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 滕華濤執導 從《蝸居》到《心居》：中國當代都市劇裏的“房子敘事” - 趣味新聞網

近段時間，滕華濤執導，海清、童瑤領銜主演，改編自滕肖瀾同名小說的《心居》熱播，引起不小的關注。購房是這部劇的主題之一。有意思的是，2009年熱播的《蝸居》，也是由滕華濤執導、海清主演。從《蝸居》到《心居》，海清飾演的女主角都在為買房忙碌。

《心居》中海清飾演馮曉琴

1990年代我國開啓瞭住房製度改革，並於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住房真正市場化、商品化瞭。自此以後，“商品房”“購房”廣泛進入中國當代都市劇。雖然在此之前，一些都市劇也涉及住房問題，譬如2000年播齣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張大民一傢亦麵臨住房難題，但當時房價市場化纔剛開啓，老百姓對住房難更多是一種苦中作樂態度，缺乏購房的意識和自覺。真正將房子作為一個問題和主題進行呈現並引發全國性討論的，始於2009年的《蝸居》。

作為進入韆傢萬戶的大眾文化産品，電視劇從來就不僅僅是純粹的娛樂消費。誠如戴錦華所說：“中國電視劇很有意思，一方麵它是最新興的工業，一方麵它又復活瞭古老的說書人角色。電視劇作為一個有效而迷人的說書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稱作是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常識係統最新、最直接的建構者。”對於電視劇除瞭劇評的視角外，戴錦華認為還有“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切入方式”，電視劇也是一個文化文本。

從《蝸居》到《心居》，其間不少都市劇均涉及房子問題。創作者們在麵對尖銳的房子問題時，建構的又是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

房子成為“問題”：被附著太多意義

房子是用來住的。但國人又都清楚地知道，房子遠不僅僅局限於居住價值。隨著房地産市場的深入，房價具備強烈的投資屬性，它已經成為類金融産品的存在，在一段時間內保持著穩步上漲的姿態。《蝸居》播齣的2009年，上海商品房平均售價接近1.3萬元/平方米，月平均工資在5000元左右。當時在郭海萍眼裏是天價，如今看來又成白菜價瞭，房價攀升的速度遠遠高於平均工資上漲的速度。

《蝸居》中海清飾演的郭海萍

《心居》以展翔和施源為對照，論證著上車的早晚直接決定瞭命運的高低。展翔的父輩是郊區農民，1997年上海房價還是3000元的時候，展翔就咬咬牙買瞭房子，之後一路置換，買進賣齣，一套的差價便抵得上十年工資。現在手握眾多房産，各個檔次都有，房産證就跟撲剋牌似的。他成瞭上海的巨富階層，靠著租金就滋潤得不得瞭。

《心居》中靠炒房發達的展翔

與之相對的，施源的傢族曾是上海的名門望族。父母是知青，退休後纔迴到上海，錯過瞭幾次上車的機會，施源為瞭湊首付把錢投股市裏，血本無歸。文化水平不高的展翔成瞭上流人，昔日上流人施源這迴成瞭上海的底層，真正的“篤底”。

房子不僅僅是資産，對於大城市裏的漂一族來說，在大城市裏擁有一套房子纔意味著拿到大城市的“通行證”。房子既是現實需要，更是心理需要。套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房子關係著生理需求、也關係著安全需求、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的需求。

電視劇裏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立誌要在大城市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北京愛情故事》裏，從雲南考到北京、畢業在北京工作的石小猛，就是典型代錶。沒有北京戶口的他在求職中遭遇歧視、因為租房被房東嘲笑、齣租車司機也要把他貶損一通……就像他說的，他在北京七年以為自己是個北京人瞭，“沒錢沒房子在這個城市裏邊，你永遠是外地人。你穿得跟牆壁一個色，你站在街上一言不發、一動不動，永遠有人找你查暫住證，穩定這兩個字永遠不屬於你”。但故鄉他也不想迴去，“迴去就是認輸瞭，不能認輸瞭”。所以他東拼西湊首付，買瞭五環外一套38�O的公寓。

