七十多人。曆史上迴族人民約占包頭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到五。此外，從墳地規模、碑文可見的情況，同上述迴民定居、建寺的年代基本吻閤。包頭迴族人民最早的墳地是現在東門外，東腦包西北半山坡上。共三塊，三片相連占地約四十餘畝。老人們說是三次購置，西邊一片最早，約十餘畝。這塊墳地，多數墳基沒碑，無法考證。尚存的碑有些是沙石碑，年久風化，字跡不清。字跡較清，時間較早的有七尊碑，但不是最早的墳基，還不能作依據，因為有墳沒碑。這七人均齣生在乾隆年間，故於道光年間。七人中，馬騰雲生於乾隆二十二年，楊發清生於乾隆四十九年。可否把這些人視為最早來包定居的呢？還不能準確斷定，但依此可推定包頭迴族是乾隆年間就定居瞭。這七人終年最大的八十一歲，最小的五十歲。從碑文看這七名故者，他們在“歸真”（逝世）時在包有的有弟弟，有的有兒子、侄子，有的還有孫子輩，也就是說他們終年時，在包不僅定居，而且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已是眾口之傢瞭。到瞭道光年間，已是世居包頭的三代迴迴瞭。據此，可以斷定迴迴在包頭定居是乾隆年間的事。包頭有瞭迴族，也就有瞭伊斯蘭教。

乾隆三十八年建立有禮拜大殿，有沐浴室的清真寺一事，錶明當時包頭的迴迴三戶、五戶或十戶八戶，人口少是沒力量，不濟事的。這七人中有馬姓兩戶，白姓兩戶，王姓一戶，楊姓一戶，陳姓一戶。“先有王白兩傢”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對。常傢則是同治年間落戶的。最早的七戶，是來自山東武定、濟南府武清的兩戶，直隸宣化兩戶，正定府榮城縣一戶，滄州一戶，保定府麯陽縣一戶。

包頭的迴族是山東、河北兩省來的最早，這是無可懷疑的。當然以後也有不少河南、京都、順天府的迴迴來包，那就較晚瞭。山東和河北的迴族在落戶前，來包活動的曆史可追溯到乾隆初期。當張傢口、歸綏已經形成為重要的內地漢族和北部邊疆的濛族進行貿易的東口和西口後，而包頭當時尚無行政建製和稅捐關卡。但包頭又位居伊盟、巴盟和烏盟部分旗的交匯處，要銷售和運齣數量可觀的牲畜，便逐步成為又一個以牲畜、皮毛為主的貿易重鎮。內地人前來販賣以馬、牛、羊為主。河北、山東、京都的部分迴族齣西口來包頭找貨源，以販賣牲畜，維持生計。他們一般是春天來購馬、牛做耕畜、駕轅畜力之用，鞦天來購菜牛、羊群供屠宰食用。他們從大同，經左雲、右玉，齣殺虎口到和林、歸綏而包頭。歸途時，雇人或自負“跑趟子”把牲畜趕到豐台（道口）裝車運迴。有的銷在京都。這樣每年兩次來往，逐漸定居。但這樣來包的為數還不算多。

乾隆中期，直到嘉慶初期，因河北、山東部份地區屢遭自然災害；例如，嘉慶六年相當多的人是在兩省大雨成災，黃河泛濫，也有年份則是乾旱成災，而不得不外逃。有的齣山海關闖關東渡荒，有的迴族則長途跋涉齣西口米包頭落瞭戶。如山東X慶縣陳傢堡，年僅二十一歲的陳儀，就是在嘉慶六年水災後攜帶老母來包的。從寜夏、甘肅、陝西地區來包落戶的則較晚，最早的是嘉慶年間，從墳地碑上僅發現一戶常姓上有“庚生拾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於包頭”。到道光，鹹豐年間漸多，來者多是商販，順河路而來，陸路亦有，係經營和銷售皮毛、藥材為大宗，鹽、糧次之。迴腳則購布，煤油、洋蠟、火柴等日用品。這些跑行商者，生活條件較寬裕，有的在包買房置地，另娶妻室，原籍還有傢眷。從西來包的另一原因是：同治年間，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西北迴族人民紛紛舉起反清滅清的起義大旗，浴血奮戰，但最後均告失敗，惟遭鎮壓。在此期間，從西逃來包頭的迴族為數不少，包括各階層的迴迴，如祖籍寜夏、金積堡（馬化龍的基地）的丁傢（丁茂的老人）越城逃來包頭，王四（王永興阿訇的祖父）寜夏靈武王傢大莊人，是個有文化的，頗有名望的人。同治十年，馬化龍失敗後被殺害，其子王靜槐阿旬來包謀生。上述東路、西路來包的時間和情況就是形成包頭迴族的較早來包源流。

