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灣新冠疫情直線攀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調整停課標準，引發父母怨言。台灣女星徐小可（本名許暐翎）直播批評指揮官一天到晚「練肖話」（閩南語，鬍說八道之意），不僅遭到網民齣徵，陳時中隨後也做齣迴應稱「藝人不應該對國傢政府官員使用侮辱用詞」。
事後徐小可刪除原有直播，並在丈夫阿Ben（本名白吉勝）陪同下透過直播嚮陳時中道歉稱「我愛台灣」，強調自己沒有任何政黨色彩。
該風波雖已平息，但不禁令人重新省思「自由民主」在台灣的範圍與內涵。近來台海緊張情勢蔓延到網絡世界，兩岸民意衝撞在網絡上隨處可見，每當意見不閤時，許多台灣網民很自然地抬齣「自由民主」作為矛與盾，一方麵嘲諷中國大陸沒有包括批評政府官員在內的「自由」，另一方麵自豪於「台灣價值」的發光發熱。
然而， 隨著民進黨全麵壟斷政治權力，在輿論風嚮上也掌控瞭優勢與製高點，政治意識形態和政黨立場如今披上「民主」的外衣，實則黨同伐異，不斷侵蝕意見不同者的「自由」，形成瞭強淩弱、眾暴寡的政治文化。 台灣民眾因為批評官員政策而受到壓力低頭道歉，徐小可夫婦並非首例。日前由於俄烏戰爭影響，一名在烏台灣留學生因缺少「PCR陰性證明」緻使返台之路受阻，怒批台灣官方「做半套」，但稍晚他便拍攝影片嚮台外交部、衛福部等相關單位道歉。
「批評政府」在台灣不隻麵臨官員和輿論壓力，還可能受到法律製裁。2020年6月台灣一名賴姓男子在Faceboo帖文指陳時中「隱瞞疫情，無恥舔美賣台」，經陳時中嚮台北地檢署提齣告訴，法院最後依公然侮辱罪判該男拘役三日定讞。
在政治學意義上，「民主」與「自由」兩個概念本身就是相互牴觸的，因此民主社會需要個人遵守規範以成就集體自由。問題是，台灣的民主走嚮瞭說一套做一套的弊病，例如民進黨高舉鄭南榕「100%言論自由」的精神，又如蔡英文曾矢言「我當總統一天，沒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或如台灣社會經常引用大陸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師的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隻有一種聲音」，但實際言行是否與之相符，恐怕又是另一個值得深思和商榷的問題。
在台灣的公民教育中，政府官員的本質是「人民公僕」，其實無異於大陸慣常說的「為人民服務」。但 動聽的文青語言已然遮掩不住權力的傲慢 ，陳時中多次在記者會上動怒迴嗆，例如指責記者「提問態度不健康」；內政部長徐國勇2019年也曾因被質疑政策立場轉變，在立法院現場「警告」記者「講話客氣點」。這股風氣又是宣稱「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政府高官帶頭髮動的，蘇貞昌多次在立院殿堂「反質詢」，並放言「把官員當狗罵的時代過去瞭」。
這些作為不隻令台灣的「言論自由」大打摺扣，人們談論公共議題時隻能自我設限、自我審查，彷若倒退迴威權時代的「一言堂」，還加深社會的對立與仇恨。與此同時，「抗中保台」的集體氛圍，又給瞭執政黨追殺政敵、限縮自由的絕佳理由。
4月上旬台灣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途經彰化，因警方拒絕身穿「中華統一促進黨」背心的「白狼」張安樂等人接駕，雙方發生衝突，台警政署長對記者錶示背後是否有「紅色勢力」製造紛亂，「這是我們偵辦的重點」。衝突的真相當然需要釐清，但台灣警界高層直接將矛頭指嚮「紅色勢力」，不隻左右瞭民眾認知與判斷，也是對台灣「統派」認同自由的未審先判。無怪乎此事引起台灣勞動黨等多個民間團體發錶聯閤聲明，錶達「台灣民眾有主張統一的權利」，並呼籲民進黨政府不該將台灣民間信仰「作為打壓異己的政治工具」。
除瞭宗教信仰之外，政治對抗也進入瞭台灣司法界。2021年2月台灣人民共產黨主席林德旺等人，將印有五星紅旗圖案的紅色口罩，戴在台南烏山頭水庫八與與一銅像上，並發錶「日本人滾迴去」、「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言論，被台灣警方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藉端滋擾公共場所」移請法院裁定。台南地院法官徐安傑今（2022）年4月做齣判決，指林德旺等人言論乃個人言論自由的展現，且未造成明顯而立即的危險，裁定免罰。該法官在裁定書中進一步批評台灣政府為達「維穩」目的，每每以「認知作戰」為名，選擇性揭露資訊，加上部分傳媒「自律」，使異見漸消失於無形。
徐安傑法官這番替「自由民主」正名辯護的見解，卻引來綠媒與法界人士的攻擊。一位不具名法官對《自由時報》錶示，徐安傑裁定不罰的結果，把政治傾嚮帶入司法正式裁定書中論述，猶如政治時事評論，不僅不妥，更讓人覺得這是「政治裁判」，而非「依法裁判」。台獨大老辜寬敏創立的「台灣製憲基金會」也發錶聲明，以「違背台灣主流民意」為由，譴責該法官「縱容假資訊氾濫，更錯把裁定當日記」。
可以看到，「台灣主流民意」或者是民進黨宣揚的「台灣價值」，已搖身一變成為「自由民主」代名詞，用來當作政治是非善惡的評判標準，與執政黨意見一緻者，就是充滿「台灣價值」、也是蔡英文口中所欽定的「死忠」；而意見不見容者，則要麵對「國傢機器」與網絡側翼的整肅或公審。此前經濟學人資訊社（EIU）公布2021「民主指數」報告，台灣排名全球第八，高居亞洲之首，而今看來更顯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