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2022年2月23日第14版 作者周曉虹 周曉虹：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往來 - 趣味新聞網

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2022年2月23日第14版，作者周曉虹，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曾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2008-2017）、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1-2016）、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2014-2016）、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2014-2020）。

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往來

文 | 周曉虹

來源 | 《中華讀書報》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上迴去北京參加商務印書館120周年慶典已經五年。那年我正好60歲，和商務印書館差瞭整整一個甲子的時間。

因為自小喜愛讀書，雖說在中學時代和下鄉的兩三年內要讀到一本好書非常睏難，常常是藉到手的書第二天就要歸還，但商務印書館的大名在心中卻一直神聖異常。後來，“文革”結束，考上瞭大學，尤其是1980年代在“文化熱”開啓的年代我又棄醫從文，接著考上瞭南開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買進的商務版圖書究竟有多少實在難以記清，但最初那些年“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基本上都是見一本買一本，說句笑話，和這傢大名鼎鼎的印書館的“商務性”往來十分頻繁。從最初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哲學史講演錄》《美學》，到後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墨菲和科瓦奇的《近代心理學曆史導引》、波林的《實驗心理學史》，再到最後塗爾乾的《自殺論》、托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不同學科的商務版圖書的買進，不但反映瞭這些學科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恢復繁盛的先後順序，也反映瞭我本人的學術興趣的演進過程：從一開始的哲學和美學，到中途的心理學，再到後來的社會學。

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精裝本係列）

對學者來說，買書隻是其個人生涯的奠基工程，類似於這些年火爆的房地産業的“三通一平”。究竟要買多少書纔能成為學者，自然因個人的天然稟賦和用功程度而異。於我而言，如果從1978年上大學常規購書開始，到1987年碩士畢業正式入職南京大學，大概用瞭10年左右的時間，不過如果從1984年發錶第一篇學術論文起算可能要更短一些。當然，雖說從1984年後我已經開始常規性地撰寫並發錶學術論文，也開始齣版著作和譯作，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是不敢往商務印書館這樣的齣版社投稿的，所以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性”往來要比“商務性”往來（購書）延後許多。

大概是2007年，用孔老夫子的話說此時的我已經邁入知天命的年紀，北京大學的高丙中教授要為商務印書館編輯一套人類學的譯著，我與李姚軍閤譯的美國人類學傢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有幸忝列其中。最早翻譯這本書時，我和李姚軍都在南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潘建國編輯來南開為“文化研究叢書”組稿，就選中瞭這本書和米德的另一本《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宋踐譯）。記得我先是翻譯瞭米德的《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河北人民齣版社1989年版），但後翻譯的《薩摩亞人的成年》齣版順利，不僅在交稿的第二年就順利由浙江人民齣版社齣版，而且次年就介紹到海峽對岸，由台北的桂冠圖書公司齣版瞭繁體字版。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人類學界都小有影響，1990年前後投身人類學甚至社會學科的人大多讀過這本著作。

周曉虹等譯《薩摩亞人的成年》（浙江人民齣版社版）

米德的這本著作是以1926年在美屬薩摩亞島上9個月的田野研究為基礎寫成的，那時她和後來寫齣瞭《菊與刀》的本尼迪剋特都師從人類學大師博厄斯，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在米德之前，美國心理學傢斯坦利・霍爾根據他對西方社會青年的研究，率先於1900年在兩捲本的《青春期》一書中提齣瞭著名的“青春期危機”的理論。霍爾從“個體發生概括瞭種係發生”的重演論的角度齣發，認為青春期象徵著人類的一個動蕩的過渡階段。青春期的齣現是一種“新的誕生”，意味著個人心理形態的突變和危機。沿著霍爾的思路，斯普蘭格把青春期譽之為“第二次誕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為“心理斷乳”。但是，種種發軔於心理學的青春期理論都在重復著同一個主題：即遺傳決定的生理因素引起瞭人的心理反應。因此，青春期的特徵具有生物學的普遍性。

在薩摩亞的9個月生活，使米德具備瞭依賴豐富的民族誌資料嚮先前的理論挑戰的勇氣。盡管她並未完全否認生物學因素對青春期的影響，但她指齣文化因素對發育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薩摩亞姑娘在青春期並不存在緊張、抗爭和過失的階段。鑒於他們隻有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因此不會為前途的選擇所睏擾；生活的意義是既定的，因此也不會對人生發齣痛苦的質疑；甚至在性的方麵他們也有著較大的自由，因此同樣不會有文明社會的一般年輕人都有的那種騷動和壓力。

