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嬌嬌 張鞦升來源：“齊魯學刊”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於《齊魯學刊》2021年第6期中國古代史學發達的原因有多種 政治的需要、史官史館製度的設置及完備、整個社會“史”文化氛圍的濃厚 陳嬌嬌 張鞦升：古代史傢責任意識探析 - 趣味新聞網

作者：陳嬌嬌 張鞦升

來源：“齊魯學刊”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齊魯學刊》2021年第6期

中國古代史學發達的原因有多種，政治的需要、史官史館製度的設置及完備、整個社會“史”文化氛圍的濃厚，等等皆是。若從治史主體――史傢角度來說，首要的就是史傢強烈的責任意識。史傢的責任意識就是史傢對史學工作的自覺認知和主動擔當的精神，是良史的基本品質之一，是曆代史傢自我反思和討論的重要問題，在官私史學中均有廣泛錶現，可以說貫穿於史傢考史、撰史、評史的各個環節，涉及到史學本身和曆史本體的諸多方麵。對此問題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史學的特質、發展機製和持續興盛的原因。

古代史傢大多將治史看作一件嚴肅而崇高的事業，因此，他們要求治史者對史學事業應勇於擔當並認真負責，這裏麵包含有史傢的使命感和責任心。晉董狐的不畏強權，“書法不隱”，記下“趙盾弑其君”，因而被孔子譽為“良史”；齊太史兄弟三人因寫下“崔杼弑其君”而被殺，而其弟和南史氏依然勇往直前，最終記載下瞭崔杼弑君的事實。董狐和齊太史是三代史官盡職盡責的典型代錶。

至孔子以私人身份擔當史官之責，便開啓瞭後世私傢治史的責任擔當。孔子生當春鞦末年亂世之中，為拯救世道人心，匡扶禮壞樂崩的衰世，而自覺擔當起史官的責任，修《春鞦》以救世。孔子修《春鞦》不但錶現瞭其修史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同時也錶徵瞭其史學責任感，這對後世史傢的史學責任之影響也是深遠的。其作為史傢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史學責任意識，均深深地影響瞭後世。至漢司馬談以太史令之職未能成史而自責，司馬遷便秉承其父誌及孔子修《春鞦》的精神，主動擔當，撰寫《史記》，留下瞭對曆史的“實錄”。此後，官私修史者都共同強化著治史的社會責任和史學責任，直至後來，史傢發齣“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強烈呼聲！

那麼，古代史傢治史責任是什麼？其責任意識錶現怎樣？這些責任意識的成因又有哪些？我們將分而論之。

一、古代史傢的治史責任

三代史官的設置以周代最為完備係統且分工明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各有其責。之後，史官職責範圍逐漸縮小，漸歸於紀事一種。但紀事的同時，又有對曆史的善惡評判。孔子修《春鞦》不但記載瞭春鞦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事實，而且貫穿著“微言大義”，其於紀事之中，以“義”為標準，評判曆史，“懲惡而勸善”。總體而言，古代史傢治史責任有二：記錄曆史、懲惡勸善，亦即承擔著史學責任和社會責任。

對於史官職責，元代鬍祗�y做過詳細說明，在《國史院廳壁記》中，他係統梳理自古以來史官的職責，認為史官職責範圍存在由寬到窄的變化，即由身兼數職到專主紀事。即使專主紀事，其紀事範圍也相當寬泛，天地自然、帝王百官、忠臣孝子、節婦義夫等，人間百般事項，“莫不詳悉隱顯，原究情僞而備書之。”他還進一步指齣，史官的職責除瞭紀事之外，他們還擔當著懲惡勸善的責任，“使善足為法，惡足為戒”。鬍祗�y史傢責任論淵源有自，隻不過他說得更加具體完備而已。北齊柳虯在《史官密書之弊疏》中指齣，作為史官責任有二：一是記事，二是監誡和教化。唐高祖在《修五代史詔》中，就明確瞭史官的責任：“史官記事，考論得失”，“懲惡勸善，貽鑒將來。”宋王欽若等所修《冊府元龜》，亦有“廣記備言，國史之職也；章往考來，《春鞦》之義也”的論述，同樣是強調記載曆史與評判曆史的統一。

關於史傢之責，唐代劉知幾認識頗有代錶性。他指齣，記載曆史、使善惡昭彰是史傢職責，而區分善惡、分彆品類、載入史冊、誡世示後，亦是劉知幾心目中的史傢之責。對不能盡責的史官，劉知幾給予瞭強烈譴責，同時他又積極歌頌高度負責的史官：“蓋烈士循名，壯夫重氣，寜為蘭摧玉摺，不為瓦礫長存……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

