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1923年-2014年3月31日） 浙江蕭山人 一定懂點目錄學 - 趣味新聞網

來新夏（1923年-2014年3月31日） ，浙江蕭山人，生於杭州。1946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曆史學係。1951年開始任教於南開大學，主要從事古典目錄學、曆史學、方誌學、文獻學等方麵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曆任曆史學教授、圖書館館長、齣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情報學係主任等職。主要學術著作包括：《北洋軍閥史》《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古典目錄學淺說》《古典目錄學》等。 （*明天是來新夏先生的忌辰）

《老子》這樣描述人們對待“道”的態度：“上士聞道，謹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句話用來說目錄學，倒也非常貼切。初次聽說“目錄學”這個名字，恐怕很少有不發笑的，“目錄”還需要“學”嗎？我在早年也是其中之一，但隨著自己的不斷摸索和積纍，我認識到在我國傳統學術中，目錄學不但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而且可以是一門非常深刻的學問。可惜這種重要性和深刻性，往往不為一般人所知。究其原因，多少是由於“目錄”這一名詞，在今天已經變成單純指書名或書中章節名稱的匯編瞭。

其實“目錄”這個名詞，在古代有非常豐富的含義。它至少包含兩大部分：一是“目”，二是“錄”。“目”又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書名或篇名，二是篇次。一本書中的篇次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無關緊要，但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時代，古書多單篇彆行，不像今人齣書方便，動輒寫一本書，早期的書都是經過後人編輯整理的。因此篇次就隱含瞭編者的態度，體現瞭他是如何通過篇目的組織來錶現古人的思想的。“錄”也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一本書的敘錄，主要敘述書的內容、作者、寫作因緣，甚至對書的評價，水平高的敘錄相當於一篇優秀的書評，是言簡意賅的小論文；二是一類書的敘錄，即把圖書按照某種標準進行分類，並對每一類書的特點、源流、分閤等情況作提綱挈領式的論述，實際上體現瞭作者對於整個學術史的理解和總體把握。

可見，一部優秀的目錄著作，不僅要對古今圖書進行係統性的分類，而且能夠體現古今學術演變的基本脈絡。如果缺乏對於傳統學術變遷大勢的深刻理解，是寫不齣好的目錄著作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代偉大的學者章學誠提齣，目錄學的主要任務應當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相應的，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研究“目錄”的“目錄學”至少也包含兩個層次的研究：一是考察古代目錄著作的基本內容，其編纂方式，以及曆史演變等等；二是根據這些目錄著作來研究古今學術演變的源流。這兩個方麵都很重要，前者是基礎性的工作，後者的要求相對較高，需要比較深厚的學術積纍和史學識斷。我國古代的高水平的目錄著作，往往能體現作者對於古今學術演變的研究心得，因此，它們既是目錄著作，也是目錄學著作。

《古典目錄學淺說》，來新夏，北京齣版社，2016年7月。

一般認為，傳統的目錄學著作，始於漢代劉嚮、劉歆父子因整理宮廷藏書而撰寫的《彆錄》和《七略》。但應當注意的是，《彆錄》和《七略》其實大不相同。《漢書・藝文誌》說，劉嚮整理圖書：“每一書已，嚮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嚮卒，哀帝復使嚮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可見劉嚮的《彆錄》止於給每一部書撰寫敘錄，還體現不齣學術變遷大勢的宏觀深旨，劉歆的《七略》纔是真正對學術源流做齣瞭總體闡述的目錄學著作。可以說，《彆錄》是《七略》的前提，《七略》是《彆錄》的升華，它將目錄工作升華到瞭目錄學的高度（《七略》雖已失傳，但其主要成果還保存在班固的《漢書・藝文誌》中）。

不過，真正有意識地將目錄作為研究對象的，還要數宋代的鄭樵，他的《通誌・校讎略》是具有理論開創性的著作；而真正能夠代錶我國傳統目錄學成就的，無疑是清代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部智慧的著作，即便在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感到勝義紛呈，精彩絕倫。近代以來，在目錄學上造詣最精深的，要數餘嘉锡先生的《目錄學發微》和《古書通例》這兩部著作，尤其在古書通例的研究上，餘先生的成就已經卓然超齣前人，而且其結論基本上已經被今天大量的齣土文獻所證明，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見。

可惜餘先生的著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恐怕都已經不太好懂。來新夏先生的這部《古典目錄學淺說》，原是他在南開大學等高校曆史係針對初學者的入門講義，因此，其重點放在敘述古代目錄著作的類彆體製、編撰過程和曆史演變上；紮實嚴謹，又簡明樸實，初學者正可以由此瞭解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後麵還專列一章，講述目錄學與分類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對於初涉我國傳統學術的讀者，無疑也會有很大幫助。如果讀者也想同時瞭解一點學術史，那麼，也可以再讀讀北大中文係高路明先生的《古籍目錄與學術源流》，那也是一部簡明扼要的著作，值得參考。

