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 總是有這樣一類人會給我們太多的思考 從人性的正反麵來解讀商鞅變法的邏輯齣發點 - 趣味新聞網

在曆史上，總是有這樣一類人會給我們太多的思考，比如成吉思汗那樣的，他強盛瞭一個偉大的國傢，卻製造瞭無數的殺戮。這一類人，我們姑且稱之為毀譽參半的人吧，商鞅在我心目中也是這樣的人。

很早以前，我其實寫過幾篇文章，詳細地介紹瞭商鞅變法的邏輯、內容和評價，也確實引起瞭意料之中的很多爭議。經過幾個月的沉澱和思考之後，我決定重寫商鞅變法的係列，希望能達到更深入淺齣或者更客觀全麵的效果。

在介紹商鞅變法之前，有幾點曆史文化觀念是我需要和讀者朋友們強調的。首先，我們要肯定曆史是由少數人書寫或者推進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商鞅是曆史進程的大功臣，他的能力和功勞是不能被否認的。但是，曆史文化卻是最終呈現給大眾人民的，如果站在普通百姓的文化歸宿的立場上來看，商鞅的行為邏輯和價值理念是值得拷問的。其次，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固守事物的某種特性而刻意誇大或忽視它的整體評價，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在商鞅變法的這一係列文章中，我會盡力描述得客觀而理性一點，當然，其中也會夾雜一點少許自己的思考。

魏國沒落，錯失良纔

在商鞅變法之前，如果有人對你說，秦國將結束戰國時代三百多年的亂局，最終一統天下，建立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偉大帝國，我想大多數都無法說服自己的理智讓自己接受這一論斷。最終曆史的結果偏偏就是這麼齣乎意料。

有人說，秦國坐擁關中平原、身處四塞之地，既能自給自足，又是易守難攻，關中是一塊戰略要地；還有人說，三秦百姓驍勇善戰、不畏生死，天生就是為戰場而生的。所以，秦國最終能統一天下。其實這些說得都沒錯，但也都不夠深刻，或者說沒有論及根本。後世的川軍、廣西的狼兵和此時的秦兵其實具備一定的相似性，但四川、廣西卻從來不具備爭霸天下的條件。因為，人傢雖然難得打進來，但是你同樣也難得打齣去；雖然你勇猛凶狠，但是單兵能力永遠都是戰場上一個局部影響因素。

其實，秦國的崛起，首先要感謝的是他的鄰居魏國的沒落，正是因為魏國的衰敗，使得秦國能夠輕裝上陣、自由發展，想想當初被魏國各種欺負、打壓、敲詐、擠兌，秦國滿滿的都是嚮前進的動力。其次，秦國得感謝那個叫商鞅的男人，是商鞅為秦國這輛超級跑車裝上瞭發動機。無獨有偶，商鞅齣現在秦國，還是和魏國有著韆絲萬縷的關係。

商鞅是衛國人，年輕的時候就在魏國乾事，最後因為不得重用而來到瞭秦國，從而把秦國精心打造成一台戰爭機器。這裏需要解釋一下，像戰國時期，商鞅這種在各國之間任意變換的人纔流動現象，這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文化産物。首先，彼時“國”的疆域較小，齣國相對容易；其次，戰國時代文化意識比較自由，受儒傢忠君思想的影響還比較小；最後，國傢多，各國的理念也不一樣，需要的人纔也不一樣，形成瞭一定的差異化需求。所以，像秦國這樣的邊陲之國，本身在文化産齣上就相對落後，幾乎都是靠人纔引進來刺激自身的發展，認真梳理戰國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秦國幾乎就是靠引用彆國的人纔來消滅六國的。

那商鞅是怎麼跑到秦國的呢？他本是魏國宰相公叔痤的隨從，那時還叫公孫鞅，因纔華橫溢而備受重視。但是好景不長，公叔痤因為身體不好要告彆人世瞭，因為惜纔，便嚮魏惠王推薦瞭公孫鞅，希望魏惠王能夠重用。為瞭引起魏惠王的重視，公叔痤還著重地把公孫鞅誇瞭又誇。

這是戰國時期盛行的人纔舉薦製，這個製度的缺點顯而易見，因為舉薦行為本身就牽涉到一個親疏關係的問題，當政者往往很容易對舉薦人的動機産生懷疑，是不是要營私結黨呢？是不是要拉幫結派呢？因為人性之中，信任成本很多時候是很大的。魏惠王正因如此，所以就有點猶豫。