史傢之責，責任重大。南朝劉勰認為，史之任應“負海內之責”；清代錢大昕說，史之書乃“韆載之書”。足見史傢既要對海內天下負責，又要對韆鞦萬代負責，其責任重大不言而喻。史傢不應偏私於某人、某些人，不應隻麵嚮過去或現在，他應麵對所有的人，同時還要麵對未來。這樣的責任不僅重大，而且崇高。

麵對記事、懲勸等史傢的基本責任，古代史傢錶現齣瞭強烈的治史責任意識，其主要錶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留存曆史的主動擔當，二是撰寫信史的自覺追求。

二、留存曆史的主動擔當

留存曆史是史傢治史的第一步，也是後世官私修史者首要的工作。早期史官的職守，被孔子繼承並賦予瞭強烈的責任意識，在後世史學發展的過程中，史傢的責任意識被反復闡述和一再強化。我們可從三個方麵來考察古代史傢責任意識的錶現。

其一，從史傢自我言行來看，多數史傢都有很強的存史意識和修史訴求。

從孔子懼而作《春鞦》，到明末談遷�L�L著史，再到清代王鴻緒撰寫篇幅浩繁的《明史稿》，在中國史學史上，這種立意留存曆史的主動擔當精神及修史訴求不絕於書。

孔子有著強烈的存史責任意識，這不僅錶現在他對董狐“書法不隱”的高度贊揚，而且體現在他晚年編訂《春鞦》的行為中。編修《春鞦》這一舉動，標明瞭孔子以修史來整飭世道人心的強烈責任感，而《春鞦》一字褒貶的書法，又體現瞭孔子編修史書的認真態度。董仲舒和司馬遷對孔子修《春鞦》的責任感均深有體會和深入闡發。

作為太史令的司馬談，對存史也有著強烈的責任心。他臨死前將此遺誌托付其子司馬遷。司馬遷繼承父誌，最終完成瞭修史的崇高使命。《史記》一書的修撰，充分錶達瞭司馬氏父子修史的高度責任心、偉大使命感和為史學獻身的精神。東漢蔡邕著《漢記十意》、東晉常璩寫《華陽國誌》、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南宋李心傳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或唯恐曆史湮沒，或批評正史繁冗，或指責史書記載的殘缺，故起而重修曆史，使人物、製度彰顯於朝野。這樣的責任意識發展到後來，便齣現瞭國亡史存的重大責任理念。金滅亡後，元好問以“國亡史興，己所當為”的信念，欲自撰金史。作為軍事統帥的董文炳也說：“國可滅，史不可沒”，證明這種責任意識亦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明末清初，私傢修史者談遷和計六奇的強烈存史責任感，尤為感人。他們幾十年殫精竭慮，前者撰寫《國榷》，後者著成《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清修《明史》，官私史傢均錶現齣積極的責任擔當，在野的戴名世立誌纂修《明史》，而王鴻緒進呈的三百一十捲的《明史稿》，更是誌存明代曆史的強烈責任感之錶現。

其二，從史傢勸諫朝廷修史來看，建言修史彰顯瞭史傢的責任擔當精神。

史傢的修史言行標示著他們的責任擔當，特定時期他們建言朝廷修史，亦是史傢責任擔當的突齣錶現。他們雖然未必主動修史或參與修史，但他們對存史的責任感卻同樣強烈。東晉王導勸說晉元帝重視修史、唐初令狐德芬建議修撰前代史、唐崔�z認為不可讓過往之跡寂寞故建議朝廷纂修信史、北魏李彪上書高祖修當代史、劉秉忠建議修金史、王鄂進言忽必烈建立國史院、危素建議元順帝修遼金宋三朝史等等，都從建言勸諫朝廷修史方麵，突齣反映瞭史傢的責任擔當精神。他們不但對纂修前代曆史充滿瞭責任感，而且對當朝曆史的及時記存編修，也頗為關注。其中，不止是漢族政權中的史傢有這樣強烈的責任意識，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史傢也同樣積極建言進諫。以至於到瞭元朝史臣劉秉忠、王鄂，喊齣瞭“寜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的口號，成為後世史傢責任意識的象徵語。

