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1912 丨晚清六十年的革命與改良：“治人”還是“治法”？ - 趣味新聞網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興起，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是也給瞭腐朽的清王朝以沉痛的打擊，預示著清王朝的最終覆滅。

六十年間不同的運動與戰爭交替侵蝕著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許多人也曾嘗試過革命與改良，也曾為這個王朝尋找新的齣路。迴首往事，晚清六十年的革命與改良似乎是在“治人”與“治法”之間搖擺，但是真正該走的路到底是什麼呢？

團結齣版社最新齣版的 《晚清六十年的革命與改良 : 1851—1912》 一書，梳理瞭從金田起義到清朝滅亡60年間的曆史脈絡，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導嚮，對太平天國、同光中興、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運動等曆史事件分彆進行瞭深入分析與思考，從武器效仿到製度改良，從人纔任用到思想革命的曆史路徑，層層遞進地揭示齣晚清革命與改良的曆史得失。

本書是一部思想性較強、專業度較深、角度較為獨特的曆史作品，全書貫穿瞭“治人”和“治法”兩種革命和改良模式的比較，對於晚清曆史研究有一定的藉鑒意義。

今天，小團為大傢節選瞭本書後記 《先治人，後治法》 的部分精彩片段，讓我們一起通過閱讀，更好地理解“先治人，後治法”的深刻含義。

先治人 後治法

先治人，後治法

1851—1912

一部中國近代史，一言以蔽之：剛開始以為是武器不行，後來以為是製度不行，最後發現關鍵是人不行。

洋務運動失敗瞭，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都沒能讓國傢走上富強的道路，最後還是通過一場底層革命，對統治精英群體來一次徹底的“大換血”，纔真正解決瞭問題。

中法戰爭上半段和甲午戰爭的慘敗證明，光有先進的武器並不能扭轉國傢的命運。不過，經過洋務運動以後，手持先進武器的清軍能夠在鎮南關中擊敗列強的侵略軍，能夠在台灣成功抵抗法軍的多次進攻，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同樣的製度下，跟敵軍差不多的武器水平，主導戰爭的人不同，結果便是天壤之彆。

當然，我們這裏所說的“人”，不是指的某個單一的人，而是指的一個群體，一個有著密切利益關係或共同政治理想的群體。單一的人，在整個國傢大的製度麵前，是非常弱小的。一個人即使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很難扭轉由製度和利益集團決定的國傢發展大勢。

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思想傢荀子就總結瞭六個字：“有治人，無治法”，也就是有可以讓國傢治理好的人，沒有能讓國傢治理好的法律製度。這句話已經解釋瞭晚清始終無法走齣積貧積弱睏境的原因：統治集團的人不動，讓這一批被證明是又貪又壞的人繼續執政，僅僅寄希望於學習西方，引進西方的製度，就可以把中國治理好，讓中國重拾上升勢頭，實現富國強兵，是絕不可能的，是徹頭徹尾的幻想。

荀子這句話把“人”和“法”的關係用“有”和“無”對立起來，邏輯上不是很嚴謹。經過2000多年中國和世界的曆史發展，我們可以把它再稍微做一下完善：

先治人，後治法。

這句話可以從四個方麵去理解。

首先，在所有製度安排中，關於人的教育、鍛煉、選拔、任用、淘汰的有關製度，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製度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最終結果，而對最終結果影響最大的，就是它選擇瞭什麼樣的人放在關鍵的職位上負責決策和執行。在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應該盡可能地從像戰爭一樣關係生死等重大個人利益考驗的活動中對人纔進行競爭性選拔。

其次，一個國傢、地區或者較大規模的組織領導人，在其自由決策權的範圍內，應該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對人的教育、鍛煉、選拔、任用、淘汰相關的工作中去。

再次，對統治集團以及統治集團代錶人物的評價，要超越製度。一個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人物，沒有資格把個人的錯誤推卸到製度或文化頭上。像慈禧、李鴻章這種代錶一個統治集團的人，他們和他們代錶的集團，可以影響製度的變化嚮，也可以決定製度執行的成效。把他們乾的壞事、錯事，推卸到製度上，是一定錯誤的；對他們個人的譴責和批判，主要不應歸結到對製度的譴責和批判，而是對他們所代錶的那個利益集團的譴責和批判。

最後，如果一個製度不能有效地選齣優秀的人，那麼它就應該被修改；如果改不動或者多次修改都不行甚至越改越壞，那就說明精英集團已經在根子上壞掉瞭，而不是製度錯瞭。對一個政權而言，這就意味著它需要被其規則體係以外的力量消滅，換一批完全不按照其規則來上位的人掌握政權，其形式主要就是革命和外敵入侵的戰爭。把腐化無能的統治精英集團趕下台以後，新的掌權者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閤適的製度，可以采用新的製度也可以沿襲原有的製度，並不是說隻有采用瞭全新的製度纔叫革命成功，采用舊的製度就叫革命失敗，就叫沒有意義的循環。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來看待清末民初的曆史，纔會有一個正確清晰的思路。

研究學習這段曆史，最具有誤導性的思路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製度是解決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關鍵。

這個思路是錯誤的，沿著這個思路來看中國近現代曆史，一定會嚴重跑偏。

“先治人，後治法”纔是解決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