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28/2022, 3:59:35 PM
“遺物整理是為瞭讓生者更好地活著,
是留下關於逝者的美好記憶。”
作者:王秦怡
編輯:許 曄
編審:蘇 睿
四年前,西卡告訴媽媽,她要當一名整理谘詢師。她的媽媽――那個頗為開明的國企員工,聽到女兒的職業規劃後沉默瞭,“你要去當一個藍領?”
兩年前,武漢解封的第三天,西卡沒和爸媽說,便偷偷跑去武漢做遺物整理。那是她第一次接受遺物整理的委托,媽媽知道後又沉默瞭。
西卡理解媽媽的反應,她把當整理谘詢師比作“1”,做遺物整理師則是“2”,“對於父母來講,接受我的職業肯定需要一個過程。一開始他們花瞭一兩年去接受1,當他們接受1之後,我又突然告訴他們要做2,這對他們來說是雙重打擊。”
但其實,在西卡的職業規劃中,她理想的情況是抵達“3”――“生前整理”,讓更多人瞭解到“原來我可以生前就規劃好自己的身後事”。
這並不容易。在國內,“死亡”和“遺物”常常被誤解為“晦氣”“不吉利”,“生前整理”則是一種“觸黴頭”“咒人不幸”的行為。因此,對於逝去親人的遺物,很多人的處理方法是“燒一燒”“扔一扔”。
可是,遺物真的不需要整理嗎?
“物品會說話,我們每個人的物品就構成瞭我們自己。遺物整理的落腳點,是怎麼把委托人和物品以及逝者的聯係建立起來。”西卡說,“我希望在循序漸進中,讓大傢漸漸有一個正確的生死觀,一個完備的死亡與整理的概念。”
“讓生者更好地活著”
2022年1月15日,一場名為“來信”的遺物展在上海42咖啡館舉行,展齣內容多來自於漆畹生老先生的遺物――他生前收到的信件節選。
能舉辦這樣一場普通人的展覽,是西卡不曾想到的。
一年前,上海老人漆畹生去世。他無兒無女,妻子早已過世,將房子留給瞭陪伴他走過晚年時光的護工,但對於如何處置房中物品,卻未留下隻言片語。公證員找到西卡,希望她整理老人遺物。
一走進書房,西卡就確定老先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書、他寫的東西、他的筆記,包括他記筆記的方式,用很多種顔色的筆突齣記錄他不同的感受,就像《脂硯齋》評語一樣,特彆細膩。”
更引起西卡注意的是,在漆畹生的遺物中,她一共整理齣63封信件。這些書信都來信於同一人――漆畹生的弟弟漆黔生。通過漆黔生信中敘述,大傢發現漆黔生還有一個孩子默默活在人世間。
漆畹生收到的弟弟來信。信中說,“我於九月六日11時三分開始變為一個男孩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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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孩子叫“小明”,患有孤獨癥,在父親去世當晚被送至福利院。
西卡突然想為小明做點什麼。她馬上行動起來,與漆畹生繼承人商量,能否將兩位老人的信件展齣。敲定後,她又聯係策展人、誌願者,編寫《生前整理筆記本》,連同漆畹生老先生的書籍、兩位老人來往書信的掃描圖,一起放到展廳售賣,賣的錢則專門用於誌願者對小明的探望。
“遺物整理是為瞭讓生者更好地活著,是留下關於逝者的美好記憶。”西卡說。
“那朋友怎麼評價你?”《環球人物》記者問西卡。
“奇葩吧,(他們)覺得我做的事好奇怪,有時候覺得我太衝動,像去武漢這事兒他們肯定不支持。”她笑瞭笑,又補充道,“正嚮的評價可能有勇敢、愛人的能力比較強,其他就沒什麼正嚮評價瞭。”
2020年疫情期間,西卡在網上看到一篇有關“武漢遺物”的文章,她被打動瞭,想誌願為這些在疫情中逝去的人做些什麼。她聯係瞭近100傢人,最終接受她入戶整理的有三傢。“3%的幾率,不少瞭。”西卡說。
時至今日,西卡仍然感念這次前往武漢的經曆,“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個細節,更多的是對於武漢這個城市的印象。這三傢都給瞭我很大的包容和接納,接受一個陌生人走進他們的私人空間。”
西卡去武漢做遺物整理。
一些細節,西卡不願多講,但當記者說得不對時,她又忍不住“辯護”:“有個爸爸去世,是因為他送兒子齣門,結果他不小心感染。後來整理齣來的他的遺物很少,基本上都是傢人共用,這也說明一個父親對於傢人的投入和愛。他不需要很多東西,都是為瞭這個傢。”
“其實這三傢人有個共性,他們都很愛傢人,都覺得對方離開得太突然,想在心中留一個思念逝者的機會。”西卡說。
“直接幫助彆人的工作”
西卡是在28歲下定決心當遺物整理師的。雖然在父母眼中,這是一個很突然的決定,但西卡知道,這是她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在成為遺物整理師之前,她做過稅務師、廣告策劃、互聯網大廠打工人等工資還不錯的工作,但她不停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快樂。
“好像也挺快樂的,一種沒有職業規劃的快樂。”
更多時候,她形容那個時期的自己是“工具人”,是“零件”,“麻木、人生沒有意義”。
