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先生在長篇小說《白鹿原》中所描寫的人物大多是虛構的，但他對文中白鹿書院的“硃先生”的原型是有明確概述的，他正是清末關中大儒牛兆濂。
在白鹿原下，隔灞河相望有一個華胥鎮，這裏是中華始祖母“華胥”的故裏和歸葬地。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一個男孩降生在華胥鎮鳴鶴溝一戶清寒的耕讀之傢。農民牛文博對於兒子的到來喜齣望外。就在兒子齣生之際，他竟夢見宋代理學的一代宗師號稱“濂溪先生”的周敦頤飄然光臨門庭。這位曾讀過幾年書，因傢貧而走上經商之路的小商販，便給兒子取名“兆濂”，字“夢周”。這冥冥之中似乎界定瞭牛兆濂後來的人生追求。
牛文博對兒子的教育及其重視。牛兆濂九歲入私塾，一覽成誦，得瞭個“神童”的稱號。十五歲參加縣考，名列榜首。兩年後從關中書院肄業，並進入書院的誌學齋，專攻儒傢的經學。
牛兆濂在學問方麵涉獵廣泛，曾遍讀兵、農、錢、榖、水利、算術之書。在入誌學齋一年後便充任齋長，之後還被聘為塾師，並補為廩膳生員。所謂的廩膳生員，是科舉製度中的生員名目之一，這類生員每月由公傢供給膳食。
當時的關中書院可謂是西北第一學府，名師滿堂。牛兆濂在關中書院曾受教於柏景偉、李菊圃、黃小魯等人。二十二歲時，參加鄉試，中第二十八名舉人。
牛兆濂原本打算第二年赴京趕考，但傢裏突遭變故，父親去世加上母親患疾導緻雙目失明，隻能丁憂在傢。按照清朝的科舉例製，士子中舉後連續三次不赴京應試就要被革除舉人之名。當時的陝西巡撫端方愛惜其纔，以“孝廉”的名義奏請朝廷，為牛兆濂求情。清廷最終對其不但免予削名，而且破例嘉奬牛兆濂的孝行，賞加“內閣中書”之銜。但牛兆濂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毅然決定放棄功名，上書堅辭不就，居傢盡孝。
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牛兆濂齣任白水縣彭衙書院的山長，開始沉潛儒傢經史，教書育人。彭衙書院是牛兆濂教育事業的起點，也是他精研程硃理學的起點。
晚清時期，各種學術思潮競相興起，關中學者也齣現瞭兩大係，一是以三原賀瑞麟為領袖的捍衛傳統文化的“本土派”，二是以鹹陽劉古愚為領袖的融閤西方思想的“改革派”，賀瑞麟專攻理學，劉古愚擅長經學。在這兩派中，本土派日益式微，而改革派影響日廣。
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牛兆濂北上三原縣，拜理學傢賀瑞麟為師。當時賀夫子還問及其當年為何堅辭功名一事。他說這是奉母之命，母親隻希望其做個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賀夫子感念牛兆濂孝義誠懇，收為門下。並指點他遵循程硃理學之路。賀瑞麟一生都在捍衛傳統文化，延續關學學脈。盡管在晚晴時各種學術思潮競相興起，但他堅定地將傳統理學作為挽救世風人心的武器。
牛兆濂接過瞭賀瑞麟的“學術接力棒”，自此專注儒傢為己之學，身體力行。他在三原清麓精捨講學五年，力維先師門戶，毅然肩負起堅守程硃理學立場、復興關學、挽救世風人心的神聖使命，成為關學衰微之際最堅定的守護者和接續關學學脈、振興關學的代錶人物。
儒傢的關中學派注重格物緻知、經世緻用，具有積極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學為好人”之道，有求必應，德行鄉裏。
在關中因大旱遭遇大飢荒之際，牛兆濂挺身而齣，負責藍田賑恤局主持全縣的賑災工作，使得飢民免於餓死道旁。他廉正清明，親自製定局規，率先執行，並嚴格要求下屬。他的兒子牛清德想在賑恤局謀一份差事，獲得一點微薄薪水以養傢，被牛兆濂言辭拒絕，並以安貧樂道責其子曉以大義。
牛兆濂在任谘議局常駐議員時，負責全省的查禁鴉片煙苗的工作。當時關中的鴉片煙害又起，罌粟種植泛濫，民眾吸食成風。牛兆濂主動請纓前往煙害最重的西府一帶主持禁煙工作。他對工作一絲不苟，不徇私情，從源頭上遏製鴉片之害。
在陳忠實先生的小說《白鹿原》中，有一段關於“硃先生”的情節：武昌起義爆發後，陝西革命黨迅速響應，光復全城，成立新政府，宣告脫離清政府統治。原陝西巡撫方升緊急從甘肅、寜夏糾集瞭20萬人馬，嚮西安反撲。就在這危機時刻，“硃先生”隻身來到方升的軍營，“憑一張嘴、一句話”就成功讓其退兵……。這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情節，並非虛構，而是由牛兆濂的真實事跡改編而來。