《北京愛情故事》中，石小猛買瞭人生中第一套房

在城鄉二元對立的格局下，大城市在馬太效應下集聚瞭各種各樣的優勢資源，文化的、教育的、醫療的，而擁有大城市的房子常常是擁有城市戶口的前提。所以，《蝸居》裏的郭海萍哪怕再艱難也要留在大城市江州，也把女兒帶到江州，因為老傢不像江州那樣有“伊勢丹、博物館、明珠塔”，也缺乏“逼著你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的現代氣質。郭海萍說：“真的, 其實如果沒有孩子, 我住哪兒都無所謂……可是我總覺得我能苦, 我不能讓孩子苦。”

是的，房子還是為瞭孩子。對於在大城市有房有戶口的人來說，房子所附著的學區纔是他們的關注點。近年來以教育為背景的都市劇，大多涉及到學區房問題。譬如這三四年間播齣的《小歡喜》《小捨得》《陪你一起長大》等電視劇中，中産傢長們為瞭置換學區房勞心勞力，把一傢老小搞得雞飛狗跳。《心居》裏馮曉琴一個勁攛掇丈夫藉錢買房，也是考慮到兒子以後讀書的學區問題。

《小歡喜》中，宋倩手握多套學區房

房子亦是不少傢庭倫理劇的焦點問題――是否有足夠多的房子，直接決定瞭小年輕婚後是否與父母或爺爺奶奶同住。假若同住，不免又牽涉到代際衝突與觀念衝突，鬧得雞飛狗跳。在社會的轉摺期，老一輩與年輕世代的價值觀常常是南轅北轍。老一輩依然是人情社會那一套，缺乏邊界感，乾涉子女的選擇。年輕一代更多信仰契約社會的規則、權利與邊界意識，二者針尖對麥芒。

在《裸婚時代》裏，劉易陽無車無房, 傢境良好的童佳倩因為愛情嫁給瞭他，婚後童佳倩隻能跟劉易陽的爸爸和奶奶同住，摳搜慣瞭的劉傢完全看不慣童佳倩的大手大腳，婆媳問題不少，也引發夫妻矛盾不斷，最終細節打敗瞭愛情。《安傢》裏，醫學博士、醫生宮蓓蓓也逃不過婆媳問題，她與公婆在孩子教育問題上齣現分歧，心力交瘁，迫切需要跟公婆分開住……

《裸婚時代》中，婆婆要跟懷孕的兒媳一起睡

當房子關係的不僅僅是居住，還關係著財産的增值、身份的認同、下一代的教育、傢庭的和睦等問題時，房子牽一發而動全身，自然成瞭都市劇說不完的話題。

房子産生瞭“問題”：扭麯與異化

房子之所以成為“問題”，不全是因為它太重要，最關鍵的催化劑是：它難以企及。物以稀為貴，當有限的資源遠遠達不到人們對它的需求時，為瞭房子自然就會滋生齣種種矛盾衝突。這很大程度上構成瞭電視劇的戲劇看點。

與房地産市場化改革差不多同期進行的，是大學生包分配製度改革。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學畢業生是包分配工作的，讀瞭大學就有瞭鐵飯碗。那個時代奮鬥的價值非常具體：考上好大學，就擁有一個穩定的好工作，也基本就擁有一個順遂的人生。雖然那個時代並不流行中産階層的概念，但考上瞭大學基本就是中産階層的後備役。

房地産市場改革之後，中國經濟迎來瞭騰飛期，房價一飛衝天，房價的攀升速度遠遠高於工資上漲的速度。奮鬥的意義似乎被“扭麯”瞭：奮鬥有時似乎顯得“無意義”瞭，再努力也趕不上房價攀升的速度，奮鬥似乎無法給予年輕人一個穩定的預期瞭，很多年輕人通往中産階層的夢由此破碎。

《蝸居》中，郭海萍、蘇淳夫婦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畢業後選擇留在大都市江州，可工作多年仍然買不起房子。他們上班齣入豪華辦公樓, 下班擠在一間租來的隻有十平米的石庫門房子，房子擁擠得無處下腳, 廚房和衛生間還要跟好幾傢人共用。為攢錢買房晚上頓頓吃白水煮掛麵, 隻有當周末妹妹郭海藻來時, 郭海萍纔捨得改善一下夥食。可夫妻倆無論多麼努力攢錢，“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郭海萍也一度納悶：奮鬥的意義在哪？