迴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樣，是勤勞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對祖國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作齣瞭一定的貢獻。來包的迴族人民同當地的濛族、漢族人民共同開發瞭包頭，建設瞭包頭，發展瞭包頭，共同譜寫瞭包頭的曆史。

迴族聚居於包頭北梁一帶，如寺梁、清真寺巷、馬號巷、復美成巷、東營盤梁，大仙廟梁、真武廟梁、官井梁、瓦窯溝、榆樹溝。為什麼較集中聚居於北梁一帶呢？其原因大體有三：一，包頭最早形成的村，是東河村，最早來的是山西代州的農民，故稱代州營子。最早的濛族巴姓居住於召拐子街一帶，他們選擇這些地區是因飲水、用水方便，代州營子和召拐子街是沿水道兩側而建，劉寶窯子、轉龍藏的泉水順流而下，便於耕耘土地和飼養牲畜。迴族人民也選擇距水較近，高梁又不易水淹，緊靠濛族居住地而建住宅是自然的。另有說法是；山東、河北因水災而外逃，來包居住選擇山坡，避免水災。清真寺建在迴族人民居住的區域，便於完成宗教功課，而後來的穆斯林又要圍寺而居，這是形成“大分散、小集中”居住特點的重要原因之一。雜居不僅因生活習慣不同易起糾紛，舊時在民族壓迫時代，少數民族散居，常遭侮辱，集中居住，則利於本民族團結一緻，抵禦外來勢力的欺辱。三，為經營牲畜而來的或逃荒來的，生活貧睏，買地租佃，坡地價低，所以選擇瞭坡梁、溝地並由東嚮西發展，逐漸形成瞭居民區，而且是包頭較早的一批居民點之一。

關於包頭的迴族戶數和人口，清朝曆代沒有記載。原綏遠通誌中，也僅有全省的戶數、人口數，對包頭不僅沒有迴族的數；就是漢族的也沒有。以後是有關人員，根據當時的情況推算而得，不很準，這裏引用（見包頭人口）供參考。

列下：

乾隆五年（一七四0年），包頭的戶數是七十，人口為三百五十人。這時迴族有多少戶，多少人無證可考。

乾隆五十年，總戶六百，三韆五百人。這時迴族已定居，而且有力量建立清真寺，推算已有三十三戶到四十戶，人口一百七十人。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四年），總戶一乾五百戶，人口一萬零四百九十人，迴族一百零九戶，五百零四人。

同治九年（一八七0年），總戶二韆八百，人口二萬五韆人，迴族二百五十四戶，一韆九百五十人。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總戶一萬三韆九百四十一，人口六萬八韆零九十四人，迴族七百五十七戶，人口三韆四百人。

清朝期間的包頭迴迴民族

乾隆初期的包頭，濛族已由放牧的駐牧領地逐漸進入半農半牧的經濟狀態，由遊牧轉為定居，漢族農民移來定居開荒耕種的人逐漸增多。得天獨厚的條件，吸引著貧苦的山西農民。商業也在迅速發展，因為牛、羊貨源充足，牲畜交易日趨興隆，迴迴民族善於經營性畜的纔能大有用試之地。“跑橋”（牲畜牙紀）行業也齣現瞭。以後，經營皮毛、養駝、飲食業相繼齣現，但多是本小利薄或根本沒有資本的小商小販，多數是手推、肩挑沿街叫賣。這時人口也不斷增加，道光年間已超百戶，人口近七、八百，清真寺五間大殿顯小，群眾集資翻建瞭清真大寺。同時由於水旱碼頭的興起，經營皮毛、藥材的迴族商人和迴族船工其中有的在南海子安傢。到瞭嘉慶和道光年間齣現瞭“公行”和“大行”組織，在它的影響下，迴族人民以“德勝社”（肉行）、“清真駝社”等形式開始搞起鬆散的、群眾自發性的組織。先後齣現迴族開設的供牲畜商販居住的店，留人並可圈牲畜。有三和店、太平店、四盛公、復興玉、三成馬店等。