其三，從史傢對治史責任的評說來看，不論是責評他人還是自責，都傳達齣史傢存史的擔當精神。

從對史傢治史能否盡責、是否盡責的批評中，亦可看齣古代史傢存史的主動擔當精神。這些批評既有對他人的評論，也有對自我的反思和自責，一般對不能盡責、沒有盡責者給予貶斥，自責者則錶現齣深深的內疚。

唐代韓愈任史官修撰，曾經有《答劉秀纔論史書》一文，他提齣“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說法，柳宗元對此提齣瞭嚴厲的批評，稱史官隻有盡職盡責，“孜孜不敢怠”，纔能使曆史記載“庶幾不墜”，進而明確申明瞭史官的責任。而史傢所錶達的未能盡責的慚愧，也從一個方麵說明瞭史傢責任意識之重。明代何瑭於《史職議》中錶達瞭自己作為史官不能盡責的歉疚，以及對史官不能記錄時事、留存曆史的深深憂慮；另一位史官張位，則在《史職疏》中對曆史不能被記載、修史無專責從而造成野史流傳等問題，錶達瞭深切的關注。

三、撰寫信史的自覺追求

信史是中國古代史書的最高境界，也是發揮其社會功用的基本前提。撰寫信史的自覺追求是史傢責任意識的突齣錶現。那麼，什麼是信史呢？

清代的毛奇齡和硃彝尊都強調，修成“信史”是史傢的責任。而“信史”的內涵或側重求真實錄，或強調公正無私，或二者兼具。如毛奇齡重在強調“核實”，即曆史的真實。硃彝尊則強調公正，不偏私，即曆史評判標準的公共性。總括而言，古代史傢所說的“信史”應具兩個基本的內涵：一是求真實錄；一是公正無私，隻不過人們在具體的談論中，會各有側重而已。

其一，求真實錄的治史取嚮

史學的求真仍需從孔子那裏尋找源頭。孔子曾稱贊董狐“書法不隱”，為“古之良史”，影響深遠。班固將司馬遷《史記》評價為實錄。自班固之後，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理念便深入人心，求真求實漸成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南朝劉勰強調史書貴“信史”，其信史之信，重在真實。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寫瞭《直書》和《麯筆》兩篇，較為係統地闡發瞭實錄精神，並第一次將史傢是否實錄與其品性密切聯係起來。北宋王欽若、歐陽修，南宋李燾、吳縝，明遺民王鴻緒等，均以直書不隱為標準，強調敘事的真實。清代乾嘉時期的求真精神則發展為實事求是的理念和態度。此外，古代史傢的求真精神還錶現在史傢堅守史官職責上。起居注是古代專記人君的言行動止，史官為瞭防止記載的失真，往往拒絕人君親覽，保持瞭曆史的真實。

信史必須真實、必須直書實錄的理念，一直延續至今。深諳中西史學的著名學者汪榮祖說：“往跡雖存，苟非實錄，則亦殆矣。故史之優劣，決之於信度之高低耳。”在他的心目中，信史的基本要求就是實錄。

其二，公正無私的評史信念

求真實錄之外，古代史傢還注重曆史評判的公正，而偏私導緻曆史評判的不公，故而被曆代史傢所痛斥。

東晉史傢袁宏，深恐曆史缺略錯謬，於是奮起操筆，撰寫《後漢紀》。唐代史傢李大師以南北朝雙方各自偏私，故而要重修南北諸史。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南宋史傢産生瞭強烈的衝擊，李燾對隱晦篡改事實、以私意變亂是非的修史現象極為憤慨，建議重修《徽宗實錄》，其私修《續資治通鑒長編》便是對曆史公正的追尋。遼道宗統治時期的耶律孟簡不但有存史的責任意識，而且極力強調信史的公正。

在古代史學史上，私人修史者齣於責任心而校正國史之失的現象比較普遍。明代的焦�f反對虛美隱惡，希望校正史官之失。黃省曾則對《實錄》所及偏私不公、敷衍塞責的史官痛加撻伐。清代錢謙益痛恨麯筆以欺天下的史傢，甚至大加詛咒：“麯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四、古代史傢責任意識的成因分析

與記事、懲勸等史傢的基本責任要求相一緻，古代史傢的責任意識錶現為留存曆史的主動擔當和撰寫信史的自覺追求，那麼，這些責任意識的形成原因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三：一是帝王的需求與支持，二是史傢對曆史重要性的認知，三是傳統士人憂患意識的轉化。

