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曆史上 有兩次非常有名的變法運動 北宋兩次變法，王安石和範仲淹兩位名臣，為什麼最後都失敗瞭？ - 趣味新聞網

在北宋的曆史上，有兩次非常有名的變法運動，組織這兩次變法

的

官員，也是在北宋曆史上非常有名的官員，跟彆是範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還有就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寜變法”。當時變法的目的其實就是為瞭改變當時北宋的很多製度漏洞，比如說官員太多瞭，百姓的太窮瞭，外敵總來擾，或者內地盜賊總橫行之類的。

兩者雖然都是變法，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比如說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可是得到瞭宋神宗的大力認可的，所以方式也比較激進，講究的是“開源”；而範仲淹當時是被宋仁宗臨危受命的，所以方式也比較溫和，講究的是“節流”。雖然方式不同，但是二位的目的都是為瞭能夠改革朝政，改革財政，隻可惜結果是一樣的，統統都失敗瞭。

宋朝自宋太宗時期開始，重文輕武的情況就越發的嚴重，宋太宗上位期間的第一場科舉考試的錄取人數就高達幾百人，比宋太祖趙匡胤一輩子錄取的科舉考生還要多齣來很多，這麼多人都當官瞭，那就官員的質量肯定就跟不上瞭。

後來這樣的情況也是越發的嚴重，到瞭慶曆年間時期，北宋當時可以說是內外憂患，國內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官員太多瞭，而且什麼人都有，並不都是有用的人，很多人的學識文化根本都不怎麼樣。而且當時還有一個比較缺心眼的製度，就是貴族和中高級的官員子弟都可以免試做官，當時每年就因為這個做官的就差不多有500多個，在加上科舉考試在錄取個3、400個的，幾年下來官場人數簡直是海量啊，做官都快比種地的多瞭。最重要的是資質和學識，很多都不咋地。

據史料記載，宋真宗時期的士兵大約有912000人左右，宗室和官僚大約是9785人左右，等到瞭宋仁宗的時候就直接變成瞭1209000人和15443人瞭。

當時因為做官的越來越多，所以生産力供不應求，北宋物價開始飛漲，很多官吏的工資上不去，就隻能想點歪路子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這個時候朝政就開始越發的腐敗，百姓的日子也開始越發的難過。

在加上當時外患也是不斷，北宋經常會麵臨外敵的騷擾，國內還不斷的有起義事件發生，過高的軍費，價值不低的賠款，還有那麼多的文官，所以導緻北宋的情況簡直是不堪重負。其實說實話，個人認為，宋朝從宋太宗時期開始，就已經齣現瞭這個情況，隻是初期的時候不夠明顯，到瞭後來這個情況開始越來越糟瞭。

剛剛說瞭範仲淹變法屬於是臨危受命，在範仲淹變法之前，北宋當時剛剛和西夏來一場大對決。結果戰績不是很理想，甚至是稍微的有那麼一點小丟臉，最後多虧瞭負責守備的範仲淹，韓琦等人建立的穩固的防綫，最後成功的低於瞭西夏的擴張，最後無奈，走上瞭談判桌。

北宋從趙光義開始這個習慣好像就定下瞭，打不過就議和，議和就賠錢，西夏讓北宋每年給西夏人拿錢，這個時候結果不巧的是，遼國也來趁火打劫，趁著北宋這個危機的時候，要求北宋增加歲貢，北宋當時沒辦法啊，打又打不過，隻能賠錢瞭，這就導緻瞭原本就貧睏的北宋財政，更加的雪上加霜瞭。

這個時候仁宗就覺得範仲淹防守有功，所以就臨危受命給範仲淹，範仲淹的主張是如果想要與外敵對決，那麼必須就要先整理好內政問題。想要兵強，應先富民。範仲淹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官員的選拔一定要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親，而且還必須要能為人傢解決後顧之憂；二，社會方麵也要搞好，要興修水利，要退齣政策鼓勵民眾，並減少百姓的負擔；三，在行政決定方麵，絕對不可以朝令夕改，要絕對執行到底；四，建議府兵製在武器裝備，硬件方麵一定要加強。

範仲淹的改革方式就是整頓官吏，減少朝政負擔，減少官員的數量，提高戰鬥力，而且還節省瞭開支。其實範仲淹的變法手段還是比較保守的，並沒有對朝政整體有什麼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既然是變革，就一定會涉及到減少某些人的利益，會的做其他的官僚集團。

所以當時大傢都是聽範仲淹說，但是誰也不乾，不敢說話的就暗地裏不配閤，敢說話的，位置高一點的就開始明麵上抵製範仲淹的變法，還有很多人背地裏去跟仁宗打小報告，講範仲淹的壞話，說變法怎麼怎麼不好，慢慢的仁宗就開始懷疑起瞭變法，甚至開始擔憂範仲淹一派人的用心。

在加上當時有人實名嚮仁宗打小報告，說改革派的大臣們私自撰寫瞭廢立的詔書，這仁宗一聽，這還瞭得，這都要謀反瞭。其實當時仁宗真的相信瞭這個讒言嗎？其實也不一定，仁宗更大的概率是因為變法是一個很漫長很煎熬的過程，並且這其中還會有很多的阻礙，仁宗已經想放棄瞭，所以纔會“藉坡下驢”，停止瞭變法。

後來到瞭宋神宗時期，北宋的財政問題還是很嚴重，一點都沒有減輕，國庫還是空虛，在加上當時還發生瞭一係列的天災，財政問題真是難上加難啊。所以神宗當時對於這個金錢的渴望，就顯得非常的迫切。

王安石當時的變法和範仲淹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的神宗非常的看好王安石，並且無論當時但對的聲音有多大，無論當時有多少的人反對，但是神宗都堅定不移的相信變法，相信王安石，勢必是要將變法進行到底。

當時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加強中央集權，采取更有效的理財方式，增加財政收入，但是這個方法得到瞭司馬光的堅決反對，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說的理財，不過就是換個方式繼續壓榨百姓而已。

當時王安石主要是想通過擴大土地麵積，增加糧食産量，以此來提高農民的收入，然後在增加稅收，這樣一來還讓百姓有錢賺，還讓市場有保障，減少徭役，還讓國傢有錢收。但是當時的這些官員們可以說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等落實到瞭基層之後儼然已經變瞭味道，水利和耕種同時進行，還要強迫農民貸款，導緻最後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王安石對於軍事方麵提齣的政策，對戰鬥力確實有瞭逐漸的提升，但是那些被裁員的士兵們，沒有社會福利的保障，又沒有田地可以耕種，根本無法生活，在加上當時的天災時有發生，所以當時王安石不僅僅觸及到瞭文官，文人們的利益，還有很多百姓其實也過得很是怨聲載道。

原本呢，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矛盾僅僅隻是因為變法的意見不閤而已，王安石有王安石的理想，司馬光有司馬光的道理，但是後來慢慢的逐漸變成瞭黨派之爭，後來兩黨乾脆就是無論是什麼事，隻要是對方覺得對的，我就一定要唱反調，所以最後即使王安石的辦法沒錯，但是自己人和對麵人都緊著給你挖坑，所以當時就把司馬光和王安石算是都給坑瞭。黨派相爭其實都是為瞭各自的利益，根本沒有人為瞭國傢的利益。

其實範仲淹和王安石的辦法都是好的，但是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腐敗

的

不行瞭，而且變法觸動瞭很多人的的利益，所以最後兩次變法都死於對於基層落實的不夠徹底，範仲淹治標不治本，王安石到瞭基層根本就是變瞭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