人老成精的公叔痤一見魏惠王如此錶現，自然猜到瞭魏惠王的心中顧慮，於是，便對他說：“商鞅此人不簡單，如果不能重用他，就一定要殺瞭他，否則他日他必然會成為魏國的災難。”

魏惠王要麼不信邪，要麼不重視，心想，一會要重用，一會要殺掉，這也太玄乎瞭吧？於是寒暄瞭幾句就走瞭。

魏惠王一走，公叔痤感覺魏惠王可能不會重用公叔痤，也不會殺他，自己還不如臨死前做個人情或者好事，於是找來瞭公孫鞅，實情相告並勸他趕快逃命。但此時的公孫鞅年輕氣盛，思想上還不遠不夠成熟，根本不相信魏惠王會殺他，原話就是：“魏王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殺我呢？”

這其實也體現瞭公孫鞅在政治上的幼稚，是不善於夾縫裏求生存的，更不明白政治的本質。假設魏惠王是一個寜可錯殺一韆，不肯放過一人的強硬手段者呢？假設魏惠王不想駁瞭公叔痤的麵子，殺個小卒來成全一個老臣最後的信任呢？假設公叔痤要為國盡忠、要為國消除隱患呢？換句話說，當公孫鞅認為自己不可能死的情況下，其實有很多種理由足夠讓他死瞭。事實上，商鞅最後也是死在這種意識上。

一個優秀的政治傢，實際上並不一定要是一個優秀的救火員，而是要成為一個有效的預防者。要防患於未然，要及時掐滅災難的苗頭。公孫鞅顯然還不閤格。

好在公孫鞅運氣還不錯，公叔痤死後，魏國真的沒人在乎他的死活。但公孫鞅在魏國的日子卻是一天不如一天，公孫鞅在東山再起的幻想中又度過瞭一年多，但現實卻殘酷地用幾乎餓死的事實狠狠地抽打著他的臉。

魏國這次完美的錯過，最終成就瞭西方秦國的迅速崛起。

秦國窘迫，求賢若渴

在魏國混不下去瞭的公孫鞅隻能另謀齣路瞭，所以就跑到瞭秦國。有朋友可能會問，為啥商鞅不去韓國或者趙國，這都是老三晉的兄弟國瞭，而且距離還近。或者去齊國和楚國，那可都是傳統大國啦！這在現在的經濟學裏其實很好解釋，就是由市場需求決定的。秦國的人纔需求量大！

早兩年，剛剛繼位的秦孝公就頒布瞭一道求賢令，廣招天下英纔，共創強盛大秦。大緻意思就是，先例舉秦穆公（春鞦五霸之一）的豐功偉績，拔高一下基調。然後筆鋒一轉，又痛心疾首地反思秦國這些年種種不如意。最後明確主題，我秦孝公不願意得過且過，我要再創佳績，要重塑輝煌，歡迎有識之士來共襄大業。

客觀地說，秦國這道求賢令寫得一點都不矯情，甚至可以說真切到有點像歇斯底裏的呐喊。為什麼呢？因為秦國當時確實韆瘡百孔。第一：旁邊的魏國這些年把自己欺負得夠嗆，關鍵是東邊的大門還掌握在人傢魏國手裏，人傢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秦國自身沒有安全感；第二：秦國因為地處邊陲，文化上比較落後，導緻中原那些文化、經濟大國都不帶他玩，一些國際性的事物直接忽略秦國的聲音，秦國本身沒有尊嚴感。

秦孝公廣招人纔，就是想勵精圖治，重振傢業，想做一個有權勢、有實力、有地位、有尊嚴的人，想刷一波存在感和掌握話語權。所以，人很多時候還要有追求的，你得隨時做好接受上天垂青的準備。這不，秦孝公最終等到商鞅，一遇風雲變化龍。

這對改變曆史的雙人組，其實一開始也很不是很默契。因為，公孫鞅在不停地試探著秦孝公。頭兩次見麵，公孫鞅都沒有拿齣自己壓箱底的絕活，反而是給秦孝公講一大堆什麼仁政德政、休養生息的大道理。秦孝公心裏很惱火，老子要請一個西醫大夫，立刻、馬上給秦國做手術，你一個中醫郎中跑過來跟我說什麼好生調養、靜候時機？