武昌起義爆發後，西安是第一個齣來積極響應的地區。1912年，原陝甘總督升允“臨危受命”，從甘肅緊急抽調裝備精良的邊防軍迴援，一路攻至鹹陽城下。此時各方人員都齣麵對陝甘戰事進行調停。陝西革命軍秦隴復漢軍也試圖派遣升允舊部前去和談止戰，但前去的人卻反遭升允殺害。於是陝西革命軍統帥張鳳翽派部下郭希仁、劉守中邀請牛兆濂和興平的張仁齋齣麵勸升允罷兵。
升允和牛兆濂頗有淵源。清政府曾開設經濟特科，選拔專門人纔。時任陝西巡撫的升允嚮朝廷推薦牛兆濂，並支助路費讓其赴京召對。牛兆濂以自己專攻儒傢經史而不懂經濟為由拒絕遷往。
後來升允改建關中書院為陝西第一師範學堂，並邀請牛兆濂為總教習。作為傳統理學的繼承人，牛兆濂作為傳統理學士人，對新學不置可否。升允一年內書涵敦請六七次，牛兆濂以自己立誌做學問，對仕途無感為由拒絕。最後作為陝西巡撫的升允派人持聘書、聘金驅車登門相接，牛兆濂纔勉為其難隋之而去。但隻做瞭三個月的總教習便因理念不閤而辭職歸鄉，繼續程硃理學的研習。雖然牛兆濂對傳統理學努力堅持，但也無法扭轉科舉製廢除和新式學堂興起後關學衰落的大勢和轉型的必然。
升允對牛兆濂十分的敬重。考慮到升允和牛兆濂之間的關係，於是請牛兆濂齣麵和談。牛兆濂慨然允諾，當即星夜兼程，不顧個人安危西齣禮泉，親赴升允大營，以民生之計和時局大勢曉以利害，使升允罷兵。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變化，再加上牛兆濂的巧妙勸說，升允果然撤軍而去，西安城避免瞭一場兵禍。此事也成為牛兆濂一生的美談。
辛亥革命勝利後，新政府仰慕牛兆濂的纔學，極力邀請其齣山議政，共商大事。這位傳統儒傢理學大師認為自己與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體欠佳而謝絕。
一生不願為官的牛兆濂，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他先後輾轉執教於西安的魯齊書院、三原的清麓書院、興平的愛爾堂等地。他曾在藍田的四賢祠講學，因房捨不夠用，他便和好友茂陵張元際、張元勛兄弟以及藍田縣邑賢達人士倡議捐資重修四賢祠。
四賢祠原有的六間舊房不但得到修葺，還增修新建東西廂房四間。新修好的四賢祠被命名為“蕓閣學捨”。蕓閣是北宋關學先賢、四賢之一的藍田人呂大臨之號，他不但是關學的中堅人物，還在整個宋代理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地位。取名“蕓閣”也是以示紀念先賢並推崇其倡導的關中理學之意。因講學的“蕓閣學捨”在藍水（今灞水）之濱，牛兆濂又自號“藍川”。
蕓閣學捨在牛兆濂的主持下，得到瞭迅速的發展。從1918年起，牛兆濂基本定居蕓閣學捨，尊儒崇孔，研習理學，緻力教育至終。牛兆濂一生桃李滿天下，學生遍及全國各地乃至朝鮮、日本，最多時達300餘人，使得關中理學廣為傳播。
牛兆濂長期獻身教育，他創辦書院並教化百姓，積極參與和民生相關的社會事務，深受百姓愛戴，民間的百姓還送其“牛纔子”、“牛神仙”的美譽。
盡管辛亥革命以後，牛兆濂以遺民自居，但是在國破傢亡的民族大義麵前，他義不容辭地走在前列。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牛兆濂為此泫然流涕，減膳數月以誌愛國之心，並積極倡導抵製日貨，用攘夷之說激勵學生愛國救亡。牛兆濂還公開發錶《鬩牆謠》、《我明告你》等抗日詩文，激勵國人團結奮起，共禦外侮。
當得知日軍占領山海關時，已經67歲的牛兆濂悲憤不已，親自組織起500兵勇，懇請投筆從戎，效命疆場，並通電全國齣師抗日。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嚮中國增派八個師團的兵力，準備大舉進攻華北。消息傳來，久臥病床的牛兆濂憂憤至極，病情日漸加重，於7月21日憤然辭世。
牛兆濂生性恬淡，沉默寡言，雖潛修理學，但也博學廣聞。他畢生緻力於兩件事，講習關學和推廣鄉約。一生緻力於保護整理古籍，恢復程硃理學教育，延續關學學脈。他過著幾畝薄田，數椽茅屋，半倉農具半倉書的耕讀生活，他給關中百姓留下瞭“房是招牌地是纍，攢上銀錢是催命鬼”的民謠。他一生奉行“學為好人”之道，德行鄉裏。
時至今日，“牛纔子”那些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還在白鹿原上下流傳著。作為傳統關學學脈延續的代錶人物牛兆濂，在他之後關中再無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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