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7/2022, 11:15:59 AM
作者:海風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力逐漸強盛,尚武之風愈演愈烈,好戰思想在日俄戰爭後達到高潮,統治者為穩固地位、奴役人民,大肆吹噓日軍戰無不勝,不斷通過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普通民眾在統治者的煽動下也愈發狂熱,軍費支齣甚至占用國傢預算的一半以上。
而煽動民眾的日軍,往往因為自身的孱弱難以持久有效作戰,但在強大民意的裹挾下不得不繼續戰爭,這就造成瞭“毀滅或被毀滅”的極端局麵,被這種思想濛蔽的普通日本士兵,還在做著“一億玉碎”的迷夢,誤入歧途的日本兵成瞭殺戮機器。
針對這種情況,我軍采用瞭多種方式傳播反戰思想,強調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通過傢鄉和傢人來感化這些日軍,使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可貴。
我軍開展以情動人的宣傳,包括陣前唱思鄉歌、喊話等形式。日本反戰士兵水野靖夫曾和我軍一起在陣前喊話:“清醒一下吧,已經結束瞭,我們輸瞭,戰爭瞭這麼長時間,除瞭殺人與被殺,你們還得到瞭什麼?還幻想著一億玉碎嗎?”
當他喊話完畢,碉堡裏的日本士兵都默不作聲,一片死寂。 隻能聽見日本軍官若隱若現的咆哮斥罵和士兵的哀嚎 ,幾分鍾之後,機槍朝彆的方麵方嚮鬍亂掃射,顯然避開瞭我軍。日軍夜晚宿營時,一些中國軍民在周邊唱日本的思鄉歌麯,這增加瞭日軍的厭戰情緒, 但日本軍官的“精神注入棒”,仍會時不時的發揮餘威。
在晉察冀地區,有一些日軍戰俘說:“當我們在戰場上聽到充滿傢鄉情調的歌聲時,對親人的思戀之情更濃,再也不想打仗。”
我軍還經常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加強與日軍普通士兵的聯係。還把電話接在日軍電話綫上通話,鋪設綫路多時,一次可以與五六個日軍碉堡聯係。通過電話掌握瞭日軍的有關情況,瞭解到更多普通日本兵的人生經曆,從而拉近距離,還時不時增送送慰問袋、寫信等。
部分日軍在迴憶中說: “日本士兵之間相互聊天時,有的士兵說,彆的碉堡已經收到瞭對方的慰問袋,我怎麼還沒有收到。” 水野靖夫曾在《反戰士兵手記》中寫道: “日本士兵有時收到中國慰問袋之後也會迴禮,他們送給中國戰士黃醬或海帶。” 通過相互寫信、送慰問袋的方式,雙方拉近瞭距離,日本士兵也逐漸清醒過來,開始反思這場戰爭。
戰爭接近尾聲後,八路軍不斷取得勝利,俘獲的日軍戰俘增多。如何改造戰俘,成為擺在我軍麵前的一個重要問題,主席指齣:“日本許多士兵來自基層,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與我們並無衝突,日本民眾也深受軍國的荼毒,我們要想方設法,讓他們認清戰爭的非正義性,讓他們覺醒本國的法西斯壓迫。”
日本反戰人士野阪參三在延安參加反抗法西斯日本的工作,他建議創辦改造日本戰俘的學校,這個想法得到瞭主席的贊同。於是在各方的努力下,延安創辦瞭日本工農學校,選址在延安寶塔山半山腰。野阪參三擔任學校校長,日本戰俘在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
在學校成立初期,日本戰俘深受毒害,改造他們的過程很艱難。許多日本兵非常頑固,認為被俘是恥辱,進而絕食、謾罵,甚至妄圖殺害八路軍戰士。而在我軍的諄諄教導和真誠感化下,有些戰俘的思想開始轉變,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日軍軍醫佐藤猛夫在一次戰鬥中被八路軍俘獲,他不甘心當俘虜,就想辦法逃跑。然而他還未實施逃跑行動時,意外發生的一件事讓他轉變瞭想法。有一天,他因高燒昏迷三天三夜,不省人事。我軍醫護人員對他精心治療。等他蘇醒過來,看到自己曾經的敵人對自己關懷備至。甚至為瞭照顧他,還給他帶來瞭稀有的醬菜。他感激地說:“我的命是你們救的,謝謝你們。”於是他不再逃跑,甚至幫助醫生為傷員治病。
然而,轉變思想的隻是少數戰俘。學校為戰俘提供瞭所需的生活物質,即使在陝甘寜邊區遭遇蔣軍封鎖,生活十分睏難,邊區仍最大限度地滿足學校戰俘所需的物品。從各方麵體貼、安慰戰俘,但多數戰俘仍然消極抵抗,準備伺機逃跑。
他們認為,作為軍人,被俘是最大的恥辱,因此坐立不安。 每十個人中就有五個企圖逃跑或跳崖。還有的戰俘消極抵抗,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 有的戰俘在迴憶中說:“學校剛成立時,我們在一起議論,都說八路軍肯定有圖謀,要我們反對自己的國傢。”
麵對日軍戰俘存在的問題,學校決定逐步改造他們的思想。學校開設瞭理論、自然科學、時事與日本問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選派瞭一批政治、文化素質高、精通日語的人員作為教員,還把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也選為教員。
教員根據學員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並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啓發、互動式教學改造戰俘思想。通過係統的理論學習和在學校的親身經曆,許多戰俘的觀念開始轉變。
他們開始反思從小受到的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本質,並為自己曾經犯下的錯錶示悔恨。
為豐富戰俘的業餘生活,學校創辦瞭圖書館、俱樂部,舉辦文藝活動。學員們演反戰話劇,唱革命歌麯。有學員迴憶說:“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很豐富,可以打麻將、玩撲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以打棒球。”
深刻的課堂教學、豐富的課外活動,使這些日本戰俘根深蒂固的思想受到觸動,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享受到瞭生活的快樂,體會到瞭生命的意義,再也不用為瞭少部分人去犧牲自己。學員大古正曾寫下文章,他寫道:“我到日本工農學校之後,因為學習瞭很多知識,感覺從茫茫的黑暗中看到一綫曙光。”
隨著思想覺悟的提高,戰俘們開始自發轉變。由於蔣軍對延安進行封鎖,延安軍民開展自給自足的大生産運動,但沒有給工農學校的學員安排生産任務。學員們看到邊區軍民全身心投入生産,很受鼓舞,他們紛紛要求參加生産勞動。於是學校將學員分成瞭農業組、紡織組和木工組,開展除草、種菜、製作紡車、織布等工作。農業組的學員們學會瞭種植技術,1943年鞦天,他們收獲瞭1萬斤土豆、9石大豆。木工組的學員掌握瞭木工技術,在一年多時間裏,做齣瞭103輛紡車。
我軍執行優待戰俘的政策,甚至允許他們參加選舉。1941年10月,經過延安軍民和學校學員的投票,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陝甘寜邊區參議員。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學員參與瞭在華反戰組織。有的學員書寫反戰標語,有的學員參與製作慰問袋,到前綫發放傳單、喊話,宣傳我軍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與中國人民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有的學員甚至還為此獻齣瞭生命,我軍還為這些犧牲的義士舉行瞭紀念活動。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即將迴國,八路軍為他們舉行瞭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野阪參三帶著學員們離開延安,迴到日本。許多人迴到日本後,繼續開展反戰宣傳。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名叫小林清的學員選擇留在中國。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寫下《一個日本八路的迴憶錄》,晚年加入瞭中國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