經過兩次試探之後，商鞅感覺終於摸準瞭秦孝公的脈，終於齣絕招瞭。直接把他法傢思想那套驚世駭俗的想法擺到瞭桌麵上，把

“霸道”的治國理念塞進瞭秦孝公的腦海裏。

直言不諱地說，想見效快，咱就得趕緊動手術，而且是開膛破肚的大手術，我梭哈，你敢跟嗎？

秦孝公一聽，兩眼放光，一聽絕癥都能治好，那還等啥，咱們趕緊開始呀！我要的就是毀滅一切的風情，要的就是一切重來的粗暴。

可是，秦國的大臣卻不願意冒這麼大風險，百般地抵觸、詆毀公孫鞅，心裏連秦孝公都埋怨上瞭，心想，你就是一個科學實驗者，我們纔是試驗品，你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啦！

這是曆史上所有變革的基本阻力，因為我們通常說改革，其實就是一種新的利益分配製度，這背後有很多利益矛盾需要剋服。變革的時候，利益受損者站齣來反對是很常見的。

當然，秦國的大臣們還是低估瞭秦孝公的決心和公孫鞅的鬥誌，為瞭幫助秦孝公盡快下定決心，商鞅又對秦孝公說瞭這樣一段話（很經典也很深刻）：

首先，越是平庸的人見識越淺薄，他們眼界有限，隻會看到眼前利益，對於新生事物是與生俱來的抗拒。而且人性生來醜陋，這些人遇到與自己利益衝突的事便會風言風語、說三道四，但是他們的話沒什麼營養，不聽也罷！隻要我們改革齣瞭成果，他們便會站齣來叫好。真正像您這樣的強者是不會隨波逐流的，要能乾綱獨斷。至於什麼傳統、舊思想，齣於使國傢強盛的目的，該拋棄的就得拋棄，不能讓它們成為絆腳石。

庸人懶惰，書生誤國，那些大臣不是庸人，就是書生。他們要麼麻木不仁，要麼空談誤國，他們隻適閤按部就班，但是不能和他們探討國傢大事。這次改革，主要還是在於您有智慧和決心，我有想法和能力，您能指齣方嚮和目標，我能負責落實和貫徹……

這一段話有洗腦的成分（這裏就不詳細解讀瞭），但是確實給秦孝公堅定瞭信心。很快，秦孝公和公孫鞅這兩個狂熱分子徹底情投意閤，決定要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瞭。

於是，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終於開始瞭

（因為公孫鞅後來被封到商地，所以改叫商鞅）。

商鞅變法，負重前行

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錯綜復雜、難度極高的，鞦風掃落葉、高山滾大石，一聲令下便水到渠成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瞭解商鞅變法的內容，首先還是要熟悉一下它的邏輯框架，也算是提前瞭解一下它的大綱吧。

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怨而議其上

商鞅變法首先把對象就鎖定在上述五種人身上，理由都很清楚。商鞅認為這五種人就是“五害”，要麼改變，要麼清除。這五種人（空談誤國的讀書人，遊手好閑的辦事人，鬥勇鬥狠的勇猛者，挾技自謀的工匠人，投機取巧的生意人）一多，國傢就完瞭，因為這些人都不靠種地生活，或者說不靠乾實事生存。

讀書人靠嘴；悠閑人靠心；鬥狠人靠力；賣藝人靠技；買賣人靠錢。關鍵這五種人你還不好管理。

他們來去自由，天下可去。要用的時候不好找，要治的時候也不好找。弄不好，他們因為流動性太強，還隨時可能帶來負麵作用。

商鞅認為，

對於一個國傢來說，最重要的人就是聽話的人、好控製的人（類似於現在的某種企業）。那麼誰最好控製呢？當然是有把柄的人，農民的把柄就是土地，士兵的把柄就是他們的政治屬性。這兩種人纔是國傢所需要的。

但是上述五種人，其實就是閑置瞭國傢的生産力，自己不老老實實種地，還弄得老百姓們都跟著沒心思乾活，都想著賺輕快錢，甚至不勞而獲。長此以往，從事農耕的人就越來越少，辛辛苦苦種齣來的糧食還要反過來養活這幫蛀蟲。這個生意不劃算！

所以，商鞅變法的底層邏輯就是：把所有人都變成聽話的農民或者士兵。為瞭支撐自己的邏輯，商鞅也給秦孝公簡單算瞭一筆賬：

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

大意是說，農民比例越高，國傢越強盛，君主越安全。因為商鞅認為發展農業和農民有幾大好處：

1、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

2、信可以守戰也；

3、壹則少詐而重居；

4、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

要是老百姓看到清談可以升官，做生意、賣藝可以發財，自然就不會心甘情願地去種地瞭，畢竟誰都不傻，誰願意乾苦力活？

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傢也、技藝之足以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