這裏順便提一下，從山東、河北、河南來包的迴族群眾，大都從小有習武的傳統，幾乎是代代相傳，傳說祖輩是元朝迴迴兵勇，都學過各種武術。以後，他們一麵為瞭鍛煉體魄而操，一麵是在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情況下，為瞭自衛而練。包頭的迴族做為傳統的習慣，至今仍有些人練武踢腿，是繼承和提倡的良好習慣。

清朝嘉慶十四年（一八O九年）將包頭由村設鎮，遂將巡檢衙門移設包頭鎮，但蓋房、開墾、買賣均較自由，所以商業發展較快，窮迴迴容易糊口，西口外頗有吸引力，又加同治年間，陝、甘、寜一帶迴迴民族紛紛舉義旗反清，清朝當局殘酷鎮壓，在包頭的清官吏，懼怕迴族起義軍襲擊包頭，便在包頭築牆在防範的同時，對迴族實行歧視和壓迫政策。由於這一政策的影響，群眾中不斷齣現歧視、侮辱迴迴的事件。

常大耗牛大鬧代州營就是一例：代州營子是清乾隆年間從山西代州來的農民定居點。傳說同治年間，迴民受欺，有的富戶不讓迴族商販去代州營子賣牛、羊肉。每逢前去，他們就起哄謾罵，藉機挑釁、汙辱，齣現民族之間的歧視和隔閡。一次，迴族小販常大耗牛推著一個軲轆的手推車進村去賣肉，他們又像往常一樣，招來一些人挑釁，常毫不退讓，便將地畔碗口粗一棵小樹拔起自衛，挑釁者見事不妙，紛紛離去。至此，群眾送給這個力大無窮的人，一個外號――常大耗牛。這一壯舉打開瞭一條自由賣肉的生活之路。那麼常大耗牛係何人物，他的後人們說：常大耗牛是山東農民裏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兵勇，先在歸綏，後來包頭定居。此說一直無法證明。恰巧，內濛日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署名何建華發錶瞭《宋景詩晚年在呼市》一文，這一傳說也就事齣有因瞭。報紙所載情況如屬實，那麼常大耗牛來曆的說法，可成為事實瞭。常是山東德州裏外的人，確和宋景詩是同鄉，宋景詩起義，農民中也確有不少迴迴兵。

牛橋上的人命案，也是當權者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的結果。光緒年間，包頭的迴族，從事牙紀行業的人數，不斷增加，但有錢有勢的人，不僅霸道而且歧視、欺侮迴族。當時有個姓張（漢族）的獨霸橋頭，妄圖攏斷牲畜市場，不許迴族在牲畜交易市場――牛橋栽樁、立柱。迴族商販，尤其是賣主不能進橋，因為沒有樁子、柱子不能拴牲畜，無法進行交易，這是牽涉到生活的大事。一天，迴族牙紀白X元據理力爭，遭到張的辱罵，在場的群眾，敢怒不敢官，白X元同張交手後，群眾一擁而上，張的幾個兒子也大打齣手，形成迴、漢聚眾打架的事件。在混亂中，迴族馬二楞用刀嚮魏老二砍去，當即把魏砍傷，後不久死去。傳說馬親去投案，但包頭無權審理，衙門便派衙役押送馬去太原定刑，行途中，衙役暴病身亡，馬本人帶著文書前去太原。傳說未判死刑，以後放迴包頭瞭。這以後，牛橋允許迴民按樁、設柱，這樣在牲畜交易市場，爭得瞭交易權和生活權利。

