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對於建立在農業耕作之上的古代社會而言 土地製度絕不僅僅是土地占有、使用和分配的製度問題 苗稼見在，課役俱免？從租庸調和兩稅法，淺談唐代土地製度變遷 - 趣味新聞網

引言

對於建立在農業耕作之上的古代社會而言，土地製度絕不僅僅是土地占有、使用和分配的製度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體係的核心和基礎。

唐朝時，朝廷通過建立在均田製和戶籍製度之上的租庸調製，有效抑製土地兼並，推動唐代盛世的到來。

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均田製和戶籍製度衰落後，依附於這兩個製度的租庸調難以為繼，因此，唐朝廷轉租庸調為兩稅法，綿延幾百年的均田製由此消散，從此，唐後曆代王朝“田製不立”，對古代中國的發展産生瞭深刻影響。

如果想探析這一古代土地製度史上的重大變遷，就不得不先探尋租庸調及均田製在唐代的發展過程，通過探析兩者衰敗的原因，進而推導齣兩稅法何以成為唐政府賦稅改革的首選。

因此，接下來將從三個方麵齣發，在租庸調和兩稅法的框架下，淺析唐代土地製度的變遷。

唐之均田製與租庸調

唐朝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極為強盛的朝代，在其前期的一百多年時間裏，國傢疆域遼闊，社會安定，政治較為清明，經濟空前繁榮，文化極度輝煌，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在曆史上留下醒目的一頁，至今仍為人熟知。唐王朝能在其前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離不開其堅實而有力的經濟基礎――均田農戶經濟。

唐代的均田農戶經濟，即是指農戶依靠均田製授予的田地進行農業生産，並嚮國傢交納稅賦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並非由自然經濟下的小農生産自發形成，而是中央政權藉助政治手段人為調控的結果，其規劃的主要手段，即為均田製，以及建立在均田製之上的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起源於北魏，隋朝時名為租調製，唐朝建立後繼承瞭原隋朝的租調製度，並加以完善，稱為租庸調，於唐初正式頒行。

唐代前期的賦役製度基本有四項，分彆為租、庸、調和雜徭，而租庸調製占據四分之三，且稅收歸由中央政府掌握，是唐前期中央政府最為主要的稅收來源。

因此，對於唐朝而言，租庸調是支撐國傢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發揮作用最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

而均田製則是起源北魏的一種土地製度，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頻繁的戰爭，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田地荒廢，人口稀少，而建立北魏的拓跋族為中原帶來瞭一些原始部落時期的公有製因素，在多種因素的綜閤作用下，北魏孝文帝頒布詔令，推行均田製，以鼓勵農業生産，充實國傢財政。

唐朝建立後，天下經過多年戰火，百姓凋殘，田畝荒廢，麵臨著和北魏相似的局麵。

為瞭盡快恢復被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産能力，唐朝繼續使用自北魏起實行幾百年，行之有效的均田製，並在使用時加以改善，使之更加適用。

租庸調與均田製兩者密不可分，若無均田製，租庸調則無法運行。

具體地看，唐代政府通過實行均田製，嚮農民發放並登記田土，掌握農民耕作的田畝數量，以此為依據嚮農民派租，同時輔以嚴格的戶籍製度，掌握農戶的戶數和個人情況，嚮傢庭派庸，嚮人丁派調，進而構建起“有田則有租，有傢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實行時間長達156年的租庸調製度。

由此可以看齣，唐王朝實行租庸調製，必須先嚮農民發放國有田土，使之轉化為具備一定耕作麵積的自耕農，進而對小自耕農收稅派役。也就是說，隻有藉助均田製，將其治下的農民與土地這一生産資料結閤，唐王朝纔可以順利運行其稅收製度――租庸調，並將農民的勞動産齣轉化為中央政府的稅收，進而將資源投入到國傢機器之中。

將勞動力驅動到農業生産中，實現“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以便從農業獲取足夠多的資源維持政權統治，而這正是唐政府實行均田製與租庸調的根本目的。

租庸調與均田製之衰敗

在國傢均田――農民授田――收稅徭役這一環節中，隻要其中一環齣錯，租庸調就會難以為繼。

單就唐代均田製而言，其內在存在諸多缺陷。唐代均田製將授田標準分為可繼承的永業田和不可繼承的口分田，均田令中就有規定：“諸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並規定“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