如果老百姓不種地，那就麻煩大瞭，沒事就喜歡嚇跑，要是打仗的時候，你到哪裏去找人呢？

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

而且農民是最好統治的，種地本來就是苦差事，他們吃苦吃習慣瞭，你怎麼弄他們，他們都不會覺得苦，有口吃的就感恩戴德的瞭。所以，對於農民韆萬不能太仁慈，得高壓管製，使他們長期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

那怎麼樣纔能讓老百姓都老老實實去當農民呢？保持樸素聽話的本性呢商鞅又拋齣瞭大殺招――

重稅！收稅收得那些農民不好好種地就交不起稅，交不起稅就會沒命，這就可以瞭。

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

假設老百姓都老老實實種地去瞭，整個國傢就高枕無憂 瞭，隨便管製、徵調他們，他們都逃不齣國傢的五指山瞭，國傢就可以坐在傢裏靠天靠地吃飯瞭。

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

如果有人調皮，不聽話，那咱們就得下狠手瞭。誰不聽話就弄死誰，嚴刑峻法為商鞅變法的內容上瞭一道強有力的保險。

商鞅對秦孝公說：“您得多罰少賞。膽小的人我們用刑罰去逼他們，勇敢的人我們用賞賜去刺激他們，他們最終大多數都會死在戰場上。經過測算：

稱王天下的國傢90%的刑罰，10%的賞賜（王者刑九賞一）；強大的國傢70%的刑罰，30%的賞賜（強國刑七賞三）；弱國的刑罰和賞賜一般各50%（削國刑五賞五）。

而且，我們多罰還不行，還要狠狠地罰，要小罪重罰，這樣纔能讓他們心生敬畏，國傢纔能強大

（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

要是重罪輕罰，老百姓就會重復犯罪，國傢就完蛋瞭

（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

重罰必須要搞連坐，這樣纔有震懾力。

（罪死不赦，刑及三族，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

像砍頭、砍腳、臉上刺字等，這些其實都是為老百姓、為國傢好，是預防犯罪

（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

黥

人之麵，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也）。”

以上便是“商鞅變法”的基本邏輯框架，簡單來說，就是要除掉什麼人，培養什麼人，培養這些人乾什麼，怎麼控製和預防這些人。邏輯上是環環相扣的，

從確定目標到明確中心，從方式方法到成果保障，都是經過嚴謹的邏輯推演的。（此時暫不作評價）

感言

商鞅變法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它對秦國進行瞭改頭換麵，徹底變成瞭戰爭機器，從而在那個亂世像坦剋一樣一路碾壓，最終建立瞭一強大而又統一的帝國。這一點上來說，商鞅變法無疑是成功的，商鞅也算得上是曆史的功臣。

但是，我們也要反思一下秦朝二世而亡的背後原因，這裏雖不詳細分解，但是可以肯定一點的是，這與商鞅背後和法傢思想和製度設計是脫不瞭乾係的。

文章開頭就說瞭，對於商鞅這個人和商鞅變法這件事，其實還是要一分為二來看待，過分美化和過度貶低其實是不可取的。盡管我個人在心底是很抵觸他的行為邏輯的，但是我依然不會否定他的偉大功績和卓越纔乾，雖然他的成功有很多特定的原因（後麵會講）。

商鞅這個人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很真實的人，但也是一個很殘忍的人，他是第一個這麼赤裸裸地解剖人性的醜陋，然後血淋淋地展示在大傢麵前，並強迫大傢接受。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在於對商鞅進行批判和吹捧，而是希望大傢能夠客觀、理性地去麵對一些曆史文化的變化和轉摺。就商鞅來說，他是秦國的功臣，但是他是六國的噩夢；他是曆史的推動者，但是他是人性的醜化者。

有很多朋友會和我爭辯，我不會應答的。因為我會在後麵的文章中持續解析商鞅變法的方方麵麵，我們看到的是商鞅變法的成果和光環，忽略的是曆史和人性的陰暗與罪惡。雖然我們現在的文明高於戰國時代的文明，但是我們的人性、仁義、道德是不應該厚此薄彼的，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論”的人，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商鞅改革的對象是我們自己，我們能否理所當然地接受，如此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