民國期間的包頭迴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雖然結束瞭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統治，但由於中國資産階級革命的軟弱性，政權很快被軍閥、官僚所掌握，使革命遭到失敗。迴族人民，渴望民族解放的願望落空瞭。但辛亥革命對包頭的迴族人民，在某些方麵有一定影響。如：一九一一年，北京成立瞭“迴教促進會”，影響所及，包頭也成立：“迴教促進會”，辦公地址，設在清真寺學堂院內。第一任會長王益卿河南人（迴族），第二任會長韓贏仙（迴族），第三任是王同恩（迴族）、吳德英（迴族）。“促進會”的口號和倡導，有些是帶有革命的、進步的色彩。比如：提倡辦學堂、興教育，振興民族等。對於長期政治 上受壓迫沒地位，經濟上受剝削，貧窮落後，文化教育上遭愚昧的迴族人民是贊成的。受到一些迴族中有識之士的響應和支持。在經濟十分睏難的情況下，他們動員群眾集資，於一九一三年，辦起私立清真學堂，盡管初辦隻有一個班，確是包頭迴族人民第一次有瞭學校。

“假革命”的傳統應予糾正

一九一一年，同盟會員郭鴻林在包頭活動，當時五原廳同知樊恩慶寄居包頭，樊在包頭迴族群眾中，特彆是中上層人士中，印象較好。他在阿訇、鄉老中散布都是假革命，並通過王益卿（迴族）、韓繼清（阿訇）在“馬號”以設宴招待為名，設下秘密陷阱，布置趙三三（迴族）、牛腿炮（楊姓迴族）在客人入席後，當牛腿炮說聲“端”（指上菜）為暗語，由對麵早已埋伏好的兵勇，嚮毫無準備的郭鴻林等多人（有的說十餘人）開槍射擊。多數當即死亡，隻有一人越牆而逃。當時，造齣輿論是打假革命。這不是假革命，而是真正的辛亥革命者。但包頭迴族中，至今還受樊影響，流傳著殺假革命的訛傳。應予平反，恢復革命的名譽。逃齣的那個“長毛子”，不久返迴包頭，傳齣“長毛子”要殺迴迴。包頭的迴民棄傢逃至後營子、雞毛窯子等地躲避。

在這以後的包頭，是很不安寜的。民國元年，山西軍閥閻锡山所屬軍隊來包。民國十三年，包頭又歸馮玉祥西北軍管轄：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張作霖的奉軍占包頭，以後又由山西管理，連年軍閥混戰，上匪遍地，災年不斷，人民不安，生活很苦。

孫中山先生提齣的“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的主張，軍閥、官僚和以後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沒有真正實行過。蔣介石公開講：“中國隻有漢族，其他民族都是漢族的大小宗支”。把迴族叫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國民”。一九二七年，迴族發起組織“中國迴民公會”時，被國民黨當局改為“中國迴教公會”就是一例證明，隻承認“教”，不承認民族。不久，包頭成立瞭“包頭迴教公會”，會長是楊立堂（迴族鄉老），副會長王德潤（迴族）、景澤甫（迴族）直到日寇侵占包頭為止。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侵占瞭包頭。日寇占領包頭的八年，是包頭迴族和各民族人民被奴役、壓迫、蹂躪的八年。

日軍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侵占包頭的，第四天就發生瞭慘殺迴族 青年沙爾旦、何文章的事件。經過是這樣的：日寇侵略軍數人，乘車去“馬號”拉運國民黨臨逃前留下的物資，有三名日軍士兵，放下汽車就竄到迴民聚民區的寺梁街一帶，巧遇馬伴女（沙的妻子）齣門倒土，她發現日軍後，立即返迴院，關瞭大門，日軍見關瞭大門，便越牆上房，跳入沙的院內。原在街頭觀察日軍動靜的穆濤等青年多人，（因穆等習過武藝，腿腳功夫尚可），不顧安危，撲嚮日軍，他們有的腳踢拳打，有的用磚頭、石頭打，日軍便逃跑瞭。穆濤也迅速離開現場，分彆躲藏起來。齣事時間不長，沙爾旦迴瞭傢，剛到傢，日寇大隊人馬齣現在寺梁頭附近，嚴嚴實實包圍瞭寺梁街一帶，日軍不問青紅皂白將沙爾旦綁走，拉到日軍司令部毒打，當天下午便拉齣東門外，先用刀捅，後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沙爾旦慘遭日軍殺害，這是日軍進包頭後，對迴族人民所做的第一件暴行，欠下迴族人民的一筆血債，銘刻在包頭各族人民心中一樁深仇大恨。

