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皇帝“親行之”舉辦於殿廷是殿試的重要標誌。在明朝 絕大多數科次都是由皇帝在奉天殿親策 從殿試“不禦殿”就能看齣，明朝皇帝誰是真昏君，科舉被臣子操控 - 趣味新聞網

綜述

皇帝“親行之”舉辦於殿廷是殿試的重要標誌。

在明朝，絕大多數科次都是由皇帝在奉天殿親策，但也有少數皇帝殿試“不禦殿”的情形。

皇帝作為殿試的主考官，

親臨考場為考生賜策是一大祖製，殿試對皇帝的意義非凡

，皇帝缺席殿試，是殿試發展史中偶然齣現的異常情況。

今天我們就關於明代皇帝殿試“不禦殿”的現象，談談哪些是明朝的怠政皇帝。

什麼情況下，

皇帝殿試

會

“不禦殿”

？

明代共發生過

六次

因皇帝缺席殿考“不禦殿”的情況，分彆發生在天順八年（1464），正德六年（1511）、九年（1514）、十二年（1517），以及嘉靖十七年（1538）、四十四年（1565）。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可將其大緻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皇帝突發疾病

在上述六次皇帝缺席殿試的特例中，因皇帝生病未愈缺席殿試，僅在天順八年（1464）憲宗即位之初發生過一次。

自天順七年（1463）末起，英宗因身體不豫，纏綿病榻，不能視朝，至八年（1464）正月病逝。

憲宗即位後，禮部因

“國有大喪，有妨臨軒策士”

，申請改期。憲宗同意瞭請求，

“禦批（三月）十五日殿試。”

殿試當日，因大喪策試於西角門，而憲宗很意外地

“

以在疚不禦殿，止傳策廷試”。這是明代首次齣現皇帝殿試“不禦殿”

的情況。

關於憲宗“在疚”的真實性其實不用懷疑，原因有三。

一是殿試前、後憲宗均親理朝政，沒有必要故意缺席繼位以來的首次殿試，應該是突發小疾。

二是新帝即位之初，一般都是最勤政的時期，憲宗故意缺席殿試並不閤常理。

三是憲宗剛剛經曆瞭大喪、登基等大事，朝務異常繁忙，長期的勞纍加之喪期哀慟，偶有不適也是閤理的。

明憲宗

明代殿試的時間是有規定的，如因特殊原因改期，需要提前奏請。故憲宗突發不適，隻能缺席殿試。

殿試當日，憲宗還特地在策問中對缺席一事嚮眾人解釋道。“朕惟臨軒策士乃我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也。茲朕煢煢在疚，事雖不敢妨廢，而情有不能安然。”此舉體現瞭憲宗對考生的尊重。

他將治國平天下之道為策問主題，並嚮考生強調：

“朕雖不臨軒詳問，爾多士其各敷陳所蘊以獻，務切時宜，毋泛毋略，朕將采而行。”

可見憲宗對這次殿試實際上極為重視，憲宗的缺席也並未造成不良影響。

明憲宗劇照

皇帝怠政

正德年間明武宗多次缺席殿試，是皇帝因怠政“不禦殿”的典型。

明武宗十五歲即位，在位近十六年，因正德十五年（1520）時武宗南巡未歸，本應舉行的殿試推遲至次年舉行，尚未舉行武宗就已去世，故正德年間僅舉行四次殿試。

明武宗

這四次殿試之中，僅正德三年（1508）殿試由武宗禦殿親行，正德六年（1511）、九年（1514）、十二年（1517）的三次殿試武宗均“不禦殿”。

《實錄》中對武宗三次“不禦殿”有明確記載：

正德六年（1511）三月，策試天下舉人，“是日，上不禦殿”；

正德九年（1514）三月，策試舉人霍韜等三百九十六人，“是日，上不禦殿”；

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策試舉人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是日，上不禦殿”。

武宗性格叛逆，不循規矩。他長居於豹房，在位前期，任用劉瑾等奸宦。劉瑾等人為私切權柄，

“日構雜藝，俟上玩弄”

，引得武宗沉迷嬉樂，無心政務，時常對臣下的勸諫視而不見。

雖正德五年（1510）八月“劉瑾伏誅”，但武宗並未改變厭政的態度，轉而寵信新的宦官。

武宗在盡情玩樂的同時，為保持朝堂權利的平衡，

他在放權司禮監的同時，還任命有威望的大臣齣任內閣

，以保證皇帝之位的穩固，這樣，武宗就能在防止大權旁落的同時，縱情享樂。

明武宗劇照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

“疾不可為矣”

，崩於豹房。因武宗去世時年僅三十一歲，並不存在因身體原因長期不禦殿的可能。

再結閤武宗在位時

“耽樂嬉遊”

的荒怠錶現可以肯定，正德六年（1511）、九年（1514）、十二年（1517）的三次殿試“不禦殿”，就是武宗長期怠政的反映。

另外，還有一位怠政過的皇帝――世宗。

為啥說他怠政過，因為即位前期，世宗勤於朝政，勵精圖治。然隨著世宗日益沉迷道玄，嘉靖十七年（1538）時已齣現臨禦漸希之兆。

嘉靖十七年（1538）殿試

“上不禦殿”

，

“命禮部官給散製題”

，亦是世宗不視朝的結果。

明世宗

皇帝年邁

嘉靖四十四年（1565）殿試，世宗“不禦殿”。

世宗本次不禦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事已高，體力不支，而非因怠政。

雖然世宗常年崇道，自嘉靖十八年（1539）起不視朝，二十一年（1542）“壬寅宮變”後，更是遷居大內之外的萬壽宮。

但除瞭上文所述自嘉靖十七年（1538）殿試缺席一次後，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期間的八科殿試都是由世宗親自主持策問，並沒有再次缺席殿試。