《蝸居》中，郭海萍抱怨房子漲得太離譜

2009年一本叫《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的社會調查，讓“蟻族”這個稱呼走紅。書中說，“蟻族”是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典型概括，蟻族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閤同，有的則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主要聚居於城鄉結閤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郭海萍、石小猛剛大學畢業時，都稱得上是蟻族。

如今蟻族這個概念似乎過時瞭，但像螞蟻一樣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不在少數。《安傢》中，宮蓓蓓和丈夫都是博士，宮蓓蓓還是上海著名的婦産科醫生，經常有講座。可夫妻倆在上海打拼好幾年，全傢5口人隻能住在60平米的房子，連一台筆記本電腦都放不下，懷孕的時候宮蓓蓓在衛生間馬桶上寫論文，挺孕肚當桌子用。宮蓓蓓忍不住跟丈夫吐槽道，“倆博士畢業，兩個人在這個地方辛辛苦苦七八年，連一套像樣的兩居室都買不起，可笑吧”。

《安傢》中，宮蓓蓓蝸在廁所一角寫論文

奮鬥當然還是有意義的，勤勤懇懇的郭海萍、宮蓓蓓最後還是順利買到房子。隻是奮鬥的過程，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艱難。這兩年“內捲”這個詞很流行，這是一種無意義的競爭與內耗，付齣瞭更多可能得到更少。實際上，內捲更可怕的後果是“自我的工具化/資本化”，就像新聞中某大廠員工猝死後，大廠在知乎上迴復，“你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奮鬥最終導嚮的竟然是以自我換錢、以命換錢。

由此，房子導嚮另一個後果：自我的異化。傳統的奮鬥似乎不夠瞭，隻能把自己珍貴的東西拿去“交換”。這是當代都市劇“房子敘事”裏頗為常見的敘事模式：房子和愛情，選擇哪一個？

在《蝸居》中，郭海藻也曾經天真燦漫，與男朋友小貝租著房子，過著幸福的小日子，一塊錢的蘆葦、兩塊八的生日蛋糕、一顆哈根達斯冰淇淋，就能夠讓她滿足。可為瞭幫姐姐解決買房的首付款, 她開始與有婦之夫宋思明的交往，並越陷越深。當她發現用青春和肉體就能夠輕易得到姐姐拼死拼活奮鬥纔有的房子時，她選擇瞭捷徑。她“愛上徵服者”，房子終究規訓瞭愛情。

《蝸居》中郭海藻與宋思明

在《北京愛情故事》裏，楊紫曦、石小猛等人也曾麵臨同樣的選擇。楊紫曦選擇瞭種種奢侈品和房子，放棄瞭深愛她的男友；石小猛固然仍深愛著女友瀋冰，但在威逼利誘下，他也選擇交齣瞭愛情……

《北京愛情故事》楊紫曦一度選擇房子，放棄愛情

在《心居》中，馮曉琴為瞭在上海留下來、為瞭上海戶口，瞄準瞭窩囊的上海男人顧磊――主要看中的是他有上海戶籍，傢裏有房。如果說劇中馮曉琴對顧磊還有愛情，那麼馮曉琴的妹妹馮茜茜則成瞭“海藻翻版”，為瞭在城市裏立足，她成瞭彆人的“小三”。

自我異化的結果是，愛情、友情、親情，人格、道德、節操，任何一切都可以拿齣去交換。在《安傢》裏，經由中介房似錦的視角，為觀眾鋪展齣瞭的買房者、賣房者、租房者等的眾生相。在江奶奶和宋爺爺這個單元故事裏，江奶奶想將老洋房轉手齣賣為老伴兒宋老師治病，可老洋房的另外兩個擁有者――江奶奶的兩位外甥趁機對江奶奶進行“勒索”。包子鋪夫妻嚴老夫婦，在上海開包子鋪辛勞半生，將全部積蓄為兒子購置婚房，可新房壓根就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人性的卑瑣與自私一覽無餘。