最後，再稍稍談一點傳統目錄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古書類例的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歡迎大傢批評。

由於目錄著作中的學術史觀點常常是通過對於圖書的分類來體現的，如鄭樵所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通誌・校讎略》）。因此，以前的目錄學著作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分類法的變遷上：從《七略》的六分法開始，到西晉甲乙丙丁四部分類法的齣現，再到《隋書・經籍誌》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確立，最後是《四庫全書》集四部分類法之大成。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條綫索，不過，我總認為，從六分法到四分法，雖然有閤理的成分，但絕不是理想的分類，甚至遠不能概括學術演變的總體格局。例如《七略》的六分法，實際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類六藝、諸子、詩賦，是人文學科，後三類兵書、術數、方技，是實用學科，四分法砍掉瞭後麵一半，把後三類一股腦兒都劃入子部，明顯是輕視實用技術，子部實際上成瞭一個大雜燴。這至少引起兩方麵的問題：

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與集部的矛盾。子部與集部其實都是古人的文集，其區彆在於子部重思想，集部重辭章。這是繼承瞭《七略》區分諸子略與詩賦略的思想。但自從子部變成這樣一個大雜燴，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變成瞭以時代為限，後世雖然也有以思想為主的子書，但基本上都被劃入瞭集部。因此四分法的子部變成瞭大雜燴，集部也難以區分思想和辭章。以緻餘嘉锡先生有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的說法。這對造成我們思想上厚古薄今的傳統恐怕不能說沒有關係。

二是術數、方技之學在後世的地位受到忽視，這是很不應該的。因為這些東西關係到古人生活與思想的各個方麵，對古人的生活關係最密切，而且涉及到道教、佛教等宗教問題。這是一個連續的傳統，從古至今，幾乎沒有中斷過。這種對關乎實用技術和民生問題的著作的偏見，明顯受到儒傢作為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身處“罷黜百傢，獨尊儒術”時代的劉嚮劉歆父子那裏，這些著作還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說，這也跟學者的識見有關。

另外，古人的目錄著作，大多是對現存圖書的分類，有其實用性的一麵，因而在目錄類例的劃分上，的確也會考慮各個類例之間數量上的平衡問題。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數量上的平衡，往往也能反映學術上的變化，甚至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如果忽視這種數量上的考慮，很可能會讓我們看不到學術史上的某些質的變化。例如四分法中的史部，在《七略》中隻是作為六藝略中《春鞦》小類的附屬，今人一般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史書的數量不大，不足以獨立為一類；而魏晉時期史學大發展，史學著作大量産生，所以史部需要單列一類。這種看法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史部之所以獨立，固然有數量上的考慮，但同時也反映瞭西漢以後關於“史”的觀念的變化。“史”在西漢以前的傳統中，是作為“天官”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內容遠遠超過後世所謂的政與事。李零先生已經指齣，後人列在史部的著作，在《七略》中並不隻是附屬於《春鞦》類，其他還有《尚書》類（包括著名的《逸周書》），還有術數略的曆譜類（如《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8年第2版，第280頁）。實際上，古代的典章製度、檔案文書、天文曆法、巫祝占蔔，都屬於史的範疇。這種史學理念可以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語來概括（司馬遷就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撰寫《史記》的）。因而，《七略》沒有單獨的史部，正是反映瞭這個學術傳統。魏晉以後，由於史的觀念逐漸固定在史事與製度上，同時也湧現瞭很多撰寫當時曆史的著作，因而可以跟其他的學術區分開來，獨立為一大類。

與此相似的，還有《七略》中的詩賦略與《詩經》的關係。餘嘉锡先生就說過：“以《七略》中史部附《春鞦》之例推之，則詩賦本當入六藝《詩》傢，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所以自為一略者，以其篇捲甚多，嫌於末大於本，故不得已而析齣。此乃事實使然，與體製源流之說無與也。”（餘嘉锡《古書通例》，上海古籍齣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頁。）餘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因為詩賦雖然與《詩經》同源，但從《詩經》到《楚辭》以後的詩賦，之所以會有數量上的膨脹，實際上反映瞭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和欣賞辭章這一變化，關係到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起源問題，不容忽視。說它“與體製源流之說無與”，是我所難以認同的。

因此，研究目錄學，我們可能既要以傳統目錄學的類例分閤為依據，不但重視大類的分閤，也要重視小類的分閤；更要超越這種類例，從學術史、社會史本身的發展演變齣發，來重新分析和總結，也許是值得努力的方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