故嘉靖四十四年（1565）殿試的“不禦殿”，並非世宗主觀怠政所緻。

明世宗劇照

當時世宗已五十八歲，隨著世宗年事漸高，加之沉迷於求仙問道，經常服食丹藥，其身體狀況逐漸惡化。

而殿試要舉行繁瑣的儀式，對身體素質要求較高，世宗的體力難以支撐。

四十五年（1566）世宗離世，是世宗身體狀況不佳的有力證明

。也因此推測四十四年（1565）殿試“不禦殿”，是由於世宗晚年體力不支所緻。

明世宗劇照

明代共發生六次皇帝殿試“不禦殿”的情況，除天順八年（1464）憲宗因突感身體不適缺席殿試外，其餘五次均集中發生在正德、嘉靖年間。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殿試“不禦殿”現象集中發生在正德、嘉靖年間不僅僅是偶然，而是與皇帝的施政態度密切相關。

六次“不禦殿”的現象中，因皇帝怠政所緻共發生四次，可見皇帝如果荒怠朝政，有時會罔顧祖製，缺席殿試。

皇帝殿試“不禦殿”的影響

殿試當日，皇帝穿“常服，禦皇極殿”親策貢士，既是皇帝對參試考生的禮遇和尊重，也是皇帝掌握取士權的關鍵手段。

而皇帝殿試“不禦殿”，必然會産生一定的不良影響。

首先，皇帝殿試“不禦殿”，削弱瞭殿試的功能性地位。

皇帝臨軒發策，是殿試的固定環節，也是殿試成為科舉各環節中規格最高一級的必要條件，決定瞭殿試在科舉取士中的功能性定位。

皇帝殿試“不禦殿”，不僅是對殿試舉辦程序的擾亂，還意味著殿試在科舉環節中地位的削弱。

皇帝本應在殿試中親頒試題，但由於缺席殿試，隻能

“命禮部官給散製題”

，雖然殿試的程序已經固定，後續程序仍能正常運行，但卻仍然降低瞭殿試的功能性。

其次，皇帝殿試“不禦殿”，會損害士人眼中的皇帝形象。

殿試應試考生多是未來朝堂核心政治圈的中堅力量。皇帝臨軒親策，不僅是遵守傳統“祖製”的錶現，更是皇帝嚮新科進士樹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機會。

皇帝通過親自主持殿試，既能選拔符閤心意的人纔，又能樹立求纔納賢的帝王形象，實是一舉多得之策。

皇帝如偶爾因特殊情況缺席殿試，並不會對個人形象造成很大的影響。

如上文我們說憲宗因偶感小疾，不能禦殿親試，但在策問中專門嚮考生交代：

“茲朕煢煢在疚，事雖不敢妨廢，而情有不能安然。”

憲宗的這一舉動，不僅未造成不良影響，反而展現瞭對考生的尊重與誠意，贏得瞭舉子的好感。

明憲宗劇照

但如皇帝主觀上故意缺席殿試，就是皇帝怠政的直接證明，不僅會使考生感到被忽視，還會令其對皇帝産生負麵印象。

如正德六年（1511）殿試武宗缺席，狀元楊慎在答策中直接對武宗勸諫道：

“臣願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荒無怠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

可見武宗故意缺席殿試，給參試考生留下瞭怠政的直觀印象。長久下去，將成為皇帝與新科進士建立良性君臣關係的一大阻礙。

明武宗

最後，皇帝殿試“不禦殿”，會削弱皇權對取士權的控製，使閣臣操縱取士大權。

殿試在唐代作為皇帝加強取士權的統治工具而創立，因其對皇帝強化皇權的突齣作用，一直為曆代皇帝所看重。

明代皇帝禦殿親試，將科舉取士的最終決定權牢牢掌握的同時，也嚮朝臣傳遞瞭對取士的看重之意，對妄圖乾涉取士的權臣起到威懾作用。

若皇帝殿試“不禦殿”，勢必會將親頒策題等事交由臣子完成，皇帝對殿試的敷衍態度，就會給讀捲官決定取士人選提供可趁之機。

如正德六年（1511）武宗殿試“不禦殿”，對讀捲也並不在意。

當科殿試，楊廷和之子

楊慎

參試，楊廷和引嫌辭讀捲，武宗不許，仍命其為讀捲官，

結果其子楊慎高中一甲狀元

。

武宗怠政“不禦殿”，更沒有心思親自讀捲，當年殿試名次實際由楊廷和操控。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殿試亦“不禦殿”，

楊廷和之婿又中二甲進士

。

以上種種，都錶明皇帝如忽視殿試取士，故意“不禦殿”，可能會導緻取士大權的異位。

楊廷和劇照

結語

綜上，從整體來看，明代皇帝殿試“不禦殿”的現象並非是經常性的，而是在特殊背景下發生的特例。

明前期皇帝治國有方，未發生過殿試故意“不禦殿”的現象。明中期，武宗因怠政連續多次缺席殿試，緻使取士權落入閣臣之手，皇權在殿試中的主導性地位被削弱。

明武宗劇照

世宗即位後，一改武宗對殿試的輕忽態度，謹遵祖製，禦殿親策，雖嘉靖十七年（1538）曾在理政模式轉型期間缺席一次殿試，但因其及時轉變態度，並未造成明顯的不良後果，依舊將取士大權執握於手。

至明後期，隨著社會矛盾的逐漸暴露，朝廷急需用人，雖然皇帝的政治素養不高，但非常重視殿試，再未有過殿試缺席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