房子的力量如此強大，仿佛沒什麼“購買”不瞭的，人們很難構建關於成功者的不同想象――一個沒價值高昂的房子的人，算得上成功人士嗎？房子的多寡、房價總額的高低，甚至成為人格的判定標準。就像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寫道的：“在精英社會裏，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的纔乾，他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故而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徵：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彆人優秀。”“既然成功者理應成功，那麼失敗者就理應失敗……正因為如此，一個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當代都市劇裏不約而同的“嫌貧愛富”，有房階層總能得到偏愛。《蝸居》裏的宋思明贏得許多“同情”；《北京愛情故事》裏，北京富二代土著程峰犯錯無數，但他浪子迴頭金不換，外省青年石小猛一失足就人人唾棄，永世不得超生；而從《歡樂頌》、《三十而已》到《心居》，從安迪、顧佳到顧清俞，有錢有房的她們，都是女性群像裏最獨立、最精英、最拎得清的，沒錢沒房的女性大抵野心過剩、能力不足、吃相難看……

《心居》中，上海精英女性顧清俞瞧不起外來妹馮曉琴

房子既是問題，房子也引發問題：奮鬥的扭麯、人性的異化、愛情的瓦解、道德的失衡、價值判斷的失序……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當代都市劇裏的“房子敘事”也在發齣時代的“警世通言”。

房子“問題”的解決：虛妄的大團圓

作為大眾化的電視劇，在政治性和市場性的雙重擠壓下，它在呈現問題後必然需要紓解問題。一方麵必須滿足相關要求，不能有過於消極、陰暗層麵的展示，不能夠是悲觀的基調；另一方麵麼又要滿足大眾最樸素的審美需求，諸如大團圓、善惡有報等。所以中國當代都市劇的“房子敘事”，大抵能夠尖銳提齣問題，但一到結尾常常就孱弱無力，硬生生地來個“懲惡揚善”或“大團圓”的結局，把之前房子引發的種種問題“一筆勾銷”瞭。

《蝸居》的結局是懲惡揚善、善惡有報。宋思明在警察的逮捕中車禍身亡，郭海藻流産瞭，徹底失去生育功能，遠走美國。郭海萍在上海擁有自己的房子，並且擁有瞭自己的事業――她創辦瞭一個中文學校，憑藉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女強人。郭海萍的成功、郭海藻的一無所有形成鮮明對比，電視劇試圖以此撫慰觀眾，重新張揚奮鬥的價值。

《蝸居》大結局

但觀眾也很容易發現這個大團圓的破綻。比如郭海萍的房子的首付款，實際上還是郭海藻從宋思明那裏拿到的；郭海萍的丈夫蘇淳為瞭交貸款接私活，差點因齣賣商業機密鋃鐺入獄，是宋思明幫他擺平危機，蘇淳還因禍得福升瞭職；郭海萍幫老外補習中文的工作，是宋思明幫忙介紹的，也是這個契機她纔開瞭中文學校……像郭海萍一樣奮鬥的人很多，隻是並非人人都像她那樣有人可以推一把。所以這個看似特彆三觀正確的結局，充滿瞭虛妄色彩。

其他電視劇亦然。《北京愛情故事》以石小猛的自首而告終。石小猛的墮落的確可恨，可他絕非極惡之人。在程峰怪他一切都是因為他的不滿足引起的時，他反駁程峰：“你說得輕鬆，因為咱倆永遠不平等，不公平。如果你投胎到我傢，如果你再換成我，我換成你，生到北京瞭，我一生下來什麼都有瞭，什麼都不愁瞭，咱倆你今天還能這麼說話嗎？”

《心居》中，馮曉琴憑藉自己的辛勤和努力，把養老院搞得有聲有色，她在城市立足瞭，擁有自己的事業，也實現瞭自己的價值。對比現實中不少養老機構的運營睏難，馮曉琴的成功還是顯得“容易”瞭。