同時，唐政府還將人多地少的區域稱為狹鄉，人少地多的區域稱為寬鄉，狹鄉如若田地不足，則“減寬鄉口分之半”。

在人口不斷增多而國有田土漸少的情況下，授田數量少的情況更為突齣，到瞭後期，唐政府手中也無土地，唐德宗嫁公主時由於無田可賜，甚至不得不到市場上買地。

唐朝作為一個傳統的封建國傢，存在王侯將相等剝削階級，這些群體也侵占不少田地，又由於道教佛教興盛，寺院也占據大量土地。國有土地原本就隨著人口繁衍日漸不足，田地被寺院、貴族官僚群體侵占後，農民所能分到的田土就更為稀少。

國傢均田這一環節受限，不能成功地將那些無地或少地農民轉化為，具有足夠耕地、能夠擔負國傢稅負徭役的自耕農，租庸調製開始崩潰。

此外，均田製名義上授田畝數為一丁百畝，以尚商周井田製，而在實際授田過程中，較少有人可以領足百畝田地，但交納稅賦，派遣徭役時，卻是依照百畝田地的標準進行。

農民授田數量不足，稅賦徭役卻仍舊不改，農民授田不足，無法負擔沉重的賦稅，均田農戶經濟下的農民難以度日，或自發或被動地開始逃亡。

起初唐政府還進行過幾次“括戶”，命令兼並田地者歸還“逃戶所有田業”，而且還規定“苗稼見在，課役俱免”，頗有成效，但這種手段隻能見效一時，難以挽迴局麵，農民授田這一環漸漸地也開始問題頻發。

農戶在沉重的生存壓力下，或逃亡，或寄名於擁有免稅特權的達官貴人、寺廟道觀之下，諸多勞動力從嚴格的中央管控製度流齣，大量田土被歸到免稅特權者的名下，唐政府開始麵臨無田可租，無人可用，無傢可調的窘迫局麵。

終唐一代，戰火不熄，或對外徵戰，或對內平叛，戰爭在消耗政府財政的同時，也使得嚴密的戶籍製度受到衝擊，戰火燒毀房屋時，也燒毀瞭原本記錄農戶詳細信息的戶籍賬本。

安史之亂後，這種情況更加突齣，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傢編戶就減少70%，原本租庸調的實行必須輔以嚴格的戶籍製度，而如今民不附籍，又無地可授，至此，唐代的租庸調製度徹底失去基礎，均田製這一流傳數百年的土地製度也一並崩壞。

兩稅法取代租庸調

租庸調製度逐漸敗壞，使唐王朝的財政陷入窘境，而唐中期生産力的發展，帶來瞭工商業的繁榮和商品貨幣關係的擴大，加之土地兼並後莊園製迅速發展，戶稅和地稅的財政地位也日漸重要，多種因素綜閤，為兩稅法的實行創造瞭條件。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王朝正式采納楊炎的建議，開始變革稅賦製度，推行兩稅法。

兩稅法是一種以戶稅和地稅為主體創行的新稅製，以“量齣製入”為徵課原則，以資産為徵課對象，以戶等高下為課徵依據，以貧富為差定稅額，對行商經營貨物課稅三十之一,以貨幣計稅，夏鞦兩徵，錢糧和絹帛同繳。

與舊製租庸調相比，兩稅法將課稅對象由原本的“人丁”轉為“資産”，實質上是對均田製已經崩潰的無聲默認，從側麵將土地兼並閤法化。

唐政府通過在政治上對土地嚴重兼並現狀的承認，嚮大地主換取賦稅，以維持中央財政。

唐政府的如此作為，意味著唐王朝徹底放棄通過政治手段配置土地與勞動力要素，此後曆代王朝沿襲唐代政府做法，“田製不立”的土地製度新時代自此而起。

自中唐兩稅法後，國傢放棄瞭自秦漢到中唐時對於土地産權進行乾預的傳統職能，封建國傢土地所有製建立不起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自由買賣（封建條件下的自由）的製度，土地私有製取得瞭統治地位。

兩稅法的目的本為節約納稅成本，擴大稅收來源，減輕農民負擔，具有明顯的進步和革新意義，但稅法實行後不久，就脫離瞭其本意，人民的賦役負擔反而加重。

由於新稅法以貨幣計稅，又完全放開土地交易，促進瞭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使得賦稅得以增加，唐王朝的壽命得以維係下去。

梳理前文可以發現，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遷，實質上是均田製與“田製不立”這一土地關係的變化，在政治上層建築地顯現。

從均田製至“田製不立”的土地製度變遷曆程，代錶著封建國傢政權麵對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社會生産關係的變化，逐漸由政治調控轉嚮市場調控，商品經濟迎來新發展。

參考文獻

再論唐代均田製下的土地買賣

唐朝政府農業經濟職能研究

唐代均田農戶經濟的規劃形成及其經濟形態特徵

唐代租庸調製和兩稅法的製度缺陷與執行弊端研究

試論租庸調製到兩稅法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