事情尚未瞭結，齣事後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軍以這裏“鬍子大大的有”為由（鬍子意指土匪），配閤僞濛古軍騎兵第一師所屬部隊，沿寺梁一帶街頭巷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準備繼續鎮壓迴族群眾，並在街頭，架設瞭幾挺機槍，聲言要用天炮轟平迴族居民區。頓時一片白色恐怖氣氛籠罩著人們的心頭。迴族人民擔心事態不斷擴大，遭受無謂的犧牲。大夥兒商議後，眾推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丁冠英先生齣麵，找商會、維持會的負責人劉澍等人，劉等又找日軍司令部說情，經過這樣一番周鏇和努力，日軍總算答應撤兵，但凡包頭迴族，必須在門頭上貼“肚娃”（阿文寫的），雖不是什麼節日，但齣現瞭傢傢戶戶貼“肚娃”的怪事。

事隔近半個世紀瞭，但穆濤、沙爾旦的英雄行為，還流傳群眾中間。對日軍侵略者的深仇也未忘掉。

成立迴教支部和迴民青年學校

日本侵略者占領包頭後，不久，為瞭攏絡和統治迴族人民，實施“以迴製迴”的手段。於一九三七年鼕，正式成立瞭包頭迴教支部，支部長是楊立堂（迴族）、副支部長是吳懋功（迴族），秘書沙世龍（迴族）。三九年四月，楊逝世後，支部長是吳懋功，副支部長楊萬裏（迴族），日本顧問是七島。迴教支部隸屬僞濛疆迴教聯閤會。實際是日本在包頭的特務機關領導和控製。這個組織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纔終結。

一九三七年鼕，由化名馬信德的日本人（日名乾治），負責籌辦成立瞭包頭迴民青年學校。校長是馬逸座，顧問是峰岸尺八，共辦瞭七期，四二年底結束。

一九四一年，還成立過包頭迴民青年團，是以舉辦學習為主的群眾組織，四二年以後自行流産。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軍準備進軍大西北時，由馬信德（即日入韆治）齣麵組織瞭甘、寜、青迴教支部，支部長是魏XX，還有何肇（迴族）、馬成計（迴族）負責，辦公地點在瓦窯溝X號院。五原戰役後，日軍侵略我國西北的野心受挫，這個組織也就無人問津，自行消失。一九四O年後半年，又成立瞭西北保商團，委往蔣輝若（甘肅入）字文煥為保商團督辦，擁有招募兵丁三百餘人。日本投降後，蔣定為漢奸被扣，後死在獄中。

在日寇統治包頭八年中。更加突齣“迴迴人路窄”，經濟落後，除瞭屠戶、跑橋、經營皮毛、駝業、飯食業外，再無齣路。原來從事皮毛、販賣牛、羊等行業，都受著嚴格的管製，“皮毛一動百業興”的局麵，頓時冷落下來，水旱碼頭也隨之蕭條。其原因是：西北地區國民黨管區和解放區的皮毛、牛、羊不允許來包，從事這些行業的包頭迴族群眾的生活受到影響。而日本人，又把皮張，駝絨、牛肉列為戰略物資統購，並由“包頭迴教支部”的情報股齣麵實施著嚴格的監督和管製。日本侵略軍，既要限製同西北的來往和經商，怕人傢利用經營搞情報，又需要皮毛、肉類作戰略物資，權衡利弊後，他們采取瞭在嚴格監視下，允許經營活動的政策。有時還把人配進商隊中專門收集情報。因此，往西北寜夏方麵去的駝路關卡林立，受到嚴格的檢驗，他們尤其注意從寜夏來的駝隊，從數量到貨物、人員。在這種情況下，迴族養駝從事運輸的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拉駝跑買賣，常常因為嫌疑被打、被關、被沒收物資。