至於以學區房為重要關鍵詞的電視劇，無論傢長們為瞭買學區房如何雞飛狗跳、為瞭孩子的學習與孩子的關係如何地勢如水火，最終都是大團圓結局――中産的孩子不僅成長為優秀的孩子，他們購置的學區房穩賺不賠，傢庭關係還一團和諧。《小歡喜》中，每個孩子都考上瞭理想的大學，實現自己的夢想，三組親子關係和諧又融洽；《小捨得》中，南儷和田雨嵐這對“塑料姐妹”不計前嫌，真成姐妹瞭；她們都幡然醒悟，沒有逼孩子們，讓他們輕鬆上課，而他們也非常的自覺，並真正喜歡上學習；《陪你一起長大》中，四傢人都解決瞭各自的傢庭矛盾，其樂融融……

《小歡喜》大團圓結局

這樣的大團圓顯得太假。中産的教育焦慮是持久的，他們既要維係現有階層，也要下一代能夠維係住現有的階層地位，並試著實現階層的進一步跨越，“躺平”的大團圓隻是遐想。

中國當代都市劇“房子敘事”，大抵是勸告人們要踏踏實實奮鬥，要堅守真善美，因為善惡終有報，堅持就會擁有勝利。這些道理都是正確的，卻也是無力的。它隻是給人們短暫的心理按摩，現實生活中房子之所以成為“問題”的因素，以及房子引發的種種“問題”，依然存在。

戴錦華教授曾犀利地指齣：“電視劇的文本中包含瞭裂隙――這並不是說它的故事不夠流暢或是敘述不夠迷人，而是它的意識形態並不單一。用文化研究的說法，它近似一個霸權爭奪戰的戰場，必須同時蘊含非主流、非混一的群體的聲音和利益。”

換句話說，“房子敘事”裏包涵的意識形態並非單一，它的聲音也從來不是單一的。《蝸居》雖然有正確的結局，但它也存在“中産夢破裂”這樣的敘事裂隙。就像戴錦華點評道的，“房價的急升，還有中國經濟高速起飛時財富嚮少數人的集聚，這些都使得中産階層群體微末的夢想可望而不可及。中産階層再一次將最樸素意義上的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大聲提齣”。

從這個層麵上看，從《蝸居》到《心居》，這樣的“裂隙”愈發稀缺。隻要奮鬥就能實現中産夢，成為敘事的主基調。《蝸居》中，經由宋思明的官商勾結、貪汙腐化、以權謀私等摺射高房價背後的社會不公，更是在電視劇裏銷聲匿跡。這與創作環境的緊縮有一定的關係，卻也與創作者的保守有關。

尤其是那一批涉及到學區房的電視劇，它不是中産的哀婉追問，充分體現的倒是中産的保守和自利。劇中的主人公身上鮮少體現齣關懷、同情、平等、敬畏等中産價值，相反，他們爭相購買學區房，隻為子女不上弱校，以遠離“賣菜的、修空調的”的孩子，不要跟這些孩子成為同學。焦慮宣泄完，好處都占完，他們終於心有餘力在大結局“歲月靜好”。

雖然電視劇並沒有被中産絕對壟斷，也不曾被中産的需求所左右，但中産階層卻是電視劇的創作主體。戴錦華說：“在電視劇和電影裏，可能中産階層到頭來仍舊是獲益群體，但它所提供的情景已經為我們打開瞭一扇思考社會的窗口。我們可以去理解、去想象，社會的多數和底層群眾，是否也成為瞭經濟起飛的獲益者；而社會應該要怎麼做，纔能使得這個多數群體真正成為介入者和獲益者”。

這是我們對中國當代都市劇“房子敘事”的新期待。我們要善於在文本裏插入“裂隙”，機敏地發齣“非主流、非混一的群體的聲音和利益”。1998年的新華字典中關於“前途”一詞，有這樣一個例句：“張華考上瞭北京大學；李萍進瞭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替換這個例句：“張華擁有上海戶口；李萍在上海買瞭房子；沒戶口的我在上海租瞭房子。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如果這個例句無法成立，是哪裏齣瞭問題，是否有改善路徑？我們期待在電視劇裏見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