薩摩亞之行是米德整個人生的裏程碑。自此之後，從東部的玻利尼西亞到西部的新幾內亞，太平洋地區形態殊異的原始文化牽動著她此後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留下的諸多民族誌研究，包括《薩摩亞人的成年》和前述《三個原始部落的性與氣質》，都被人們公認為是由人類學傢對社會心理學所作的嚴峻的挑戰，它使得社會行為解釋的後天論對先天論獲得瞭一次完勝。

周曉虹等譯《薩摩亞人的成年》（商務印書館版）

米德去世五年之後，她的著作受到瞭澳大利亞人類學傢弗裏德曼的批評。在《米德和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製造與幻滅》（1983）中，弗裏德曼對米德著作的真實性提齣瞭質疑。雖然就像我的同事、人類學傢範可教授為商務版《薩摩亞人的成年》撰寫的譯序所說的一樣，盡管米德的研究不乏“不盡如人意和值得商榷之處，但它所呈現的資料之真實性不容置疑”，但於我而言，米德的一生的發現和見解的意義還另有一層：那就是1970年在美國青年大造反運動剛剛退去之時，這位70歲的老人就代溝問題寫下的《文化與承諾》，後來影響到我的“文化反哺”概念的提齣，也因此再續瞭我與商務的非商務往來。

弗裏曼《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商務印書館版）

我提齣文化反哺概念時，剛剛譯完《文化與承諾》不久。1988年在傢中過春節，三年前強烈反對我穿西服的父親，拿齣一套新買的西服和一根領帶，讓我教他如何打領帶。聯想起三年前老人傢從補發的離休軍人服裝費中拿齣200元給我買衣物，但規定不準買西裝，到現在他自己穿西裝、打領帶，這一轉變確實令人驚訝。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最初十年裏，整個國傢陰霾盡掃、人心雀躍，加之國門打開、西風東漸，一係列新鮮事物齣現在越來越開放的社會當中。父親的轉變其實隻是原本刻闆保守的老一代人無數轉變中的一種，卻在我敏感的心頭醞釀齣充分的想象。經驗現實的變化，加上米德理論的啓發，很快促使我提齣瞭“文化反哺”這一頗具本土特色的概念，並寫成瞭最初那篇萬字長文。

感謝我們這個豐富多彩的時代。1992年後，整個社會因朝嚮市場的轉型發生瞭更加意想不到的變化，尤其是傢用計算機的普及和網絡時代的到來，開始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社會的代際關係，也使我們關於文化反哺的思考變得前所未有地緊迫起來。1998年，同樣和商務多有聯係的好友周憲教授在與同事討論計算機應用時無意中的一句“我兒子說……”，就像十年前父親讓我教他打領帶的事件一樣，猶如開閘之水洶湧奔騰，再一次激發瞭我的社會學想象力。我開始思考如何通過焦點組訪談來獲取經驗性資料，再對文化反哺做一番探究。在這一促動下，我完成瞭五大城市77戶人傢的訪談，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研究》上發錶瞭多篇論文，並撰成50萬字的著作《文化反哺――變遷社會的代際革命》，同時順利入選《國傢社會科學文庫》。

接下來，萬事俱備。我與商務印書館又一次發生瞭令人難忘的非商務往來：2015年《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一書由商務印書館齣版，並在不久之後又入選國傢社會科學外譯項目，2020年由英國老牌齣版商羅特裏奇齣版公司分上下兩冊齣版。更有意思的是，“文化反哺”概念在社會學界發酵的同時，也成為日常生活中討論青年文化的流行詞匯，並於2010年被選做浙江省高考作文試題，2016年又入選浙江省初中英語選讀課文。

《文化反哺》中英文版

大概是上述鋪陳做得順暢。這幾年，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往來日趨頻繁。2018年，受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卓越研究計劃委托，我主持開啓瞭“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項目，並與商務印書館簽訂瞭一係列相關書係的齣版協議：2019年我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陸遠獲首屆餘天休優秀博士論文奬的著作《傳承與斷裂：巨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傢》，作為“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書係的第一本著作齣版，一時間好評如潮。2021年，我和謝壽光共同編輯瞭15年的《中國研究》雜誌移至商務印書館，改由我和翟學偉教授主編，立誌繼續“讓中國研究聽到中國的聲音”；同年，在訪問海內外40位社會學傢的基礎上，由我主編的上下兩捲110萬字的《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傢的口述實錄（1979-2019）》一書也由商務齣版，《中國新聞周刊》發錶主編專訪，探照燈、鳳凰網、新京報等多傢媒體也將該書列入年度好書推薦榜單。

接下來，在不久的將來，“新中國工業建設口述史叢書”和包括《重建中國社會學》《弄潮三十年――30位下海知識分子口述史》在內的“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叢書”也將由商務印書館陸續推齣。看來，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往來不過剛剛開瞭個頭，而接下來的日子也因此而會變得充滿意義……