其一，帝王的需求與支持

古代帝王重視曆史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作為最高統治者，他們大都以史為政，治理國傢，發揮曆史資治的功能。史官、史館的設置是他們重史的突齣錶現，詔令修史也是史學史上的常有現象。所以，帝王的需求和支持是史傢責任意識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對此我們可以從帝王修史詔令中進行分析。

孔子修《春鞦》是個人對社會責任的主動擔當，司馬遷寫《史記》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自我行為。班固寫《漢書》是個人私撰到官修的一個過渡，反映瞭帝王對曆史越來越重視，故而東漢開始選擇人員東觀修史。漢末荀悅的《漢紀》則是皇帝直接命令的結果。此後，帝王與史學的關係日漸緊密，下詔修史成為曆代帝王的一項重要政治舉措。無論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還是漢族統治者所建立的政權，不論是一統時代的帝王，還是分裂割據時代的帝王，均錶現齣瞭強烈的修史責任感。至少從唐代開始，曆代帝王的修史詔書如齣一轍，均錶達瞭他們對修史的高度責任感和要求史臣盡職盡責修史的觀念，他們對史官提齣瞭責任要求，引領瞭史官的修史方嚮。

其二，史傢對曆史重要性的認知

古代史傢責任意識的形成，帝王的需求與支持固然重要，但要將責任內化為自我意識，還須自身對所職之事本身的重要性有理性的、清晰的認知。所以，史傢對曆史重要性的認知，是其責任意識形成的認識前提。古代史傢普遍認識到瞭曆史的重要性，其錶現有二：一是曆史功用之大，二是史權之重。

在中國古代，史傢普遍認為曆史的功能是經世緻用。經世緻用包括兩類具體作用，一是鑒戒，二是教化。因為對曆史功能的高度認識與關注，人們纔對治史這一活動不敢輕忽，史傢的責任感便由此産生。

古代史傢對於史權的認識非常深刻。宋代蘇轍說：“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製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到瞭清代的湯鵬則將史權置於天權、君權之上：“是故權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權掌生殺，君之權掌黜陟，史之權掌褒譏”，從理論上將史權抬至最高權力的地位。

正是基於曆史功用之大、史權之重，所以纔有龔自珍決絕的說法：“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氏之語，雖不免誇張，但由此而衍生齣瞭史傢責任意識甚至使命感，則是不爭的事實。

其三，傳統士人憂患意識的轉化

中國古代的士人，自誕生之日起，就具備瞭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儒學産生特彆是獨尊儒術之後，這種意識被一再提倡和強化。作為士人群體中的一類，史傢的憂患意識便轉化成瞭治史的責任意識，這是儒傢憂患意識在史學中的具體錶現。史傢的憂患意識，體現在三個方麵：對現實社會的擔憂，對史學的擔憂和對史官的擔憂。

從孔子修《春鞦》始，以史擔當並履行社會責任的理念和做法，便代代傳承。清代龔自珍則說：“智者受三韆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這是史傢對現實社會的關切與擔心。另外，史傢的憂患意識還錶現在對史學現狀的深切關懷上。唐代劉知幾身為史官，目睹瞭史館種種弊端，退而私撰《史通》，言行之間，都透示齣對史學的殷殷之情和高度負責的態度。古代史傢的憂患意識，還錶現為對史官這一職務的擔憂，相關的言說比比皆是，大而言之，一是擔憂史職之廢，二是擔憂史纔難覓。唐代魏徵、硃敬則、明代駱問禮等均強調瞭史官的重要性和人纔的缺乏，體現齣瞭對朝廷選拔史學人纔的強烈的責任感。這些憂患意識落實到具體修史上，便轉化成瞭史官的責任意識。

古代史傢的責任意識，既保障瞭曆史記載的連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瞭曆史記載的真實性，以及曆史評判的公正性。但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古代史傢的這些責任意識，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毀滅、篡改、歪麯曆史現象的發生。特彆是在評判曆史方麵，雖然明言追求公正，但時代的局限性決定瞭史傢不可能完全做到他們自己預設的目標和推崇的原則，而且這種目標和原則本身就可能對全麵反映曆史真實造成某種障蔽。盡管如此，海內天下、韆載萬世，史傢之責重大！古代史傢的強烈責任意識和天道史職所在不畏強禦勇於擔當的精神，對今天的史傢來說，應該仍然有一定的藉鑒意義。

作者陳嬌嬌，係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張鞦升，係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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