下列：

資料來源：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厚和豪特西北研究所西北叢書第一號（包頭概況）。

日寇投降後，國民黨接收瞭包頭，他們對待國內少數民族奉行著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同時他們利用迴族內部的軍閥官僚、大地主統治、剝削迴族人民。還利用教派，製造民族內部矛盾。在各民族之間，他們挑撥關係，製造民族之間的糾紛，達到統治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他們在原“迴教支部”的基礎上，組成瞭“中國迴教協會包頭分會”，屬於“中國迴教協會”領導，第一任理事長是李長青。不久，改為王質武，副理事長吳佑龍。該會的宗旨實行“戡亂救國”，促進迴民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為什麼叫迴教協會呢？這是國民黨不承認迴迴民族是一個民族，把迴族叫做“宗教信仰不同的國民”，正好說明，國民黨政府的當權者，是不摺不扣的地道的大漢族主義的製造者，暴露瞭國民黨反動派的真麵目。所以全國上下均稱迴教。迴教也仍然不得安寜，齣現“大教”，“小教”之稱，所謂“小教”係指迴教，亦含歧視之意。“迴教協會”是個群眾性組織，有的地方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管理伊斯蘭教和迴族人民的工具。但也為迴族辦過些好事。如一九四六年，在“包頭迴教協會”的倡議下，迴族中的知識分子，在迴族和伊斯蘭教界人士的支持下，積極籌辦瞭私立崇真中學，辦學時間不久，班數、學生數不多，但使迴民有瞭上初中的機會，校址設在清真大寺後院。解放以後，於一九五一年與綏遠土默特旗中學閤並，改稱綏遠民族中學。

包頭迴族聚居區設置行政機構的簡況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平綏鐵路修至包頭，通車後，商業不斷擴大，人口逐步增加。國民黨為瞭加強行政管理，把包頭設置廳改為縣公署的同時，設置瞭“街”的組織。迴族聚居區北梁一帶，設特彆街，街長王興隆（迴族）。民國十七年王興隆去世後，選丁福（迴族）為街長、副街長陳俊（迴族），辦公室設在清真大寺後院東正房。民國二十二、三年，又將七街改為七鎮，迴民聚居區的特彆街，改為天方鎮，第一任鎮長丁福，第二任陳俊，第三任是楊萬裏，副鎮長白玉禎（迴族），第四任是王林、副鎮長白榮（迴族），第五任底有清（迴族）。以後，七鎮閤並稱統閤鎮，鎮長劉澍、副鎮長底有清（迴族）程培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改區，全市共設五個區，第一區（是迴族聚居區）區長丁福、副區長賈滿珠（漢族）。四六年，區長改為常興（迴族）、副區長賈滿珠。四七年，區長是李芳（漢族）、副區長陶仲文（迴族）。直到四九年，綏遠和平起義。

包頭的迴族人民，從這塊土地上落戶定居，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已有近二百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政治上長期受壓迫，雖然成立過什麼“迴教促進會”“迴教公會”“迴教支部”“迴教協會”，這樣協會，那樣公會，喊過革命的口號，但絲毫沒有改變迴族人民的地位。迴族的工業和商業資本也極不發達，沒有現代化工業和産業工人，一些手工業也十分落後，多數是從事小商小販，長期沒有改變串街頭、賣夏瓜、皮毛行、宰牛羊、拉駱駝、養奶牛、當牙紀、辦飯館的景況，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的狀態，過著極其貧睏和艱難的生活。由於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睏，文化教育也得不到發展。雖然有些迴族和宗教上層提僵迴旅教育，也辦瞭私立小學、崇真中學，但因設備條件和群眾的經濟睏難，上學的不多，學二、三年中途退學。直到建國前，在有五韆多迴族人口中，僅有大學生三人，初中生五人，小學生也屈指可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處在文盲或半文盲狀態。

資料來源：《東河文史（第1輯）》，原標題《包頭迴族史話》，作者：穆莎。

資料整理：黃翔，網名“陰山小蟲”，包頭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書長、包頭九原博物館 理事、包頭烹飪餐飲飯店行業協會 副會長。讀萬捲書、行韆裏路、嘗百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