這種感受第一次蹦齣來是在2014年,西卡24歲時。當時,她被查齣體內有一顆腫瘤。等待檢查結果的那幾天,她問自己:我能在一個青春剛開始的時間留下什麼?什麼也留不下來,能留下的好像隻有物品。
那是她第一次想到物品和人的生命之間的聯結。
還有一次是在2016年,她看瞭一部日劇《我的傢裏空無一物》。女主人公是個扔東西“狂魔”,傢裏沒有電視,沒有桌椅,待客時要從收納櫃中拿齣那種日式盤腿椅,拖地時整個屋子都是空的。
西卡一下子被震撼到,“原來生活還可以這樣過……”
《我的傢裏空無一物》劇照。
如今迴頭看,西卡認為,那部劇主要講的其實是收納而非整理。“收納單純強調物品擺放,整理是梳理自己的物品、事件、人際關係等,是在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命中建立一個思考體係。”但自那之後,她開始對“整理”有瞭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
“有些人可能隻經曆一件事情,就很快蛻變,對我來說,我需要一個過程。”西卡說。
2018年,西卡的眼部需要做一個小手術。刀片揮舞,她忍不住紅瞭眼眶。主刀醫生看齣西卡心裏的害怕,囑咐護士握緊她的手,還像哄小孩一樣假裝“凶”她:“你眼圈不要紅,你眼圈一紅,我就知道你要哭瞭噢。你已經是大孩子瞭,不能像小孩子一樣那麼容易哭。”
西卡很感動,主刀醫生一天要接待很多病號,可能兩分鍾就換一個,“但像他那麼大腕兒的醫生,還在很細微的方麵關懷患者,給我一種安定感,這樣的人太有力量瞭”。
這件事對西卡觸動很大,她想做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直接幫助到彆人的工作。
西卡把這個想法講給朋友聽,朋友急得趕緊勸她,說任何一個職業,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到彆人,再不濟也會産生GDP。話是這麼說,可西卡還是說服不瞭自己,她待在辦公室裏就覺得透不過氣來。
此後不久,她就辭去瞭BAT大廠的工作,從整理谘詢師做起,為成為遺物整理師做準備。那時,西卡還擔心一旦告訴委托人自己也做遺物整理,會把好不容易纔找過來的委托人都嚇跑。
西卡工作圖。
然而後來的發展齣乎她的意料。“不管是委托人,還是身邊的人,我突然發現我可以和很多人聊死亡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並鼓勵我。”
不隻指嚮“身後”也應指嚮“生前”
最近,西卡剛接到一個遺物整理的委托,此時距離遺物主人逝世已近十年。“父母都已經走瞭,子女不住在那邊,他們又不知道怎麼麵對,所以擱置多年,那個地方就像被封印瞭一樣。”西卡說。
做遺物整理師久瞭,她發現,來委托的人都有這個共性,“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從20歲到100歲,不管他們走過瞭多少歲月長河,麵對我時反應都差不多,都像小學生一樣,茫然、幼小、無助、可憐。他們不知道未來怎麼麵對離開這件事,也不知道離開之前要做什麼。”
這時,西卡就會嚮他們拋齣一個問題:“促使你找到我的最大動力是什麼?”
迴答五花八門。有年輕人說自己特彆難過,心情已經連續低沉好幾個月,不知生活如何進行下去。也有委托者認為自己已經走齣睏境,希望通過整理遺物紓解傢人的悲傷。還有老人年齡大瞭,沒有其他傢人,問西卡他能在生前做些什麼。又或者,老人去世後,傢中子女找到西卡,想知道老人遺物有多少,方便分割。
一般聽完委托人的迴復,西卡心裏已經有瞭底。
如果是情感寄托類的遺物整理,她會花大量時間和傢人溝通,一件一件確定遺物的處理方式,尤其是照片、日記、信件等珍存瞭過往記憶的物品,西卡會特彆注意。如果是偏法律類的遺物整理,她則會更側重於遺物清點,將每一項都仔細地記錄在案,甚至不用移動全部物品。
西卡工作圖。
在西卡看來,“遺物整理”是一個很宏大的概念,它不隻指嚮“身後”,也應指嚮“生前”,涉及到社會學、醫療保險、財産分割等多個領域。
她以日本紀錄片《無緣社會》為例,“反映的是日本老齡化、少子化、不婚這樣的大環境,是社會學領域的問題;背後還涉及到這些老人怎麼安排自己的臨終護理,是醫療領域;還有養老金安排,過瞭多少歲,能領多少錢,又屬於養老保險方麵的知識。他們要分配的東西和事物太復雜瞭,誰來給他們整理?”
《無緣社會》劇照。
為此,過去幾年,西卡看瞭很多資料。
她記得自己看的第一本講述生命的書是《活齣生命的意義》,作者是弗蘭剋爾,一個從納粹集中營裏走齣來的心理學傢。
不看書時,西卡就看紀錄片,像《人間世》《生命裏》,講的都是生老病死、臨終關懷、意定監護等生命命題。她也有意識地讀各種法律資料,2021年遺産管理人製度確立後,她還研讀瞭《民法典》。
這些塑造瞭西卡的生死觀。她從不避諱談“死”,也不認為“遺物整理”是一件冰冷、消極或者憂傷的事情,相反,“它是溫情的、默默的、剋製的”。
對應到遺物整理的過程中,西卡定瞭一條規矩:“把情感的閘門關掉,保持理智與清醒。你不能哭哭啼啼,這樣會給對方帶來麻煩。”
西卡想起來,有時候她和委托人一起整理遺物,看到逝者年輕時的照片、興趣愛好,聊著聊著兩人還會相視一笑,“那一刻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